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閭蘅是張學良五弟張學森的女兒，全國政協委員，在香港經商。由於張學良的子女都不在身邊，1967年以後，張閭蘅與妹妹張閭芝便成了張學良最親密的家人。直到2001年張學良在夏威夷去世，張閭衡一直陪伴在他身邊，見證了這位傳奇將軍的後半生。

　　2010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張閭蘅在北京接受本刊採訪。「他是一個喜劇人物，卻活在悲劇裡面」，在張閭蘅眼裡，大伯張學良性格活潑，但一生坎坷，在沒有自由的日子裡以苦為樂。

　　他們宛如生活在「鳥籠」中

　　大伯是張家的長子，與我父親為同父異母的兄弟，但年齡懸殊甚大。大伯帶兵打仗時，我父親還是一個嬉戲打鬧的頑童。我的奶奶是東北張作霖的五夫人——壽夫人，壽夫人本名壽懿，是清朝黑龍江將軍壽山的女兒。

　　我們一家原先住在天津，1948年才搬到台灣，我當時才8歲，不明白為何搬到台灣。更讓我沒有想到的是，搬到台灣後，我們一家成為大伯、大媽最為親近的人。

　　我第一次將大伯、大媽的模樣凝刻在記憶中，是我上高中時，隔著大玻璃窗看清了大伯的模樣：個頭不太高，有些發福，頭髮灰白，幾乎掉光了。我怎麼也想像不出當年「英俊少帥」的樣子。

　　高中畢業後，我到美國留學。1965年回台北省親，在家裡再次見到了大伯、大媽。聽家人說，大伯、大媽從幽禁的新竹搬到台北了，在北投復興崗建房，到台北市區時總會來家裡坐坐，每星期起碼有三到五次。與過去在新竹山區的幽禁生活相比，大伯、大媽這時稍許自由些了。他們家裡沒有別的親人，除了一位跟隨他們同生死共患難的、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的吳媽，其餘「服侍」的人，都是派來的看守特務。

　　每次到我家來，他們總要弄出很大的「動靜」。一群時刻跟隨的特務先進家裡轉一圈，看沒有陌生人後，便在門外警戒，有時甚至坐在屋裡，面無表情地聽我們家人聊天。

　　大伯的自由活動區域只有200米，且只限於白天，黃昏以後便不能走出屋門。負責監視大伯的劉乙光有規定：執行內部警戒任務的特務，白天須站在張學良住房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則移至寢室窗外和門口;外圍憲兵白天在遠處站崗，夜晚則移到特務們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在特務的警戒範圍外，憲兵連的士兵們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個包圍圈。

　　大伯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被人監視的生活，他很坦然，依舊與我們家人大擺「龍門陣」，聊到高興時，笑聲朗朗。或者拉我們一同去下館子，邊吃邊聊。我就是從那時起，才真正認識了我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與大伯的感情，也是在這段時間的交往中，在聽他的講述中慢慢建立起來的。

　　大伯的言語不失機敏活潑，有一次他請客，席上有好幾位中年太太，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期間有人說：「大爺，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飯，您多幸福呀。」大伯馬上笑著回答：「嗯，你們都是美女，那醜人都到哪裡去了?」在場的人都笑得不亦樂乎。

　　囚禁在新竹山中的張學良在室內聽收音機。這台收音機當時在台灣算是「奢侈品」，也是張學良唯一可使用乾電池的「家用電器」。宋美齡送收音機時，專門交代要配上幾節電池。有了收音機，在大山中的張學良得以瞭解世界的變化

　　大媽話不多，眼神中總有一絲淡淡憂鬱。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內心的感受。大媽是位虔誠的基督徒，我們聊天時她如果插進來，就是宣傳她的基督教。有時大伯也不耐煩地打斷她:「行了，我們在聊天呢!」但大媽是絕對的賢妻，對大伯的飲食起居照顧得非常好，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他們大都與奶奶、媽媽交談，我在旁邊聽著，大伯會不時看著我，眼神裡充滿了親情與關愛。大伯、大媽身邊沒有別的親人，他們的子女均遠在美國，只能靠書信來往。張閭琳是大伯大媽唯一的兒子，1930年11月28日出生於天津。1940年由大媽安排，送往美國舊金山大伯好友伊雅格和埃娜夫婦代為撫養。1956年，張閭琳第一次到台灣，去高雄探望仍被囚禁中的父母親，但是他只會說英語不會說漢語，與大伯之間的交流很不方便。

