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為什麼由扣押蔣介石，轉而又決定釋放蔣介石，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蔣介石後方才發現自己之幼稚、魯莽，因而悔悟?是急報父仇，為洗刷日本侵略東北的奇恥大辱?是純屬感情用事，一時之衝動?

　　張學良為什麼由扣押蔣介石，轉而又決定釋放蔣介石，說法甚多。現海外一種比較盛行的說法是：張學良開始扣押蔣介石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蔣介石後方才發現自己之幼稚、魯莽，因而悔悟。國內有的論著和回憶材料一般聲稱：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急報父仇，同時，為洗刷日本侵略東北而東北軍不抵抗的奇恥大辱;張學良同日本帝國主義有殺父之仇及失土之恨，扣押蔣介石和釋放蔣介石純屬感情用事，一時之衝動等等。事實上並非如此，茲就內幕問題作一探究。

　　其一，據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回憶，西安事變發生後，楊虎城曾找張學良商議釋放蔣介石的四項條件：一是蔣介石之「安內攘外政策」必須改變，至少以談話方式向全國公開聲明(當時考慮由南京政府正式發表聲明是辦不到的);二是改組國民黨政府為抗日聯合政府，應有行動表現;三是東北軍、17路軍的駐地和政治地位不變;四是紅軍問題，由以後組成的抗日聯合政府解決。這說明張學良、楊虎城二人此時在釋放蔣介石問題上態度是基本一致的。

　　其二，在西安與南京方面剛開始的談判中，宋子文提出蔣介石下令撤兵，蔣介石即回京，到京後再釋放愛國七君子。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堅持中央軍先撤走，愛國領袖先釋放。從這一天的談判來看，張學良與中國共產黨、楊虎城態度相同，是主張有條件釋放蔣介石的。

　　其三，張學良由有條件釋放蔣介石改變為無條件釋放蔣介石的主張是在1936年12月23日晚上。張學良為何由有條件釋放蔣介石而變為無條件釋放蔣介石?這主要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態度的轉變。因為張學良一向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及其背後的共產國際，他謀求打通蘇聯的通道，以中國共產黨、西北軍和東北軍三方面(指紅軍、西北軍和東北軍)的合作建立起一個穩固的抗戰基地。而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態度都大大出乎張學良的意料。張學良多次與中國共產黨接觸，認為失去蘇聯這座靠山，西北局面是難以支撐的。

　　就在張學良開始考慮釋放蔣介石問題時，中共中央23日晚上明確表示不同意公開宣佈「三位一體」的關係，只願保持第三者的身份。而且為維護第三者地位，中國共產黨暫不公開參加張學良預擬宣佈成立的西北軍政委員會。這是促使張學良不僅同意在沒有任何正式協定的情況下釋放蔣介石，而且決定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的致命一舉。

　　尤其是24日晚，張學良領周恩來見蔣介石，周恩來對蔣介石的態度令張學良吃驚，周恩來對蔣介石以「領袖」尊之，(當時少數極左派在會場外佈置警戒很有殺氣。周恩來冒著生命危險義正辭嚴地指出防止內戰，聯蔣抗日的重大意義)而且在對蔣介石的談話中，周恩來並不表達「三位一體」的態度，只是代表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的態度。

　　事實上，西安事變也確實教訓了蔣介石。蔣介石不得不正視歷史發展趨勢，擇善而從，談判結果，蔣介石對周恩來允諾：(一)停止剿共，聯共抗日;(二)由宋子文與宋美齡全權代表他與周恩來解決一切;(三)他回南京後，周恩來可直接去談判。這實際上表明了「三位一體」的消失，較量的雙方由南京方面對西北方面巧妙地演變為南京方面對陝北方面，即國民黨與共產黨，這更加堅定了張學良無條件釋放蔣介石的決心。

　　由於中國共產黨態度的改變，張學良才主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

　　上述史實證明，西安事變中，張學良開始主張是有條件釋放蔣介石的。後由於中國共產黨態度的改變，張學良才主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這樣說的根據何在呢?

