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東關之戰的成因

　　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馬懿趁曹爽陪曹芳離洛陽至高平陵掃墳，起兵政變並控制京都。曹魏軍權政權從此落入司馬氏手中，史稱高平陵之變或正始之變。雖然司馬懿招攬了不少原曹爽府屬的官員，如魯芝、裴秀、王渾、王基等，但曹魏宗室、忠臣勢力猶在，比方夏侯玄、李豐、張緝;地方都督也有大打討伐司馬氏為名的叛亂，淮南三叛就是最著名的代表。

　　嘉平三年(251年)，司馬懿先討平淮南第一亂，王凌被夷三族，王凌欲擁立為帝的楚王曹彪也被賜死。司馬懿以諸葛誕接任，遷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同年八月司馬懿死，以其子司馬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接替。曹丕當年以司馬懿為四個顧命大臣時，正好也是任此職，老父示以讓司馬師繼嗣之意甚明。明年，司馬師遷大將軍。

　　司馬師執政是權臣家族的內部權力轉移，儘管他以「伊陟代伊尹」的典故開脫，但合法性大不如有魏明帝遺命輔政的老父。故司馬師一邊通過姻親，進一步強化與郭太后的同盟;另一方面奉三祖典制(曹操三祖孫)，非軍事不得妄改，即不變法以免損害魏官僚既得利益者。

　　吳太子孫登死後，以全公主(孫魯班，字大虎)為代表的王權與江東大族的角力，又在二宮之爭上演，最後在赤烏十三年(250年)結束。太子孫和被廢、魯王孫霸賜死，孫權改立年僅七歲的幼主孫亮為太子;受牽連而死、流放或下獄的朝臣多達十幾人，包括朱據、顧雍之孫顧譚和顧承、張昭子張休、陸胤等，其中以江東棟樑陸遜的逝世，影響最大，多事之秋早已注定。

　　支持魯王的全公主一派，除了全琮次子全寄外，只是殺了幾個無關痛癢的小人物如吳安、楊竺應景;相反，支持太子的大多難逃貶亡的命運。再看看陸遜死後，孫權於赤烏九年(246年)的權力安排：以步騭為丞相、朱據為左大司馬、全琮為右大司馬、呂岱為上大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五人中只有朱據和諸葛恪是支持太子孫和。朱據被重用，與他娶了朱公主(孫魯育，字小虎)是離不開關係的。

　　這就解釋了諸葛恪其後上台，為甚麼要像曹爽一樣，對外發動戰爭建立軍功和提高個人聲望之迫切性了(注1)，因為他的權力基礎是同樣的多麼空虛和薄弱;曹爽則有「朝廷之望」的司馬懿在旁。更要命的是，諸葛謹父子只是北方流寓人士，既不像江東本土大族，有深厚的本土勢力(部曲)和鄉舉裡選;也不是屬於淮、泗集團，有一定的同鄉武將支持。

　　太元元年(251年)十一月，孫權想召回孫和，全公主及其姘夫孫峻當然不願成真，力諫成功後，孫權也知道孫亮年紀尚幼，一定要找一個重臣付託。這時步騭、全琮已死，呂岱也是一個九十高齡的長者，扶助幼主壓根不現實，孫峻只好推薦「朝臣鹹皆注意於恪」的諸葛恪。

　　雖然孫權很早就培育他為太子孫登的輔政集團成員，他也處理過軍政事務、討山越，有辯才的他理應為孫權欣然接受，但他剛愎自用，孫權也猶疑起來。孫峻這時說了一句大實話：「當今朝臣，沒有能及諸葛恪者。」文臣武將中，朱然、陸遜、吾粲等已死，陸抗、陸凱當時尚無治績，何況孫權還未與陸家和解，最終他也只能以諸葛恪輔政，「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生殺大事然後以聞」。明年四月，孫權死，小娃孫亮當政。