　　正因為我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寂寞與思念，我們想為他做點事，我與妹妹閭芝的生活都改變了。妹妹先是成了大伯、大媽的大「管家」，而後提前「退休」，陪伴他們。

　　我第一次將大伯、大媽的模樣凝刻在記憶中，是我上高中時，隔著大玻璃窗看清了大伯的模樣：個頭不太高，有些發福，頭髮灰白，幾乎掉光了。我怎麼也想像不出當年「英俊少帥」的樣子。

　　高中畢業後，我到美國留學。1965年回台北省親，在家裡再次見到了大伯、大媽。聽家人說，大伯、大媽從幽禁的新竹搬到台北了，在北投復興崗建房，到台北市區時總會來家裡坐坐，每星期起碼有三到五次。與過去在新竹山區的幽禁生活相比，大伯、大媽這時稍許自由些了。他們家裡沒有別的親人，除了一位跟隨他們同生死共患難的、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的吳媽，其餘「服侍」的人，都是派來的看守特務。

　　每次到我家來，他們總要弄出很大的「動靜」。一群時刻跟隨的特務先進家裡轉一圈，看沒有陌生人後，便在門外警戒，有時甚至坐在屋裡，面無表情地聽我們家人聊天。

　　大伯的自由活動區域只有200米，且只限於白天，黃昏以後便不能走出屋門。負責監視大伯的劉乙光有規定：執行內部警戒任務的特務，白天須站在張學良住房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則移至寢室窗外和門口;外圍憲兵白天在遠處站崗，夜晚則移到特務們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在特務的警戒範圍外，憲兵連的士兵們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個包圍圈。

　　大伯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被人監視的生活，他很坦然，依舊與我們家人大擺「龍門陣」，聊到高興時，笑聲朗朗。或者拉我們一同去下館子，邊吃邊聊。我就是從那時起，才真正認識了我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與大伯的感情，也是在這段時間的交往中，在聽他的講述中慢慢建立起來的。

　　大伯的言語不失機敏活潑，有一次他請客，席上有好幾位中年太太，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期間有人說：「大爺，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飯，您多幸福呀。」大伯馬上笑著回答：「嗯，你們都是美女，那醜人都到哪裡去了?」在場的人都笑得不亦樂乎。

　　囚禁在新竹山中的張學良在室內聽收音機。這台收音機當時在台灣算是「奢侈品」，也是張學良唯一可使用乾電池的「家用電器」。宋美齡送收音機時，專門交代要配上幾節電池。有了收音機，在大山中的張學良得以瞭解世界的變化

　　大媽話不多，眼神中總有一絲淡淡憂鬱。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內心的感受。大媽是位虔誠的基督徒，我們聊天時她如果插進來，就是宣傳她的基督教。有時大伯也不耐煩地打斷她:「行了，我們在聊天呢!」但大媽是絕對的賢妻，對大伯的飲食起居照顧得非常好，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他們大都與奶奶、媽媽交談，我在旁邊聽著，大伯會不時看著我，眼神裡充滿了親情與關愛。大伯、大媽身邊沒有別的親人，他們的子女均遠在美國，只能靠書信來往。張閭琳是大伯大媽唯一的兒子，1930年11月28日出生於天津。1940年由大媽安排，送往美國舊金山大伯好友伊雅格和埃娜夫婦代為撫養。1956年，張閭琳第一次到台灣，去高雄探望仍被囚禁中的父母親，但是他只會說英語不會說漢語，與大伯之間的交流很不方便。

　　正因為我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寂寞與思念，我們想為他做點事，我與妹妹閭芝的生活都改變了。妹妹先是成了大伯、大媽的大「管家」，而後提前「退休」，陪伴他們。

