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經之爭是漢代始興的儒學內部的一場派系鬥爭。作為學術發展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學術流派之爭也是一種很正常的現象。耐人尋味的是，經今古文之爭卻是曠日持久，自漢代起一直波及到漢代末年。且其範圍也遠遠超出了學術論爭。

　　翻開《辭海》，「經」字的含義有：一是指歷來被尊崇為典範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記載一事一藝的專書;另外則是指舊時圖書目錄中的儒家經典部分。古老的經書內容深奧，主要靠經師的傳授得以流傳。經師們除了註釋文字、講解內容外，還常常根據自己的理解加以闡述和發揮，由於講授者對經書的理解各不相同，於是，便產生了以經書為研究對象的學問－－經學。

　　所謂今古文的「文」，是指記載經典所使用的文字。今文指的是漢代通行的隸書，古文則指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書。

　　秦初，秦始皇為箝制人們思想，實行愚民政策，大搞「焚書坑儒」。當時只有「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得以倖免。西漢時期，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將經過董仲舒改造過的儒家思想，作為官方認可的統治思想。政府還專設「經學」博士，負責講授儒家經典。至此，儒家思想被提升到「經」的地位。

　　可是，經過秦朝「焚書」的浩劫，儒家經典遭到毀滅性的破壞。西漢流行的儒學多無舊典文本，而是靠倖存的經師口授相傳，由從習經生們記錄下來。他們記錄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漢通行的隸書，屬當時代的「今文」，故而這類經書被稱之為今文經。

　　秦朝焚書之時，一些儒生冒死將一些儒學書籍藏在牆壁的夾層裡。這些經書到了漢代陸續被發現。漢武帝末年，魯恭王拆孔子舊宅以擴其宮室，在孔府舊宅的牆壁夾層中發現包括《尚書》在內的大批藏書。這些藏書都是用六國時代的蝌蚪文書寫的，所以稱為古文經。因為當時識先秦古文的人不多，所以這些古文典重新問世以後，主要藏與皇家圖書室，並沒有得到重視。

　　第一個為古文經吶喊的是劉歆。他在協助父親劉向校書期間，發現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傳》。劉歆認為《左傳》的價值遠遠超過今文經《公羊傳》和《谷梁傳》，因此他向朝廷建議將古文經正式列於學館，給以合法地位。但他的這一建議遭到今文經學博士的強烈反對，他們給劉歆扣上了「顛倒五經」、「變亂師法」的罪名。劉歆的建議最終未被採納，他本人也離開了首都長安。但中國歷史上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經學今古文之爭，則由此開始，劉歆也被稱為古文經學的奠基人。

劉歆

　　從表面來看，今古文之爭主要表現在文字及對經義的理解、解釋的不同。一般來講，解經時，今文學派注重闡述經文中的「微言大義」，而古文學派則注重文字訓詁;今文學派竭力把經書和神學迷信相聯繫，特別在西漢，今文經學家為迎合統治者的喜好，解經時喜歡摻雜當時流行的讖緯迷信。他們把經學和陰陽五行相附會，把經書說得神乎其神。古文學派雖然還未能完全擺脫神學迷信的羈絆，但卻反對講災異讖緯，注重實學。

　　西漢時期，今文經學盛行，當時各經(「五經」、「六經」)博士均由今文經學派把持。西漢末年平帝時期，曾設古文經博士，以與今文經博士對抗。王莽改制失敗後，東漢光武帝又廢古文經倡今文經，但古文經仍在民間有相當的影響。同時，隨著今文經學研究的日漸走向繁瑣，其影響也日益衰退。到東漢中葉以後，古文經學崛起發展，並壓倒今文經學。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堪稱大師級的古文經學家，如賈逵、馬融、許慎等人。許慎是賈逵的高足，他集畢生心血寫成《說問解字》，為古文經學的傳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值得一提的還有著名經學大師鄭玄，他本是馬融的高足，屬古文經學派。但他不拘泥於師說，也兼通今聞經，並善於吸收今文經學中的一些學說，從而使古文經學更加完善，也使得古文經學最終壓倒了今文經學。至此，從西漢末年開始的今古文經學之爭方始告一段落。漢代的今古文學派之間的鬥爭非常尖銳。從表面上看，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的區別在於文字。但從實質上看，它們之間的區別遠遠不止於文字。今文學派在漢代，特別是西漢時期，受政府支持，屬於官學。古文經則是「在野巨儒」的私學。古文經學也要想爭為官學，以期取得與今文經學相對等的地位，從而打破今文經學家壟斷學術乃至政治舞台的局面，這自然為今文經學家所不容。在這裡，今古文經學之爭實際上已遠遠超過了正常的學術之爭的範圍，而成為政治統治在經學領域的延伸。

　　東漢以後，今古文經學之爭隨著學術風氣和政治形勢的變化時起時伏。東漢至唐，基本上是古文經佔據優勢,宋代則以懷疑而著稱的「宋學」興起。宋學一反古文經學的訓詁、傳注傳統，主張直接從經文中尋求義理。這一時期，正統的古文經學告衰，明代，經學進一步衰落。清代前期，古文經學復興，至乾隆、嘉慶年間，隨著乾嘉學派的出現而達到全盛時期。嘉慶、道光年間，古文經學進入尾聲，今文經學卻又興起。魏源、龔自珍及康有為等人主張變法，他們吸取了漢代今文經學派主張改制的思想，極力提倡今文經學。隨著清王朝的覆滅，長達兩千多年的今古文學派之爭也隨之消亡。

　　今古文經學都對中國哲學思想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因經今文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社會哲學、政治哲學以明，因經古文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文字學、考古學以立，因宋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形而上學、倫理學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