　　諸葛恪這太傅，雖然幸運的逃過一次政變：性格剛戾的孫權潘皇后，欲趁孫權病重時，行呂後故事，自己兒子變成惠帝二號(劉邦死後，西漢當時的實權者不是劉盈，而是其母呂雉)，只是竟為不勝其煩的左右所殺，才沒實行。但要來的總也避不過，素與諸葛恪不和的少傅孫弘，在孫權死後懼怕被諸葛恪所殺，秘不發喪，欲矯詔殺他，諸葛恪不死只因孫峻通風報訊。

　　孫峻為甚麼一再作出對諸葛恪有利的舉動?首先全公主派暫時後繼無人，雖然諸葛恪不像步氏和全氏有姻親關係(全公主之母為步練師，與步騭同族;全公主嫁予全琮)，但在二宮之爭時，諸葛家實際上是騎牆派：諸葛恪因為外甥女是孫和之妃，而支持太子，但其長子諸葛綽則是魯王黨。所以完全有可能把諸葛恪爭取過來，成為自己人。

　　北方流寓人士由於沒有鄉土勢力，對皇權的依賴度，明顯比江東大族為大，甚至甘願被利用作打壓本土勢力的工具。孫策、孫權早年誅本土英豪，除了賴以起家的淮、泗集團外，只能與流寓人士如張昭、張紘、諸葛瑾等合作，日後江東大族才願真心投靠孫氏，完成孫吳的江東化。

　　何況諸葛恪除了繼承父兵、駐公安的弟弟諸葛融外，沒多少能信任且有才的心腹，他寫給弟弟的信可見一班：「吾受遺命輔助幼主，竊自思量，才不及博陸卻接受周公輔主之重任，恐損先帝委付之明，因此憂懼惶惶，所慮之事極多。且民惡官府，動不動就遭冷視，何時才能改變?今以頑鈍之資質，處太傅之位，困難重重又欠缺才智，責任重大又謀略短淺，誰能與我共患難?」

　　諸葛恪和全公主各取所需，互相依賴鞏固權力，不是沒可能發生，但諸葛恪更著重的是，建立自身威望，所以針對時弊對症下藥(注2)：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結果民眾大悅。諸葛恪出入時，史稱「百姓延頸，思見其狀」。當中以除消大族最痛恨的校事官，最能爭取大族之心。「原逋責，除關稅」，則主要是緩和對人民的剝削，也順應了自黃武以來陸遜、顧雍、張昭等人減緩刑罰的主張。

　　政治改革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還會得罪若干既得利益者，諸葛恪只好像曹爽一樣，靠軍功來強化權力。但諸葛恪治軍和智謀的水平，與當時的名將差距，還真不小：曾與陸抗對換防區，諸葛恪進駐之時，與新的無異。而他之前的轄區則頗有損壞，自己都深以為慚;

　　赤烏四年(241年)諸葛恪出征六安(魏廬江郡郡治)，輕兵襲取邊境的舒城，收其民而還。諸葛恪此時就已欲圖壽春，只是為孫權所止。兩年後又殺魏將謝順(《建康實錄.太祖下》則作謝景)，再虜其民還。同年司馬懿自舒城南下反擊，他認為可以先攻城，若吳軍固守，冬天水淺船不得進，吳軍只能陸路救援，水戰優勢遲失。結果真如他所料，孫權令諸葛恪自吳廬江郡的皖，後退至江夏郡的柴桑(長江南岸)。諸葛恪既棄城遁走，司馬懿遂焚其積聚。孫權本已發兵救援，所謂的「望氣者以為不利」，恐怕也只是想法和司馬懿差不多，但諸葛恪無論守或退都被司馬算計在內，自己卻沒半點辦法應對。

　　雖然諸葛恪並沒有馬上北伐，欲取合肥或襄陽，但像孫權兩年前那樣，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的防禦建設，還是可取的。《太平寰宇記.淮南道四.慎縣條》記孫權同時在此築城(古滁陽城)防備。魏嘉平四年、吳建興元年(252年)諸葛恪選擇的地點就是魏、吳歷年的交戰地點：東關山。曹睿時，賈逵就指出在東關的孫權「每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所以東關實乃進可攻退可守之要害。