　　與內地互通信息

　　1967年，我畢業後回到台灣，有更多的機會和大伯接觸了。我們在台灣的親人，大大小小好幾十口人，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熱鬧。

　　從大伯平時的言談中，我能感受到他對家人、家鄉、國家、民族的摯愛，談起這些話題時，他興奮不已、神采飛揚，有時說著說著，黯然神殤，音落神凝。他喜歡講述東北的往事，大伯的講述喚醒了我童年時在天津饞吃冰花的記憶。海峽那邊是我們的老家!我忽然想回老家看看，回祖國去看看。

　　一方面因為好奇，一方面也想替大伯來看看，1979年，我從香港乘火車去了廣州。這是我1948年離開天津後，第一次返回內地。我在廣州東方賓館住了2天，回到香港後，急不可待地飛往台灣，想把內地的見聞告訴大伯。還沒等我開口，大伯悄悄先問了一句：「你回大陸了?」嚇了我一跳!我進內地沒告訴任何人，大伯怎麼會知道呢?後來大伯告訴我，當局對進出內地的人是密切「關注」的，那些「跟班」已知情況，要大伯找我核實。大伯告訴他們，要問你們自己去問!但除了大伯，始終也沒人找過我，他們知道問也白問。

　　此後，我多次往返大陸，大伯說過的一些地方，我都會去看看、聽聽。張家幾十年來沒有人去老家給爺爺張作霖上墳燒香。大伯囑咐我給爺爺上墳，老是說，你有機會就到這個地方去一下，到那個人那去一下……我按大伯的意思去做，無形中變成大伯與他部屬之間的「聯絡員」，也成為自1936年西安事變之後，尤其是1949年海峽兩岸隔絕之後，大伯與祖國內地可以互通信息的唯一渠道。

　　新竹冬日的山中濕冷襲人，趙一荻裹著厚厚的冬衣，在陽光下編織毛衣

　　1982年，我在北京見到了楊虎城之子楊拯民，他時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熱情款待了我，介紹我認識一些大伯的熟人，我也告之大伯的情況。回台灣後，我向大伯轉達了他們的問候。大伯很高興!他悄悄告訴我：再回內地，可以找兩個人，一位是呂正操;一位是萬毅。這兩位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1984年6月，我從香港來北京洽談商務，在楊拯民的介紹下，特意登門探望了呂正操。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我心裡就油然而生一種親切感:這個人怎麼那麼像我大伯!我也按東北人習俗，像在家裡喊大伯一樣喊他「大爺」。得知大伯近況後，呂正操十分高興，在我回港前夕，特意托我給大伯帶去一副健身球和上好的新茶，表達祝福和掛念之情。

　　見到萬毅時更感人，他兩眼其實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他就拉著我的手，我知道他更是想傳遞對大伯的感情。回到台灣後，我把會面情況仔細匯報給大伯，看得出他聽了很難過，但他一直努力壓抑著自己的感情。1987年初，我再次來京，帶來了大伯贈給呂正操的詩一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是摘引陶淵明《飲酒》詩中的句子。呂正操也從陶淵明的《讀山海經》「精衛銜微木」篇中摘出幾句，略加改動，集成一詩回贈給大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設在昔心，良辰知可待」。末句將原詩「良辰詎可待」的「詎」改成「知」，他希望大伯振奮精神。

　　闊別54年後的見面

　　我有一種使命感來安排呂正操與張學良在美國的會面。不管他與部下隔了多少年，也要讓他們能在有生之年見上一面。

　　199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達半個多世紀的大伯和大媽，終於離開台灣去美國探親。5月23日，呂正操及隨員多人，飛往美國看望張學良。

　　1991年5月29日上午，他們在紐約相會。在曼哈頓公園大道的一棟公寓裡，在分離了整整54年後，兩個耄耋老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見面那天，我陪著呂正操乘電梯，電梯門一開，我嚇了一跳，平時很少穿得那麼正式的大伯，那天西裝筆挺站在門口迎接他們。呂正操仍按以前的習慣喊大伯為「老校長」。大伯和呂正操是同鄉，在東北講武堂時也是呂正操的老師。在東北軍時，呂正操曾在大伯身邊和屬下工作了10餘年。

