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北大讀過預科，於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的將軍，晚年在台灣出書時，居然其書名有嚴重的常識性錯誤，這不能不說是黃埔和北大以及台灣出版界的集體悲哀。

　　這位將軍叫孫元良，曾任國民黨第二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兼二十九軍軍長、重慶警備司令、第十六兵團總司令等職。國民黨大陸兵敗後，他去了台灣。晚年著有《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回憶錄》一書，由台北世界出版社出版發行。

　　只要上過中學的人都會看出來，這本書的書名存在嚴重的常識性錯誤。因為「光年」是長度單位，指光在真空中行走一年的距離，光年一般是用來量度很大的距離，如太陽系跟另一恆星的距離。光年不是時間的單位。而「一瞬」是時間單位，指一眨眼的工夫，形容極短的時間。很顯然，作者孫元良錯把光年當成時間單位了。台北世界出版社呢，居然也沒看出來這個錯誤，將錯就錯以致貽笑大方了。

　　李敖在電視節目《李敖有話說》中罵孫元良時，曾展示過此書。但學問大如李敖者，也沒發現這本書的書名錯誤。否則，以李敖的秉性，會以此為話題，將孫元良接著再嘲諷一通的。

　　孫元良原籍浙江紹興，1904年生於四川成都華陽。孫元良的家庭背景很不錯，父親孫廷榮，曾任清廷知縣。叔父孫震，曾任第二十二集團軍司令官、國民軍第五綏靖區司令官等職。孫元良的兒子孫仲祥，又名秦漢，台灣電影明星，其知名度遠在父親之上。

　　孫元良出身黃埔，系「天子門生」，有「飛將軍」之稱。這個雅號可不是褒義的，又名「長腿將軍」、「逃跑將軍」。

　　早在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孫元良就曾是戰場上可恥的逃兵。當時，蔣介石的嫡系第1軍第1師和程潛的第3軍攻打江西的孫傳芳。第1軍貪功冒進，貿然攻打南昌。僥倖得手後不思鞏固戰果，反而大肆尋歡作樂。結果孫傳芳部連夜反擊時，第1師師長王柏齡正在窯姐的床上，黨代表繆斌也臨陣脫逃。結果第1師一敗塗地，南昌得而復失，王柏齡和繆斌遁逃避禍。

　　孫元良時任第1師第1團團長，當時負責駐守牛行車站。戰鬥甫一打響，由於缺乏警戒，孫元良驚慌失措之中率先逃跑。部隊群龍無首，尚未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已經紛紛作鳥獸散，致使戰略要地失守，南昌門戶洞開。事後，孫元良團被程潛派駐奉新，向東警戒，掩護主力部隊集結，但孫卻拒不執行命令，一聞敵訊，便繼續西撤。

　　蔣介石氣急敗壞，馬上趕到奉新前線，立即召集第1師訓話，聲色俱厲，殺氣騰騰：「這次打仗，第1團團長孫元良沒有得到命令便退卻，應照革命軍的連坐法來槍斃。這次失敗，是我們革命軍最不榮譽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恥辱的一頁，倘使第1師不退下來的時候，我們的戰事，一定不會失敗;所以孫團長沒有命令擅自退了下來，一定要按法槍斃。我們第1師，從前是最光榮最有名譽的軍隊;現在被孫團長個人毀壞，難道我們還能容忍這種敗類，不槍斃他嗎?」

　　第二天清晨，蔣介石又召集朱培德之第6軍及孫元良團再次訓話，重申了對孫元良的懲罰決定：「我們革命軍的歷史，是很光榮很名譽的。現在打下了南昌，又退回來，都是因為第1師第1團團長孫元良，沒有命令，怕死退下來了，所以有這一次的失敗。孫團長犯我們革命軍的連坐法，我要把他槍斃。你們各位官長士兵，可曉得軍法是不容情的，若是犯了連坐法，無論哪一個，都要依法槍斃的。」