　　去年都督揚州的王凌，聞吳人塞塗水，欲發兵毀塘並上奏朝廷請增兵，只是魏廷不許才作罷;司馬師才剛接掌權力，哪裡可以容忍吳在要地立城呢?雙方當權者都欲建立軍功和提升聲望，以解決自身面對的困難，一場只是發生時間問題的戰爭，終於展開。

　　太元元年(251年)十一月，孫權想召回孫和，全公主及其姘夫孫峻當然不願成真，力諫成功後，孫權也知道孫亮年紀尚幼，一定要找一個重臣付託。這時步騭、全琮已死，呂岱也是一個九十高齡的長者，扶助幼主壓根不現實，孫峻只好推薦「朝臣鹹皆注意於恪」的諸葛恪。

　　雖然孫權很早就培育他為太子孫登的輔政集團成員，他也處理過軍政事務、討山越，有辯才的他理應為孫權欣然接受，但他剛愎自用，孫權也猶疑起來。孫峻這時說了一句大實話：「當今朝臣，沒有能及諸葛恪者。」文臣武將中，朱然、陸遜、吾粲等已死，陸抗、陸凱當時尚無治績，何況孫權還未與陸家和解，最終他也只能以諸葛恪輔政，「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生殺大事然後以聞」。明年四月，孫權死，小娃孫亮當政。

　　諸葛恪這太傅，雖然幸運的逃過一次政變：性格剛戾的孫權潘皇后，欲趁孫權病重時，行呂後故事，自己兒子變成惠帝二號(劉邦死後，西漢當時的實權者不是劉盈，而是其母呂雉)，只是竟為不勝其煩的左右所殺，才沒實行。但要來的總也避不過，素與諸葛恪不和的少傅孫弘，在孫權死後懼怕被諸葛恪所殺，秘不發喪，欲矯詔殺他，諸葛恪不死只因孫峻通風報訊。

　　孫峻為甚麼一再作出對諸葛恪有利的舉動?首先全公主派暫時後繼無人，雖然諸葛恪不像步氏和全氏有姻親關係(全公主之母為步練師，與步騭同族;全公主嫁予全琮)，但在二宮之爭時，諸葛家實際上是騎牆派：諸葛恪因為外甥女是孫和之妃，而支持太子，但其長子諸葛綽則是魯王黨。所以完全有可能把諸葛恪爭取過來，成為自己人。

　　北方流寓人士由於沒有鄉土勢力，對皇權的依賴度，明顯比江東大族為大，甚至甘願被利用作打壓本土勢力的工具。孫策、孫權早年誅本土英豪，除了賴以起家的淮、泗集團外，只能與流寓人士如張昭、張紘、諸葛瑾等合作，日後江東大族才願真心投靠孫氏，完成孫吳的江東化。

　　何況諸葛恪除了繼承父兵、駐公安的弟弟諸葛融外，沒多少能信任且有才的心腹，他寫給弟弟的信可見一班：「吾受遺命輔助幼主，竊自思量，才不及博陸卻接受周公輔主之重任，恐損先帝委付之明，因此憂懼惶惶，所慮之事極多。且民惡官府，動不動就遭冷視，何時才能改變?今以頑鈍之資質，處太傅之位，困難重重又欠缺才智，責任重大又謀略短淺，誰能與我共患難?」

　　諸葛恪和全公主各取所需，互相依賴鞏固權力，不是沒可能發生，但諸葛恪更著重的是，建立自身威望，所以針對時弊對症下藥(注2)：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結果民眾大悅。諸葛恪出入時，史稱「百姓延頸，思見其狀」。當中以除消大族最痛恨的校事官，最能爭取大族之心。「原逋責，除關稅」，則主要是緩和對人民的剝削，也順應了自黃武以來陸遜、顧雍、張昭等人減緩刑罰的主張。