　　我們在這裡不妨將張學良從12日事變爆發之初至20日雙方代表開始在西安進行談判之間的各種信函和電報，在「和」與「戰」及對蔣介石處置問題上的言論，做一概要的排列。這些公開或內部發表的重要言論，都是當時有關張學良思想行為的最真實的記錄。

　　12日，張學良在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報事變消息的電報中明確宣稱，他之決心與蔣介石破裂，純粹是因為蔣介石「反革命面目已畢現」，已沒有辦法與其理論，因而他從一開始就要求紅軍準備與他「共同行動」，同中央軍作戰。同日，張學良分別緻電孔祥熙、宋美齡及馮玉祥、程潛等，指責蔣介石「違反眾論，一意孤行，舉整個國家之人力財力，消耗於內戰」，「伏思中華民國，非一人之國家，萬不忍因一人而斷送整個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

　　13日下午5時，張學良對原西北剿匪總部全體職員訓話，嚴厲批評蔣介石對內鎮壓愛國運動，強調:「如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主張，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

　　14日晚8時，張學良與楊虎城在西安廣播電台發表公開談話，張學良一面嚴厲批評蔣介石的「誤國」，要求蔣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強硬地宣稱：「我們這次舉動，完全是為民請命，決非造成內亂。一切辦法，決諸公論，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張，個人生命，在所不計。若有不顧輿情，不納忠言，一味肆行強力壓迫者，即是全國之公敵。我們為保有國家民族一線生機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絕不屈服於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場上。」

　　15日，張學良分別緻電宋美齡、孔祥熙、閻錫山等，強調：「良等此舉，純為抗日，絕無造成內亂之意，並盡其所能，避免內戰。如中央不顧民意，肆行壓迫，則是中央自造內亂。」16日，張學良進一步在西安市民大會上講演，說明自己之所以下決心捉蔣，就是因為蔣介石如今已經與袁世凱、張宗昌沒有區別，「用口頭或書面的勸諫，是決不能改變的」。同時張學良電告馮玉祥：「良等此舉，對事而非對人，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為(所)樂為」。但抗日主張及行動未能實現以前，要送蔣回京，「勢難遵辦」。

　　17日，張學良與楊虎城聯名復電程潛等，強調「只求主張貫徹，決不稍為身謀」。至於釋放蔣介石，除非蔣介石承認西安方面政治主張，否則，「在抗日主張及行動未實現以前，尚難辦到。」

　　18日，張學良復電孔祥熙、何應欽等，提出：除非中央確有改變政策，積極領導抗日，否則「委座南歸，尚待商榷」。張學良甚至直接警告何應欽：「在此期間，最好避免軍事行動」。

　　19日，張學良致電蔣鼎文及孔祥熙等，對中央軍繼續進攻反應更加強烈，再度警告說：「弟等發動此種驚天大事，豈能視同兒戲。一條生命，早已置之度外。為自衛計，為保存抗日力量計，絕不憚起與周旋。」

　　20日，張學良、楊虎城聯合發表告東北軍和17路軍將士書，更是下破釜沉舟之決心，準備與南京開戰。西安事變的行動就是因為再也不能聽任那些「變相漢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領導人「欺騙」、「敷衍」才不得不武力制止之。任何人敢以武力壓迫，「使我們不得貫徹主張，那我們為掃除誤國誤民的分子，爭取民族的最後生存，當然要起而自衛，並且要粉碎這種惡勢力。」在以上所列各種電報和講話之中，顯然看不出張學良有任何退縮的表示。張學良十分清楚，要成功解決好這一重大的事變，至少需要三個條件：第一，紅軍、東北軍和17路軍結為軍事同盟;第二，蘇聯的同情與援助;第三，或者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張，或者得到眾多地方實力派的同情而拋棄蔣介石與南京的少數當權派。問題是，在上述三個致勝條件上，張學良佔了幾個條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