「希臘精神」的特點是「求健康」、「好學」、「創造」、「愛好人文」、「愛美」、「中庸」、「愛自由」。「中國精神」和「希臘精神」有得一比，但在「愛自由」方面特別欠缺。

　　「何謂希臘?何謂希臘人?」《希臘的遺產》([英]F·I·芬利主編，張強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開宗明義提這樣的問題。冒失地談論「希臘精神」之前，不如先請畢生研究希臘文化的羅念生先生說幾句，他的話更有體會：「希臘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高峰，是近代文明的源泉。近代的西方哲學、文學、藝術，以及民主政體，都是從希臘傳來的。」羅先生還提到，「希臘精神」的特點是「求健康」、「好學」、「創造」、「愛好人文」、「愛美」、「中庸」、「愛自由」。希臘人的「種種精神，還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特別是這最後一種愛自由的精神。」(《希臘漫話》，1941年)換句話說，羅先生認為：「中國精神」和「希臘精神」有得一比，但在「愛自由」方面特別欠缺。

　　雖然學者們認為希臘和中國的文化最為相像，都主張「人文主義」，但是兩者其實存在著巨大差異。前輩學者羅念生已經發現，中國人在追求「自由」的時候遠不如希臘人。這種差異導致了中西文化的分途，正需要認真探究。當我們被今年博大精深的雅典奧運會開幕式折服，並擔心四年後北京奧運會可能被這裡的兒戲導演們弄坍台的時候，最後的爭議，常常是歸結到中國和希臘的文化差異。那麼，「中國精神」和「希臘精神」的差異到底從何而起呢?

　　懷揣這類問題，《希臘的遺產》可以一讀。雖然本書沒有專門從「跨文化」的角度來比較希臘和中國，但是書中正面詮釋的「希臘精神」，可以幫助中國人理解自己。以「自由」為特徵的希臘文化到底是怎樣形成的?循此路徑，我們或許能找到中國文化的某些缺陷。本書主編芬利教授在「引論」裡作了提示：「城邦」是理解輝煌希臘的關鍵詞——

　　雅典、斯巴達、科林斯……，城邦不止是希臘文化得以展現的舞台。希臘文明給我們一個突出的印象：它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城市文明。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都是以城邦為單位籌劃的。他們的「天下」，就是「城邦」。在希臘語言文字傳統裡，「城邦」(Polis)是最重要的一個詞。希臘人最重視的「政治」(Politics)，來自這個詞。所謂「政治」，就是城邦事務，是城市市民自己的事情。後來英語和法語裡出現的「警察」(Police)一詞，先頭也是指那些管理「城市」的人。「城市，而非鄉村，是處理公務之地，是大部分宗教中心所在之地，是大型建築和雕塑坐落之地，是開展教育、軍事訓練以及各種形式的文化活動之地。」(第3頁)

　　

       希臘文化中，最輝煌的是哲學。談到希臘哲學中「形而上學的誕生」，另一位作者也把它歸結為「城邦」。他說：「希臘小城邦相對自治的政治生活在批判的、反思的思想成長中，或許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這與大帝國的『亞細亞式不確定的龐大』(葉芝語)形成鮮明的對照。」(第236頁)作者認為：自治的「小城邦」，給市民們一種秩序感，探究這個秩序，使得「形而上學」成為可能。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相信，只要把握住這個「形而上學」，希臘的城邦就能繁榮。相反，在亞細亞的「大帝國」，人們生活在一種「龐大」和「不確定」中，帝國的動亂和強權，臣民們無助並茫然，思想家便沒有信心去探究一種形而上的世界秩序，也就沒有希臘這樣的「形而上學」。這個解釋相當有趣，作者或許還想說：希臘哲學的嚴密邏輯，表現了希臘哲學家對城邦生活的負責精神。蘇格拉底挑戰市政當局的權威，質疑雅典市民的智力，發出哲學上無窮追問，與中國思想家逃不出暴君的廣大統治，只能用寄情「天下」、「宇宙」，用儒道佛思想來消解內心痛苦的逃避行為適成對照。

　　「城邦」，是社會文明的關鍵詞。近代西方的城市文化，源頭在希臘。曾幾何時，汪達爾、日爾曼等北方蠻族入侵，城市廣場被闢為牧場，議會大廳被改成教堂，文化陷入了漫長的「中世紀」。直到「文藝復興」開始後，歐洲文化才回歸城市，恢復雅典、羅馬遺址，到處佈置廊柱建築，近代城市生活方才洋洋大觀。比之於歐洲，中國的城市文化更是慘遭蠻族入侵，秦、漢、隋、唐，宋、元、明、清，總是文明較低的部族集團入主都城，踐踏前朝文化積累，重起文化爐灶。改朝換代的「革命」之後，萬事從頭來過。王朝的文化虛無主義，造成兩千多年間中國城市文化的週期性衰敗，更使得士大夫思想無所憑借。文人官宦，多數產自田隴山溝，初無「城邦理想」。詩酒高論，暢論「仁義道德」，常懷「天下之憂」，卻隨時會在城市生活的具體事務中丟棄起碼的「權利」和「自由」。這種大而無當的思想方法，正是本書作者指出的所謂「亞細亞式」的「龐大」和「不確定」。中國士大夫思想的基本形態，不是「城邦」，而是「鄉願」。

　　清末民初，上海、北京的學術界有「言必稱希臘」的風氣，後來被譏評為「崇洋媚外」，以後便偃旗息鼓。其實，那倒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走向城市，崇尚「自由」的時代。希臘城邦重視「市民身份」，強調「自由民」的主體地位和自治權利，無論如何是要肯定的。城市要有文化，市民要有空間。只有當市民階層獲得權力，能夠按照「理想國」的藍圖，遵循「政治學」的原則，自主建設城邦的時候，文化才可能有長足的發展。這是古今中外人類社會的通則，且不論是在「古代」、「中世紀」，還是在「現代」，抑或是在人云亦云的所謂「後現代」。讀《希臘的遺產》，生以上的感歎。掩卷之餘，當然要感謝作者、譯者和前輩學者，他們提供了一個雖然遙遠，卻能讓中國人收到迴響的「希臘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