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將蜀漢大將魏延描述成一個心懷篡逆的不義之徒，最後還是中諸葛亮之計死於馬岱刀下——歷史自然不是如此。近幾年來，關於為魏延這位蜀國名將翻案的評論越來越多，各種觀點莫衷一是。這些拔高魏延、貶低諸葛亮的分析和評論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因為魏延確實是有勇有謀的大將，諸葛亮在北伐後期確實沒有重用魏延，這都是事實。那麼，諸葛亮是不是始終不重用魏延?諸葛亮是不是心胸狹窄，嫉賢妒能，還是另有原因?我認為：現有的分析和評論都是未得要領的;因為在諸葛亮與魏延關係中，魏延是一直受到諸葛亮的器重的;至於諸葛亮沒有採用「子午谷奇謀」和在對身後人事的安排中冷落有勇有謀但是又孤傲的魏延，不是沒有原因的，是一個政治家為國家穩定而被迫作出的無奈的選擇。本文特對此進行一些分析。

　　魏延確實是有勇有謀的大將

　　據《三國誌·蜀書·魏延傳》的記載：建安十六年(211年)，劉備應劉璋之邀，入蜀進擊張魯，魏延以部曲投奔劉備。之後，他隨劉備入蜀，因為驍勇善戰，多有戰功，所以被提拔為牙門將軍，深受劉備信任。

　　劉備進位漢中王，政治軍事中心將要遷到成都，這時候，需要一位獨當一面的大將鎮守軍事重鎮——漢中(今陝西漢中)，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必定是張飛，張飛也以為必定是自己。劉備卻拔魏延為都督，總督漢中，封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時一軍「盡驚」。

　　為什麼「盡驚」?因為漢中作為蜀國的前進基地、魏蜀兩軍的緩衝地帶，它的戰略地位太重要了。佔據漢中進可北爭關隴，退能南蔽巴蜀。這一點，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楊洪這樣對諸葛亮說：「漢中則益中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蜀將黃權也說：「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3]清人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裡表達得更為詳盡：「漢中府北瞰關中，南蔽巴蜀，東達襄鄧，西控秦隴，形勢最重。」

　　劉備將漢中交給當時名氣並不大的魏延。為提高魏延的聲望，劉備大會群臣，問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雲何?」魏延回答說：「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5]劉備非常稱讚，眾人都認為他的回答很有氣勢。

諸葛亮

　　魏延鎮守漢中的時期，正是蜀漢政權岌岌可危之時。建安二十四年(208年)下半年，劉備的荊州三郡被孫權奪去，關羽也被東吳殺害。劉備怒不可遏，在稱帝后不久，就傾全國力量東征孫權，結果在夷陵之戰中被陸遜擊敗。這一敗，導致剛剛建立的蜀漢政權內部引起騷動和反叛，曹魏隨時有可能進攻漢中。漢中是蜀漢的重要屏障，正是由於魏延治軍有方，守衛得當，才使得曹魏不敢窺視漢中。

　　在魏延「皆實兵諸圍以御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6]的苦苦經營下，漢中成為一個強大的、可以獨立作戰的前進基地。漢中一旦陷落，蜀漢必將不保。在魏延死後，王平等人在漢中沿用魏延的鎮守方針，成功地擊退過曹魏軍的進攻。而蔣琬放棄漢中，南撤到涪縣後，造成的最大問題就是蜀漢面對前線的突發事件反應時間大大增加。再以後是姜維雖然不斷出擊，也是因為基地太遠，糧草供應困難，所以難有成效。

　　在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魏延曾經進獻過「子午谷奇謀」：當時魏國派駐邊防的安西將軍夏侯楙乃曹操女婿，「怯而無謀」，因著與魏文帝曹丕的關係才獲得這荷守一方重鎮的職位。魏延看準此一機緣，遂請求諸葛亮分撥給他一萬軍隊出子午谷，直接攻取長安;諸葛亮自領兵出祁山攻雍州，這樣「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7]許多人認為，魏延的計畫雖然冒險，但成功的可能極大;蜀漢面臨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即使不能一舉統一中國，至少有望將雍州併入蜀地。考慮到後來蜀漢滅於魏國之手，乃是由於魏國大將鄧艾採取了相似的「奇險」戰略，諸葛亮對魏延提議的否決，尤其讓同情魏延的人們深感遺憾。