　　政治改革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還會得罪若干既得利益者，諸葛恪只好像曹爽一樣，靠軍功來強化權力。但諸葛恪治軍和智謀的水平，與當時的名將差距，還真不小：曾與陸抗對換防區，諸葛恪進駐之時，與新的無異。而他之前的轄區則頗有損壞，自己都深以為慚;

　　赤烏四年(241年)諸葛恪出征六安(魏廬江郡郡治)，輕兵襲取邊境的舒城，收其民而還。諸葛恪此時就已欲圖壽春，只是為孫權所止。兩年後又殺魏將謝順(《建康實錄.太祖下》則作謝景)，再虜其民還。同年司馬懿自舒城南下反擊，他認為可以先攻城，若吳軍固守，冬天水淺船不得進，吳軍只能陸路救援，水戰優勢遲失。結果真如他所料，孫權令諸葛恪自吳廬江郡的皖，後退至江夏郡的柴桑(長江南岸)。諸葛恪既棄城遁走，司馬懿遂焚其積聚。孫權本已發兵救援，所謂的「望氣者以為不利」，恐怕也只是想法和司馬懿差不多，但諸葛恪無論守或退都被司馬算計在內，自己卻沒半點辦法應對。

　　雖然諸葛恪並沒有馬上北伐，欲取合肥或襄陽，但像孫權兩年前那樣，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的防禦建設，還是可取的。《太平寰宇記.淮南道四.慎縣條》記孫權同時在此築城(古滁陽城)防備。魏嘉平四年、吳建興元年(252年)諸葛恪選擇的地點就是魏、吳歷年的交戰地點：東關山。曹睿時，賈逵就指出在東關的孫權「每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所以東關實乃進可攻退可守之要害。

　　去年都督揚州的王凌，聞吳人塞塗水，欲發兵毀塘並上奏朝廷請增兵，只是魏廷不許才作罷;司馬師才剛接掌權力，哪裡可以容忍吳在要地立城呢?雙方當權者都欲建立軍功和提升聲望，以解決自身面對的困難，一場只是發生時間問題的戰爭，終於展開。

　　二、東關之役

　　其地有濡須水，水口即東關也。亦謂之柵江口，有東西兩關(西關，在東關西十里七寶山上)。東關之南岸，吳築城。西關之北岸，魏置柵。李吉甫曰：「濡須水出巢湖，東流經濡須山、七寶山之間，兩山對峙，中有石樑，鑿石通流，至為險阻，即東關口也。濡須水出關口，東流注於江。相傳夏禹所鑿」……建安十七年，呂蒙守濡須，聞曹公欲東兵，勸權夾水口立塢……遂作濡須塢，亦曰偃月城，以形如偃月也。《讀史方輿紀要.南直一.東關條》

　　(格虎)山上有虎山城(楊守敬認為應作格虎城或遏虎城)、有郭僧坎城，水北有趙祖悅城，並故東關城也……魏遣司馬昭督鎮東諸葛誕，率眾攻東關三城。《水經註疏.沔水下》

　　當年曹操出濡須，朱然守大塢及三關屯，大塢即濡須塢，三關屯就是水經注所指的東關三城。城名雖然來自日後的石虎等人，但當時有三個關這點應該無問題，諸葛恪少復修了一城。

　　曹操屢次出濡須之因，可參考饒勝文先生在《佈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第二章第三節的總結，歷代從北攻南的渡江位置(孫策、晉滅吳、隋滅陳等)、京口江面遠寬於採石，只能作為偏師有餘，無法大舉進伐。所以以當時的渡江技術，要從東南平三吳，只能出歷陽渡江至牛渚，沿用當年孫策的路線，故吳一定要死守之地;司馬懿也曾評東關是吳之心喉。

　　更何況司馬懿在正始二年(241年)，採納鄧艾的建議，大開屯田兩萬頃，《晉書.食貨志》記曰：「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因運輸條件的落後與耗損，《孫子兵法.作戰第二》便主張「因糧於敵」、「食敵一鐘，當吾二十鍾」，因此魏若伐吳必取道淮南，以節省龐大的糧食損耗。顧祖禹因此評價：「夫芍陂，淮南田賦之本也，曹公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而軍用饒給。齊、梁間，皆於芍陂屯田，而轉輸無擾。」(見《讀史方輿紀要.南直三.壽州條》)

