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15年還在美國留學的胡適，那時作為一名熱血青年，自然對日本人的強盜行徑表示憤慨。不過在談到袁世凱政府的對日交涉時，他卻讚許說：「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

　　到1915 年4 月底，為了壓迫袁世凱政府接受條件，日本悍然在山東、奉天等地增兵，製造緊張空氣。無奈之下，袁世凱政府於5 月1 日提出一項最後修正案，然而日本方面的答覆卻令袁世凱大出意外。5 月7日下午3 時，日本突然向袁政府提出最後通牒，威脅其必須於5 月9 日午後6 時前做出令日方滿意的答覆。在通牒中，日本人先是喋喋不休地對中國政府進行了一番指責，最後便話鋒一轉盛氣凌人地宣稱：「帝國政府因鑒於中國政府如此之態度，雖深惜幾再無繼續協商之餘地，然終眷眷於維持極東和平之局面，務冀圓滿結束此交涉，以避時局之糾紛。於忍無可忍之中，更酌量鄰邦政府之情意，將帝國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號各項，除關於福建省互換公文一事業經兩國政府代表協定外，其他五項可承認與此次交涉脫離，日後另行協商。因此中國政府亦應諒帝國政府之誼，將其他各項，即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之各項，及至第五項關於福建省公文互換文件，照四月廿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記載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應諾。帝國政府茲再重行勸告，期望中國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後六時為止，為滿足之答覆，如到期不受到滿足之答覆，則帝國政府將執認為必要之手段，合併聲明……」

　　接到日本人的最後通牒後，袁世凱真是又氣又怒，立即於下午5 時召集幾乎所有在北京的政府大員緊急磋商。對於這樣的奇恥大辱，各位大員自然紛紛表示憤慨。然而一談到對策卻又啞口無言，除了頗有血性的陸軍總長段祺瑞要求拚死一搏外，幾乎所有與會者都主張委曲求全，保持目前難得的和平局面。5 月8 日上午10 點和下午1 點，袁世凱又分別召集兩次中央政府會議商討對策。令袁世凱灰心絕望的是，就在這天中午，他長期以來最信賴的兩位老外朋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和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相繼趕來中南海。不過他們可不是來為老朋友打氣的，反而異口同聲地奉勸袁世凱接受日本人的條件，不要再討價還價。眼看原本還寄有一絲希望的友邦也這樣不仗義，袁世凱終於徹底絕望了。於是在當天晚上8 點召開的最後一次全體協商會議上，發生了民國有史以來最為悲情的一幕。

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

　　作為當天會議的參與者，時任外交次長的曹汝霖後來在回憶錄中詳細記述了當時的場面：

　　總統召集各機關首長、參議院議長、府院秘書長、陸軍次長、外交次長等開全體大會，討論日本最後通牒，應否接受。外交總長陸子興尚未到，以電話催請，雲與英使朱爾典會晤，等候三十分鐘後，陸氏才到，報告與朱使特別會晤情形……

　　總統聽了陸外長報告，遂慎重發言，謂朱使之言亦為中國前途著想。日本此次提出之覺書，附了第五項各條，真是亡國條件。今外部歷時四月，開會卅餘次，盡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輕，廿一條中議決者不滿十條，且堅拒開議第五項，外部當局，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已能盡其責任，使日本最後通牒中，已將第五項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後通牒之答覆，只有「諾」與「否」兩字，我受國民付託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從事，願聽諸君之意見。

　　段總長即表示反對，謂這樣遷就，何能立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總統說，段總長之說自是正辦，然亦應審度情勢，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項不撤回，我亦與段總長同一意見。現在既已撤回，議決各條，雖有損利益，尚不是亡國條件;只望大家記住此次承認是屈於最後通牒，認為奇恥大辱，從此各盡各職，力圖自強，此後或可有為，如朱使所言。若事過輒忘，不事振作，朝鮮殷鑒不遠，我固責無旁貸，諸君亦與有責也。

