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以來，切·格瓦拉這個名字前面曾被西方和拉美報刊冠以"浪漫冒險家"、"紅色羅賓漢"、"共產主義的堂·吉訶德"、"拉丁美洲的加裡波的"等令人目眩的稱號。如今，在世界許多國家的街頭，你都可以看見穿有格瓦拉頭像T恤衫的男女青年，可以聽到頌揚格瓦拉的動人歌聲。

　　「我就是切·格瓦拉。」1967年10月8日，玻利維亞，格瓦拉對著準備俘虜他的敵人這樣說道。第二天，格瓦拉被玻利維亞政府軍執行槍決，身中九彈。隨後，格瓦拉犧牲的消息迅速傳遍整個世界。也許，他是20世紀最後一位革命聖人，同時堪比任何一位搖滾偶像。我們渴望像格瓦拉一樣摩托行天下，我們渴望盡量填充一絲理想主義，我們渴望自己的靈魂像白紙一樣，然後尋找生命的方向。可怕的是，我們永遠無法像格瓦拉這個男人一樣，精彩從容地抵達生命終點。所以，我們盲目地崇拜著這個男人，將他的形象圖騰在生活的每個細節和器物上，但更多時候將「成為切一樣的人」永遠暗藏在心裡。格瓦拉到底是誰?他是個怎樣的人?也許鮮有人知道，也無需太過關心。

　　當年最早的格瓦拉崇拜者也已經老去，但永遠39歲的格瓦拉40年來從未離開這個世界，他的身影不斷出現在T恤、挎包、煙盒、影像之上，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到他留下的身影，「切·格瓦拉」甚至成為一門有利可圖的產業。我們喜歡這個遙遠國度的男人，也許只是因為印有他頭像的T恤過於頻繁地在眼前晃過，只是因為有太多體育明星將他文在手臂上，只是因為電視上每一次集會抗議他都是「親歷」者，只是因為他免費代言了飲料、雪茄、伏特加……格瓦拉是革命者———我們中的大多數除了對他存有這個模糊的概念之外一無所知，我們更多的是喜歡格瓦拉在場的生活方式，喜歡將他作為劃分文藝青年、中產或者知識分子的標誌之一，對他的革命本質並不關心，我們只需要這個象徵符號，換言之我們可以很酷地穿著格瓦拉T恤，但同時並不需要他。

　　童年：華麗家族的哮喘男孩

　　切·格瓦拉，原名埃內斯托·格瓦拉，切是1953年他在危地馬拉得到的終生綽號，「喂!老兄!」的意思，從此「切」成為某種影響時代精神的代名詞。

　　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出生在阿根廷，父母都是名門望族之後。聲譽卓越的家族、大片的地產，但和許多故事一樣，格瓦拉在多年後成為本階級的背叛者，甚至摧毀者，而這都是因為那次有點輕率和要命的旅行。童年格瓦拉的最大陰影是從2歲起時常發作的哮喘，除了帝國主義，格瓦拉的一生都在與哮喘作鬥爭。

　　母親塞莉亞是對格瓦拉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母親對塑造格瓦拉的理想主義、勇敢和堅毅氣質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從格瓦拉與母親的數百封通信中，我們可以看到母子間的深厚情誼。無論是旅行還是遊擊戰，他寫給母親的信永遠是最多、最真摯的，「今天在想念您的時候，我有一陣想再依戀在您身邊的傷感。」

　　童年：華麗家族的哮喘男孩

　　切·格瓦拉，原名埃內斯托·格瓦拉，切是1953年他在危地馬拉得到的終生綽號，「喂!老兄!」的意思，從此「切」成為某種影響時代精神的代名詞。

　　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出生在阿根廷，父母都是名門望族之後。聲譽卓越的家族、大片的地產，但和許多故事一樣，格瓦拉在多年後成為本階級的背叛者，甚至摧毀者，而這都是因為那次有點輕率和要命的旅行。童年格瓦拉的最大陰影是從2歲起時常發作的哮喘，除了帝國主義，格瓦拉的一生都在與哮喘作鬥爭。

　　母親塞莉亞是對格瓦拉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母親對塑造格瓦拉的理想主義、勇敢和堅毅氣質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從格瓦拉與母親的數百封通信中，我們可以看到母子間的深厚情誼。無論是旅行還是遊擊戰，他寫給母親的信永遠是最多、最真摯的，「今天在想念您的時候，我有一陣想再依戀在您身邊的傷感。」