　　吳黃龍元年(229年)，孫權遷都建業，明年築東興堤遏制巢湖水。赤烏四年(241年)征淮南欲毀芍坡時，因船傾覆而敗，就廢棄不再復修。諸葛恪於建興元年十月，率軍至東興(又名東關，見《元和郡縣志.淮南道》)築堤以遏巢湖。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兩人各領兵千人分駐兩山，諸葛恪引軍還。無論面子還是戰略角度考慮，司馬師也要趁其立足未穩之際，盡快拔除這兩口眼中釘。

　　王昶、胡遵、毋丘儉等也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條計策各有不同，詔問傅嘏。傅嘏回答：「王昶等人有的建議乘船渡江侵吳，因糧於敵;或建議四路進軍，以武誘降，靜待其崩;或曰大搞屯田，靜待時機，此三計皆是常計。實施得宜名成利就，實施失當後患無窮。諸葛恪接掌軍隊已有三年，襲破時機已失。主公剛死士民一心固守，若配合水軍在各要津堅壁清野，我們根本無計可施。孫吳在江東已有近六十年，如諸葛恪除暴政，上下一心根本無隙可乘。且沒有細作為我們提供敵情，草率出兵，就算勝也只是僥倖，故不宜冒險。

　　萬全之策乃：一、令己軍據有利地形，襲敵肥沃之田;二、進軍時對百姓秋毫不犯;三、招撫敵邊境之民;四、慎防對方細作;五、逼敵退守，我們多了可耕作之時;六、吃邊境之屯所得的糧，免去運輸的消耗;七、一旦有可乘之機，迅速襲敵，以上七點才是當務之急。據險讓敵無利可取，要做到知敵之情、敵不知我，吳以小擊大，終會征斂過度。然後調集大軍，多用疑兵和離間，不消三年敵將瓦解。」(詳見《三國誌.傅嘏傳》注引《戰略》)

　　在司馬師眼中，這才是不知猴年馬月才能見效之策，儘管傅嘏料對了，吳水軍配合陸軍固守，東關之役根本無可勝之機。但對於急需達至其父地位的司馬師來說，忠言逆耳，倒是得知王昶等三人之計不如諸葛誕之計。傅嘏的下場當然如同當年的賈詡一樣(注3)，成效太慢之策，不為接納。

　　與諸葛恪同族的諸葛誕，則向司馬師獻計：「應該先發制人，而不是受制於人。現在受吳侵攻，可使征南大將軍王昶逼江陵、鎮南將軍毋丘儉向武昌，以牽制吳上遊之兵。然後簡選精兵進攻兩城，其救兵到達前，可陷之。」司馬師同意，並於十一月發兵三路伐吳。

　　十二月，都督青、徐二州的征東將軍胡遵(注4)，匯同揚州的諸葛誕等，率步騎七萬來攻東關。魏東關前線的主帥無疑是胡遵，因為魏制四征高於四鎮(見曹休、鄧艾的陞遷);《三國誌.齊王紀》記三路大軍中，只提胡遵而不是諸葛誕、《三國誌.諸葛恪傳》只記遵等而不是誕等，也可側證。張既所辟的安定人胡遵，討叛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諸葛亮第五次北伐和討公孫淵時，已在司馬懿軍中，可以和郭淮一樣視作司馬氏舊部，司馬昭讓其為主帥，總比諸葛誕放心得多;《水經注》「魏遣司馬昭督諸葛誕」的記述，引申為他才是前線主帥的論證力度，始終不及敵我雙方的最原始資料。