　　在分析諸葛亮與魏延關係的時候，有一點是許多論者都不應該忽略的，那就是：倘若沒有關羽失荊州，沒有劉備夷陵慘敗，讓蜀漢元氣大傷，那麼蜀漢「興復漢室」的北伐就應該是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所規劃的開疆拓土的兩路出擊，而不是後來諸葛亮因為實力不足只能穩紮穩打，逐步推進的方略;如果是大刀闊斧的進攻，像魏延這樣有勇有謀的大將是能夠發揮出特長也可以建立更為輝煌的業績的。可惜，歷史沒有給魏延這樣的機會。在諸葛亮不得不「穩妥」進行的北伐中，有勇有謀的魏延確實有難以施展能力的困惑。

　　諸葛亮在北伐期間對魏延是器重的

　　諸葛亮加入劉備集團後，一直是坐鎮後方，負責糧草供應，因此與在前方作戰的魏延並無關係。直到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率軍進駐漢中，才與魏延有了真實的接觸。認真說起來，諸葛亮並沒有對魏延有看法，也沒有棄之不用;恰恰相反，他對魏延是很器重的。

　　《三國誌·蜀書·魏延傳》記載：「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建興八年(230年)，在諸葛亮的第三次北伐中，魏延受命率偏師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魏延在陽溪大戰。魏延大破郭淮、費瑤等，於是被提拔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等等。可見魏延的官職在蜀國還是很高的，而且都是「開府治事」後的諸葛亮親手提拔的。

　　南鄭侯，這是蜀漢侯爵中的最高級別，相當於縣侯，系東漢侯爵制度中的最高級別。魏延受封之時正是諸葛亮當政時期;雖說諸葛亮不會根據私人好惡來代替國家用人政策，但也可據此初步斷定諸葛亮對魏延還是器重的。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三郡叛魏」，形勢大好。曹魏舉國震驚，忙派兵抵禦。諸葛亮沒有採納「論者皆言」以魏延、吳壹去據守蜀漢咽喉之地——街亭「為宜」，卻「違眾拔謖」，即讓「言過其實，不可大用」[8]的馬謖統領諸軍與魏國名將張郃交戰，自己也不親臨前線指揮，結果遭致街亭大敗，使蜀漢失去了唯一的大好時機。

　　這次北伐沒有重用魏延，說不上是有意冷落。諸葛亮確實是看錯了人，所以他才「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9]他不但承擔了失敗的責任，而且把自己的錯誤公開宣露，以便接受大家的監督，記取教訓。

　　關於魏延進獻「子午谷奇謀」之事，因為沒有歷史實踐，說它成功或失敗均都是分析，所以不宜誇大它的作用。魏延在當時的職務中，有一條便是「丞相司馬」。從兩漢以來的官制可以知道，「司馬」是專管軍事的。魏延身為丞相司馬，相當於諸葛亮北伐軍的總參謀長，或者說就是諸葛亮的「軍師」。參謀提出一條建議，是很正常的事，而身為主帥的諸葛亮也完全有權力通過或否決魏延的建議。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絕不可能因此影響諸葛亮與魏延二人的關係，更不可能形成所謂諸葛亮與魏延之間的矛盾，此後也有諸葛亮派魏延單獨領兵之事就是證明。