　　自從「中山艦事件」後，共產黨員被迫退出第1軍，結果本是精銳的第1軍思想迅速下滑、軍紀敗壞，戰鬥力大不如前。蔣介石痛定思痛，頒布了嚴酷的《革命軍連坐法》，整頓軍紀。孫元良正好撞到槍口上，大家都以為他死定了。

　　很快，孫元良消失了。不料，1928年，孫元良突然重新出現在大家面前，氣宇軒昂，面有得色。他不僅躲過此劫，而且還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鍍了一層金。歸國後，即任國民政府警衛第1旅炮兵團團長。到了1931年，已升任警衛第1師第1旅旅長。

　　原來，在薛岳、劉峙等人的勸說下，怒氣平息後的蔣介石考慮到黃埔一期生本來人數就有限，歷次戰鬥中戰死者、共產黨拉去者甚眾。如今在軍中能挑大樑的人已是寥若晨星，彌足珍貴。於是，他法外施恩，網開一面，孫元良因禍得福。

　　1932年淞滬戰役發生後，時任國民黨軍隊第八師259旅少將旅長孫元良率軍堅守上海寶山廟行鎮11天，和友軍一起夾擊日軍，讓日軍受到空前挫敗。當時國際輿論評價此役為「國民黨軍第一次擊敗日軍的戰役」，孫元良因此役擢升為第88師師長。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月，日軍在上海虹口、楊樹浦一帶集結重兵，妄圖「三個月滅亡中國」。8月11日，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率第87師、第88師到上海楊樹浦及虹口以北佈防。8月13日，日本海軍陸戰隊首先由虹口向天通庵車站至橫濱路段開槍挑釁，並派出一支部隊向寶山路、八字橋、天通庵路進攻，被孫元良率領的第88師擊退。此後，孫元良率領88師官兵在上海閘北一帶堅守陣地長達一個半月之久，粉碎了日軍「三月亡華」的圖謀。

　　為了掩護國民黨主力部隊轉移，孫元良又下令88師524團第一營的400多名官兵，固守四行倉庫陣地，並親手將「死守上海最後陣地」的命令交給謝晉元團長，然後自己撤退。面對10倍之眾的日軍，四行倉庫官兵奮勇抵抗，最後全部退入租界，解除武裝，關進集中營。但是通過新聞媒體的廣泛報道，全國士氣為之振奮，世界為之關注。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八百壯士」。而撤退了的孫元良卻因「八百壯士」之功再被升為國民革命軍第72軍軍長，仍兼任88師師長。

　　抗日戰爭中，孫元良在國難當頭之際，貪財好色，不僅將國防工事費貪入自己的腰包，還令人髮指的強行佔有了上海學生慰問團的漂亮女學生，其惡劣行徑，遭到了其他正直的國民黨軍官的鄙夷和不齒。時任第88師軍械處主任兼南京通訊處主任的葛天回憶道：「(1937年)10月上旬我到上海，那天正好遇到上海學生代表在四行倉庫88師師部慰勞，這時孫元良看到一個女學生代表眉清目秀，就以花言巧語要該女生單獨在師部多玩一下，企圖強姦。這個情況被該師副師長馮聖法知道後，曾前往勸解無效。這時我到師部，馮要我再去一勸。我照馮意對孫勸說後，他竟說：『英雄總是和美人聯繫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歡美人，尤其是我們在上海作戰有功，做這一點小事沒有什麼。』」

　　「在八一三戰事發生後，上海人民同全國人民一樣，都是滿腔熱情，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擁護抗戰。有的直接參加戰鬥，有的節衣縮食集資慰勞軍隊，凡是軍隊需要的物品，應有盡有。孫元良曾派師少將參謀長張柏亭、上校師副張裕良和上海各團體接洽，將一部分慰勞物資變為現金，孫元良就這樣從中漁利。……還令該師軍需主任宋尚魯(宋希濂的親兄弟)把上海搶劫來的棉紗等偷運武漢出售，所得的錢交我轉其妻吳懿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