　　魏軍作浮橋以便渡河，欲毀堤，並分兵攻兩城。但城在高峻之山上，雖然只是各區區千人，但注定不容易立馬拔掉。另一邊廂，諸葛恪也別無選擇，只好領軍四萬，並以右將軍呂據、屯騎校尉留贊、冠軍將軍丁奉、將軍唐咨等為前部，自統後軍日夜趕路救東興。

　　吳諸將當時還很樂觀天真，認為敵聞諸葛恪上岸後，必遁走。只有丁奉保持冷靜的頭腦，認為不可能成真，因為敵人調動大批中央軍至，必有所圖，不可能不獲而歸。寄望敵人自退，還不如靠自己作充分準備取勝。

　　吳軍上岸後，前部從山西進軍。丁奉認為上山進軍緩慢，若敵人據有利地形拒守，則難與爭鋒。辟諸軍以避路，讓其自率麾下三千進擊。全琮長子、鎮北將軍全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應該也就是這時。

　　丁奉乘風舉帆，兩天便至在濡須水東的徐塘(見《讀史方輿紀要.南直八.巢縣條》)。時為冬天，天氣寒冷且下雪，魏軍正飲酒高談。丁奉看在眼裡，魏軍既然瀰漫在輕敵大意的氣氛中，而且敵前部兵也不多，遂鼓勵手下說：「封侯拜爵就在今天。」

　　丁奉更下令脫掉鎧甲，不持戈戟這些長兵器，只戴頭盔、拿短刀和盾牌。魏軍看見留贊等兵少，便沿大堤阻止吳軍，但沒有進攻，只是嘲笑吳軍，也沒有嚴陣而待。既然敵人讓己軍輕鬆而上，那丁奉也老實不客氣了，吳軍在一片吶喊聲中見人就砍，魏軍這時才驚擾散走，大破敵前屯。

　　當呂據等增援至，胡遵等(見《水經注》)爭相渡橋。浮橋一下子承受不了這麼多人，加上鎮南將軍朱異率水軍攻浮橋。橋壞，魏軍大敗，「走諸葛誕」(見《建康實錄.廢帝》)。許嵩所記的這句，倒顯示諸葛誕當時在河的另一邊，否則就應寫作破而不是走。

　　《傅嘏傳》注引《戰略》記：「(嘉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關」是誤記。因為《三國誌.孫亮傳》記十二月戊午(二十三日)破魏軍;《諸葛恪傳》記「十二月戰克」。

　　魏軍傷亡方面，投水和互相踐踏者眾，陣亡數萬。《水經注》說投水死者數千，酈道元誤抄的機率當然很大，但也許北魏時的《裴注三國誌》，有某傳提及僅僅淹死的魏軍為數千人，反正不是指是役魏軍僅僅損失數千，或可權作參考之用。魏軍陣亡的高級將領，包括從吳叛投的韓綜(宿將韓當之子)、魏名臣桓階之子桓嘉等。魏諸軍中唯獨石苞軍接近無損而還。明年正月，毋丘儉和王昶聽聞東關已敗，各燒屯退走。

　　是役魏前部犯了不可原諒的過錯，麻痺大意，被甚有破釜沈舟之勢的丁奉所破，不過司馬師倒無法問斬前軍督韓綜了。但大敗之主因卻不是他們，而是下令造浮橋的胡遵，《建康實錄》中「遵等敕諸軍為浮橋渡」一句可證。黃初四年江陵之役時，董昭就罵獻計造浮橋的，是自尋死路。進軍容易退軍難，在平地尚不是容易之事，何況是駐兵於島(百里洲)中?若浮橋為敵所毀，島中之軍將被迫投降。還好董昭提醒尚早，能趕在潘璋焚橋前對曹丕說(潘璋已用葦所造的數百大筏，準備順流而燒)。但魏軍仍為敵所攻，浮橋狹窄，投水死者也不少。時隔才數十年，居然不吸取前車之鑒，以為能趕在敵援到達前破險城。在沒有水軍優勢下，根本不應造浮橋攻城，結果因無退路下，釀成重大傷亡。