　　尤其需要說明的是：「子午谷奇謀」的記載出於《魏略》，與本傳記載不同。由於《魏略》關於蜀漢事務的相關記載多與本傳不合，甚至被裴松之批評為「妄說」、「敵國傳聞之言」等，因此子午谷計本身的真實性令人懷疑。即使確有此事，諸葛亮也不會採納「子午谷奇謀」這樣的計策，因為它太「懸危」[10]。諸葛亮的北伐，實際上也猶如劉備征東吳一樣，是傾全國之力進行的，所以不能冒險。冒險成功了則罷，一旦不成功就會導致國家的嚴重危機。所以，諸葛亮北伐的戰爭指導思想，主要是圖謀穩當地在隴右建立基地，穩紮穩打，逐步推進。從蜀漢的實際國力、包括軍力而言，對諸葛亮的北伐步驟，不能不認為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平心而論，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謀」，實在是過低估計了子午谷道路的艱難和強大的魏國軍事力量。歷史本來是不能假設的，這裡不妨作一假設：諸葛亮採納了「子午谷奇謀」，魏延率奇兵從子午谷直奔長安。子午谷道路崎嶇，遇雨還泥濘，魏延軍不能按預期趕到(建興八年，魏使張郃率軍由子午谷攻蜀，就因「大雨道絕」[11]，不能前進，張郃軍只得退還);勉強走出子午谷時，長安的魏國守軍已布好防守之陣;諸葛亮的大軍也不能按期到達(幾次北伐都推動不走就是證明)。此時的魏延及其大軍，便只能懊悔輕率出征了;蜀國遭此重創，也再不可能組織像樣的北伐了。

　　諸葛亮臨終時「拋棄」魏延自有原因

　　諸葛亮對魏延應該說是器重的，但也確有冷落的時候，尤其是在他臨終時，對魏延的冷落終於導致了魏延與楊儀的爭鬥及其敗亡。

　　諸葛亮在臨終之前的退軍安排中，確實冷落了魏延。史書是這樣記載的：「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使自發。」[12]這次戰略性的會議魏延沒有參加，不少替魏延喊冤的人拿出這件事來作為諸葛亮不信任魏延的證據。然而，諸葛亮這樣做是有他的道理的。

　　諸葛亮為何要讓楊儀而不是魏延在他死後統領三軍?這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諸葛亮的北伐戰略意圖與魏延有差異。

　　諸葛亮的北伐，許多人只看到了他的「興復漢室」之志和為此「鞠躬盡瘁」的努力，這是很不全面的。陳壽在撰寫諸葛亮本傳後就評論說：「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盪宇內。」[13]這是用史家慣用的曲筆之法，委婉地道出了諸葛亮的戰略意圖——即北伐戰略是包括兩個層次的：高層次的戰略意圖即掃滅魏國，興復漢室，這個通常為世人所關注;另一個戰略意圖則是低層次的，即在敵眾我寡，無法興復漢室的情況下，起碼要做到擴大蜀漢版土，震動魏國，使其不能對蜀漢用兵。對這個低層次的目標，卻往往被人忽略了。

　　諸葛亮在上《出師表》準備北伐時，是抱著統一天下，「興復漢室」的雄心壯志的。可是，諸葛亮雖決意北伐，然而當時魏、蜀兩國實力對比實在是眾寡懸殊。在當時的魏、蜀、吳三國中，蜀國是最小的國家;全國13州，蜀漢僅有一州;全國人口770萬，蜀漢不到100萬。諸葛亮以僅佔全國約十分之一的人力和物力，欲完成統一全國的理想抱負，實在是難以成功的。第一次北伐，形勢看似大好，結果卻是失利，這讓諸葛亮的心態發生了變化。此後，他雖然一如既往地堅持北伐，但是，已經發出了「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14]的感歎，這與《出師表》中「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15]的堅定信念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他的北伐戰略雖然始終放在關中一線，卻是從涼州繞一大圈的穩步推進，不再採取大的戰略行動。這實際上無疑於宣佈，「興復漢室」只是一個遙遠的理想罷了。