　　旅行：我的皮鞋沾染上了真正的塵土

　　感謝電影《摩托日記》，讓我們如此真切地看到了那個鮮活的切，那個時常為了惱人的哮喘而憂心忡忡的切。當凱魯亞克們為了性、毒品、背叛和所謂的自由漫無目的地橫貫北美大陸的時候，切·格瓦拉開著那輛1939年產的諾頓摩托車，沿著安第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於是瞭解到了什麼是苦難、壓迫和貧窮。為什麼要旅行?「我們為了旅行而旅行」，「隨興而為」，在為尋找旅行的理由時，格瓦拉略帶輕浮地解釋道。但在用8個多月完成第一次南美旅行重新回到阿根廷後，格瓦拉明白「我，已經不再是我」。這次旅行徹底改變了他，也改變了世界的某一部分。

　　這次旅行開始於1951年12月29日，當時還是醫學院學生的格瓦拉與好友藥劑師阿爾貝托騎著老爺摩托車上路了，他們圈定的路線是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終點是委內瑞拉。儘管旅行充滿著快樂並不乏各種艷遇，但他們也越來越體會到沉重的悲哀，摩托日記中起初略帶輕佻炫耀的記錄慢慢變成對世界的控訴，「我的皮鞋沾染上了真正的塵土。」1952年6月14日格瓦拉24歲生日，在秘魯利馬的麻風病院裡，格瓦拉在他的生日派對上這樣說道：「我們是一個統一的混血民族，從墨西哥到麥哲倫海峽，我們擁有太多的共性。正因為如此，我本人要拋棄所有狹隘的地域觀念，這杯酒，我要獻給秘魯和團結的拉丁美洲。」與其說是祝酒辭，毋寧說這是格瓦拉的革命宣言。

　　旅行結束於1952年9月，諾頓摩托車行駛了2000多公里後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報廢，之後的2000公里他用雙腳丈量。旅行最有意思的插曲是，格瓦拉和阿爾貝托在秘魯的麻風病院做了幾個月的義工，他們的行蹤由此被媒體披露，報紙的標題是《兩位阿根廷麻風病專家騎摩托車漫遊南美》。幾年後，格瓦拉的名字時常出現在世界各地報紙的頭版上。而如果沒有這次旅行，格瓦拉也許只能成為一個普通的醫生。

　　革命：一個人或者贏得勝利，或者死去

　　1955年7月8日，格瓦拉和卡斯特羅在墨西哥城首次相遇，與卡斯特羅的交往徹底改變了格瓦拉的命運。第一次見面，兩人就促膝長談10個小時，格瓦拉後來說，「我跟他聊了一整夜，到了清晨，我已經成了下一次武裝行動的軍醫了。」在格瓦拉的日記中，他還寫道，「結識卡斯特羅是件政治大事。他是古巴革命者，年輕、聰明、自信，而且膽略超人，我們彼此都有好感。」

　　1956年11月25日，經過長期的策劃後，卡斯特羅、格瓦拉和其他80名戰士擁擠在年久失修的「格拉瑪號」上，限員25人的小遊艇還未戰鬥就差點翻船。誰也不會想到，這82個魯莽的勇士最後改變了古巴和世界的進程，但革命直到1959年1月才成功。格瓦拉也徹底拋棄了醫生身份，走上戰士道路。

　　而當革命成功數年後，1965年3月，在與同志卡斯特羅進行了長達40小時的馬拉松會談後，格瓦拉離開了古巴。這次談話聊了什麼?格瓦拉究竟為何離開古巴?格瓦拉和卡斯特羅究竟怎麼了?這些都已經成為歷史之謎，這也是為什麼古巴至今未出版官方格瓦拉傳記的原因。1965年4月1日，切從古巴消失了，然後出現在非洲大陸。沒有卡斯特羅，他開始獨自上路。在最後的告別信中，格瓦拉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話，「在革命中，一個人或者贏得勝利，或者死去。」革命，勝利或者死亡，概括了切的一生。

　　離開古巴，格瓦拉繼續在剛果和玻利維亞戰鬥，直至生命最後一刻。格瓦拉的日記一直記到被捕的前一日———10月8日腿部受傷的格瓦拉被捕。可能是害怕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第二天格瓦拉就被處決了。格瓦拉的遺骸直到1997年才被挖出運回古巴，現安葬在聖克拉拉，以紀念他在聖克拉拉取得的古巴革命決定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