　　見面的日子是呂正操選的，之前我還奇怪，為什麼呂正操一定要選在那天?待兩人見面後我才明白，他說，校長，到今天我跟你隔了54年5個月零4天沒有見。呂正操從北京帶來一整套大伯愛聽的《中國京劇大全》錄音帶和大陸著名京劇演員李維康、耿其昌夫婦新錄製的京劇帶;當年新采制的碧螺春茶葉;還有一幀國內畫家袁熙坤先生為張學良將軍趕畫的肖像，以及一幅由啟功先生手書的賀幛，書錄的是大伯的一首小詩：「不怕死，不愛錢，丈夫絕不受人憐。頂天立地男兒漢，磊落光明度餘年。」

　　呂正操與張學良曠世重逢

　　兩個老人談了很長時間，大伯最想知道呂老是如何打遊擊戰，如何打日本人的。

　　6月4日下午，大伯和呂正操又相約詳談一下。我陪同他們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李道豫大使的別墅做客。大伯給呂正操帶去了一包台灣產的鳳梨酥。交談中，大伯表示，願為祖國的和平統一盡點力量。他說：「我雖然90多歲了，但是天假之年，還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我很願意盡力。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願意為中國出力。」

　　2009年10月20日，106歲的呂正操去世了，我從國外趕來參加了呂老的追悼會。我心裡很難受，雖然我與呂老遠隔重洋，但經常與呂老聯繫。呂老也十分掛念張家，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

　　「他這一輩子，很多事情都沒踩到點上」

　　1994年，大伯、大媽到夏威夷定居。大媽年輕時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葉，而大伯在40多歲時患了嚴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視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將全靠手感，一耳全聾，一耳微有聽力。多年來，大媽就是大伯的眼和耳，但大媽一大聲說話，就喘不過氣來，非常辛苦，兩人以輪椅代步，相依度日。

　　大伯在夏威夷的生活非常有規律，早上起床後，第一件事是聽服侍他的人念報紙，因為聽力差，讀報的人需要大聲念。接下來就是出去兜風，回來吃飯，之後就是午睡時間，醒來再出去兜風;晚飯之後，大約七、八點鐘，他準時上床。

　　呂正操與張學良曠世重逢

　　兩個老人談了很長時間，大伯最想知道呂老是如何打遊擊戰，如何打日本人的。

　　6月4日下午，大伯和呂正操又相約詳談一下。我陪同他們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李道豫大使的別墅做客。大伯給呂正操帶去了一包台灣產的鳳梨酥。交談中，大伯表示，願為祖國的和平統一盡點力量。他說：「我雖然90多歲了，但是天假之年，還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我很願意盡力。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願意為中國出力。」

　　2009年10月20日，106歲的呂正操去世了，我從國外趕來參加了呂老的追悼會。我心裡很難受，雖然我與呂老遠隔重洋，但經常與呂老聯繫。呂老也十分掛念張家，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

　　「他這一輩子，很多事情都沒踩到點上」

　　1994年，大伯、大媽到夏威夷定居。大媽年輕時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葉，而大伯在40多歲時患了嚴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視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將全靠手感，一耳全聾，一耳微有聽力。多年來，大媽就是大伯的眼和耳，但大媽一大聲說話，就喘不過氣來，非常辛苦，兩人以輪椅代步，相依度日。

　　大伯在夏威夷的生活非常有規律，早上起床後，第一件事是聽服侍他的人念報紙，因為聽力差，讀報的人需要大聲念。接下來就是出去兜風，回來吃飯，之後就是午睡時間，醒來再出去兜風;晚飯之後，大約七、八點鐘，他準時上床。

　　大伯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應該是到了夏威夷的時候。以前在台灣，總有一雙眼睛盯著他。我們請他出去吃飯啊、陪他聊天啊，每次出來都有人看著，一般是兩輛車，一人開車，另外一人坐在後排一言不發，後面還有一輛車緊跟著。直到大伯到了夏威夷，這雙眼睛就沒有了，可以我行我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氣氛不一樣了，一切都過去了。