　　對諸葛亮關於北伐戰略這樣深層次的思考以及戰略重心的調整，魏延顯然是不理解的。作為軍人，魏延是優秀的，但他是戰術家而不是戰略家。魏、蜀兩國實力對比眾寡懸殊的事實使諸葛亮在北伐時十分謹慎，因為蜀漢經不起折騰;而魏延卻經常「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諸葛亮不同意，魏延就「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16]雖然這只不過是發發牢騷，並不影響他與諸葛亮的關係;但是，諸葛亮卻明白魏延是很不願意放棄北伐的高層次戰略意圖的。所以，諸葛亮不可能讓魏延在他死後統領三軍。

　　其次，魏延與楊儀的矛盾讓諸葛亮「二選一」時只能選楊棄魏。

　　諸葛亮臨終時，魏延是蜀漢最高級別的武將，作戰勇猛，富有謀略且深得士卒愛戴。魏延是個標準的武人，本領大脾氣架子也大，為人驕橫，史書說他「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17]大家看在他是蜀漢第一大將的份上，都讓他幾分;可偏偏有個同樣心高氣傲的傢伙不買他的賬，這人就是「七郡上士」楊儀。楊儀是個文官，手上一兵一卒都沒有，更沒有過人的武藝，但他「長於規畫分部，籌度糧谷」，能保證北伐大軍足糧足兵，是蜀漢後勤第一人。誰都知道糧草器械對作戰的重要性，所以楊儀仗著自己的功績能力，是諸葛亮以下唯一敢對魏延說不的人。兩個懷才傲世，心胸狹窄的奇才在一起共事，結果自然是水火不容，事事針鋒相對了。

　　魏延和楊儀之間交惡到什麼程度呢?史書如此記載：「值軍師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坐其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18]可見二人仇隙之深，已經無法化解。魏延和楊儀的交惡甚至還傳出了蜀漢。「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19]

　　魏延和楊儀二人對諸葛亮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所以他對兩人的態度是百般容忍，還繼續委以重任。在當時異常團結的蜀國軍政當局來說，有這兩個異類，是很無奈的事。

　　由於以上原因，諸葛亮在臨終之前召開關於退軍安排會議時，必然面臨在魏延與楊儀之間「二選一」的難題。魏延和楊儀都有本事，同時都難以和同僚較好地合作。不過楊儀會遵照諸葛亮的調度撤軍;而如果遺命給魏延，他一定會抗命繼續和魏國交戰。由於蜀軍長期以諸葛亮為核心，在這個時候和魏軍決戰，在戰略上是相當愚蠢的行為。所以諸葛亮明智地選擇楊儀指揮這次行動而「拋棄」了魏延。事實證明楊儀也確實不辱使命。至於這次會議沒有讓魏延參加，應該說是諸葛亮的無奈：倘若魏延聽說諸葛亮將全權托付楊儀，說不定會出於不滿而當場翻臉，這正是諸葛亮最不願意看到的;更何況魏延的前軍正和魏軍對峙，也不便請他前來。所以，諸葛亮的這次安排也是出於全局考慮，並不是對魏延不信任。

　　事實證明，諸葛亮對魏延的判斷是非常正確的。史書記載，魏延得知諸葛亮死訊後，關心的不是退軍而是繼續北伐。他對費禕說：「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雲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20]不久，魏延即起兵與楊儀作戰，最後軍敗身亡。魏延最後的敗死有很大的必然性。他雖然智勇雙全，但缺乏大局觀念，而且性情高傲，經常以勢凌人;因為他與楊儀的私仇，忘記了敵軍大軍壓境的危險，更忘記了諸葛亮新逝、整個蜀漢的悲痛之情。在這時發動與楊儀的爭鬥，就會在無形之中將自己推上軍心和民心的對立面，也就無疑將自己推上了死路。

　　所以，諸葛亮與魏延關係需要客觀評價：諸葛亮對魏延是器重的，是在諸葛亮的戰略框架下讓他充分發揮了作用的;而之所以沒有採用所謂的「子午谷奇謀」和在臨終時「拋棄」魏延，也是有原因的。嚴格說起來，諸葛亮確實不能將他身後的蜀漢軍國大權交給魏延;儘管他有勇有謀又資歷老，然而他自身要命的缺點，使其難以堪當統帥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