　　段總長猶持異議，謂民國肇興，即承認此案，倘各國傚尤，如可應付?總統又就大勢剖析說明，我豈願意屈辱承認，環顧彼此國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兩國力量之比較，您應該最明白。段亦無言，遂宣告散會。

　　散會後，曹汝霖便和時任外交部參事的顧維鈞連夜起草回復日方的照會，最終定稿後由陸徵祥率領同僚親自送交日本公使館日置益手中，此時已是深夜11 點。曹汝霖回憶起自己當年的心情時說：「是時余心感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其實作為一國元首的袁世凱，心情何嘗不是糟糕到了極點呢?據記載，就在當天臨散會之前，他語氣沉痛地表示：「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故權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後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重新整理，預定計畫，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顯然，對於此次日本人帶給中華民國以及他本人的奇恥大辱，袁世凱是無法釋懷的。

　　1915 年5 月25 日，中日兩國正式簽署「二十一條」。消息傳出後，日本國內舉國歡慶，首相大隈重信率領全體閣僚入宮向天皇道賀，而生活在中國的日本僑民則公然舉行遊行慶賀，「大日本帝國萬歲」之聲不絕於耳。而就在日本人的歡呼聲中，袁世凱則向各省文武長官下達了一道密諭，告誡他們不要忘記5 月9 日這個奇恥大辱的日子，其中一些措辭至今讀來依然令人動容：「立國今日，非自強無以圖存，而強弱之分，悉由人事!……彼為刀俎，我為魚肉，實逼處此，岌岌可危，厝火積薪，早成險象。……疾首痛心，憤慚交集。往者已矣，來日方長。日本既有極大政略，謀定已久，此後但本進行，斷無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訓，我豈可以弱昧自居，甘為亡韓之續?處此競爭世界，公理強權，勢相對峙，人有強權之可逞，我無公理之可言，長此終古，何以為國?經此次交涉解決之後，凡百職司，痛定思痛，應如何劌心神，力圖振作?儻仍復悠忽，事過輒忘，恐大禍轉瞬即至，天幸未可屢邀，神州陸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國捨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緩須臾，不至親見滅亡，顧此林林之眾，齒少於予者，決不能免，而子孫更無論矣!」

　　對於袁世凱被迫簽訂「二十一條」這一事件，後世的評價也是眾說紛紜。按照以往史學界的觀點，袁世凱此舉簡直就是賣國求榮，有的甚至指責他之所以簽約是為了取得日本人對其復辟帝制的支持。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較早時期的中國社會各界人士對袁世凱此舉的評價似乎頗令我們意外。例如1915 年還在美國留學的胡適，那時作為一名熱血青年，自然對日本人的強盜行徑表示憤慨。不過在談到袁世凱政府的對日交涉時，他卻讚許說：「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民國初期的著名記者陶菊隱也曾為袁世凱辯白說：「外界傳說他與日本人訂立『二十一條』另有密約，實在是沒有這回事情。」

　　至於就實際的結果而言，「二十一條」的確也沒有給日本人帶來預期的利益。因為經過雙方討價還價之後所簽的條約實際上只有「十二條」，而即便是已經簽訂的條款，後來也大多被袁世凱設法破壞掉了。與此同時，由於中國民眾的憤怒抗議，日本不僅在經濟上遭到重大損失，國際上也受到了美國和英、俄等國的壓力。關於這一點，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的評價或許不無道理：「日本雖然費盡心機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後來也只落得個雷聲大、雨點小的收場，為天下笑。」而在日本方面，短暫的興奮過後，他們的一些高層政治人物也懊惱地發現：「大隈內閣向中國要求『二十一條』，惹中國人全體之怨恨，而日本卻無實在利益。」當然無論從其內容還是對中國人民族尊嚴的傷害而言，「二十一條」都堪稱近代史上中國外交的奇恥大辱。作為當時的國家元首，袁世凱無論有過怎樣的抗爭，也只能落得個無奈與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