　　大伯喜歡種蘭花，滿屋子的蘭花。他最愛的是「中國蘭」，在台北有一個溫室花房專門養「中國蘭」，其中有些非常昂貴，而且不是每株都能開花，主要是欣賞葉子的形態。有一次，我逗他，「您種了一屋子不能吃的韭菜，也不開花。」大伯回答說：「你真是俗不可耐，只知道吃。」大伯喜歡唱京劇，喜歡看明史和聖經，喜歡吃水果，一天吃好幾斤，而飯菜則喜歡吃清淡的，很少吃肉。他喜歡熱鬧，喜歡朋友多，喜歡打麻將……就是喜歡熱鬧。一個喜歡「撒野」的人給關在籠子裡，是什麼感受?

　　我只有一次見過大伯流眼淚。那是大媽去世了，大伯跟我輕聲說：「前幾天，她(趙一荻)還好好的，怎麼說死就死了呢!你看前幾天，我才跟她開玩笑：『你走了，我就找一個女朋友去』，她就跟我說：『我做鬼也不放過你!』」

　　他說著淚就默默地流下來了。大伯和我們常人不一樣。他是做大事的人，能做到「天塌下來當被子蓋」。但大媽去世的時候，他很難過，我扶他去做禮拜，他拉著我的手，手都是抖著的。

　　大媽去世一年後，2001年，大伯的人生也畫上了句號。在大伯最後的日子裡，我每日陪伴在側，大伯雖然身體不適，但依然能講笑話，思維敏捷。他離開得十分安詳。大伯對生活隨遇而安，即使病情反覆，也從不抱怨。他一生從來不麻煩別人，每一個服侍過他的人，沒有一個不稱讚他是一位又聽話、又合作、又可愛的老人家。

　　張學良、趙一荻合葬於夏威夷

　　大伯臨終時沒有囑托，他性格豁達，不拘小節，也不怕死，可以說是瀟灑地離開人間。在許多人的眼中，大伯是風雲人物，的確，他的一生始終被人「前呼後擁」著：早年是他眾多的部下，晚年是各種訪客與媒體，在台灣則是一大群甩都甩不掉的「跟班」……

　　西安事變後，大伯被「蔣家政權」囚禁五十多年，他對蔣介石的感情很複雜，但是至死都沒有抱怨過。對蔣介石，我只聽大伯說過一句：「你爺爺是一個有雄才沒大略的人，蔣介石是一個有大略沒雄才的人。」

　　關於西安事變，大部份史實都已公開了。為了營救蔣介石，蔣夫人當時答應了一些條件，但事後蔣介石沒有遵守承諾，蔣夫人為此深感內疚。正因如此，蔣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到與楊虎城將軍一樣的下場。

　　有人說，1985年12月25日，大伯85歲看大陸拍的《西安事變》時，因心情激動沒看完就走了。其實，因為患有青光眼，他看《西安事變》基本上是靠聽的。看完後他說，那個張學良好像和我不像啊。大伯沒有激動，也沒有評價。關於大伯的電視劇什麼的也很多，我們也看，但是覺得寫跑了，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大伯確實是一輩子不過生日，他的生日和爺爺的祭日是同一天。所以，他一直不過生日，但是在1990年，政府為其辦了宴，其他的時間他一直不過生日的。

　　大伯是一個有愛心的人。他愛中國、愛同胞，期望國家早日實現統一。他曾不止一次對我說，要在適當的時候回東北老家去看看，主要是看看親友，說這事與政治無關，因為他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脫離政治。他希望人們不要把他回去探親掃墓的事同政治連在一起。

　　大伯走了，他是帶著遺憾走的!他這一輩子，很多事情都沒踩到點上——少年時想學醫救人卻從了軍;東北淪陷後想親往前線打仗，卻未能走上抗日戰場;晚年想回東北看看，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故土，卻因諸般因素，終始未能回大陸一趟。

　　當他想回大陸時，政治環境不允許;等環境允許了，又因為大媽的病情回不去(他們一直相依為命，不可能撇下大媽一個人回大陸);當我一切都安排好，他可以移居香港時，卻又因病去世了。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