　　同在前線的諸葛誕，責任只有在親至現場後，還以為能按自己的原定計畫，在吳援軍前攻下東西二關。所以沒有力勸胡遵要考慮退軍問題，即不能建浮橋把自己趕往絕地。正如前述，《建康實錄》顯示督諸軍(大概是揚州諸軍)的他，只是在河的另一邊，還能算自身沒有被破。

　　吳軍是役繳獲車數千輛，牛、馬、驢、騾各數千頭，各種器械堆積如山，凱旋而歸。孫權生前對韓綜「切齒恨之」，這累次侵擾吳的叛將，其首級對內的宣傳價值可大了，諸葛恪立即命人送至大帝廟中。

　　南宋張蛑總結：「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濡須塢，而朱桓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七萬。轉弱為強，形勢然也。」

　　三、東興戰後的格局

　　魏軍戰敗歸來，當然是獎罰相關人士。王昶和毋丘儉只是因為主力戰敗，被迫退兵，沒責任故不被追究。石苞就像當年街亭戰敗的王平，所統之軍沒甚麼重大損失，司馬昭指著自己所持的節對石苞說：「恨不得以此授予卿，以成大事。」意思就是沒有把指揮權交給石苞，陶新華先生在其《漢代的發兵制度》中總結：「東漢末年將軍假節的這些特徵體現出節的發兵功能與指揮功能的結合。這是戰亂時期的產物。」(注5)魏廷遷石苞為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

　　輪到追究責任了，哪怕和賈充一樣是掛名，主帥對敗仗當然是責無旁貸。身為監軍(見《齊王紀》注引《漢晉春秋》)的司馬昭，統胡遵、諸葛誕(見本紀)，儘管沒下達過愚蠢命令或治軍不嚴招致敗因，但被問罪是逃不掉的，因此司馬昭被削去新城鄉侯的爵位;

　　胡遵無傳就不清楚是否也一同被削爵，只知道日後討毋丘儉時，胡遵仍是征東將軍，大概是沒有被降職。但其防區則有所削弱，因為多了一個青州監軍石苞，儘管胡遵仍能督青、徐二州;諸葛誕則沒有被責罰，只是與毋丘儉的防區豫州對換，連同兩人的鎮東和鎮南之職也互換。毋丘儉倒是因此由監豫州升為都督揚州(注6)。

　　另一個責任人，司馬師自己在群臣一遍貶黜諸將聲中，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說話：「我不聽諸葛誕之計才有此下場，與諸將無關。」他不正正是採納其佯攻荊州、實主攻東關之計嗎?同年，雍州刺史陳泰求與并州軍一同討胡，司馬師同意。怎料并州雁門、新興兩郡之兵以將遠征，遂驚反，司馬師又是下詔罪己，沒怪責陳泰。《齊王紀》注引《漢晉春秋》其後記曰：「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然後就是習鑿齒贊司馬師之智，主動承擔責任而不是推卸，這才可上下一心。為君者應以理治國，雖偶有過失也能留名天下。

　　但實情真的如此嗎?承擔責任是其智這點不假，但未必是真心。司馬昭還把說實話之人問斬，只是那位人兄人微言微，同時司馬氏也不會宣揚臭史，所以影響應不大。也許習鑿齒所記的「魏人愧悅，人思其報」是沒多少個魏軍民知道真相後的反映，但其本意真的要從當時政治環境下再三分析：

　　高亮雅直的王儀，為司馬昭軍司馬。東關之役後，司馬昭問眾人誰應負責，王儀說責在元帥。司馬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令人斬之。(見《晉書.王裒傳》)唐修的《晉書》沿用了王隱《晉書》的內容(見《三國誌.王修傳》裴注)，可惜沒有再引用魚篆之記，因《魏略》繼張郃之死後，又記錄了司馬氏戰敗的詳細始末：

　　諸葛誕伐吳，戰於東關，上欲速進軍，司馬王儀諫曰：「吳賊必有伏，宜持重，不可進。」上不聽，果為吳人所覆。儀曰：「今日之敗，誰當其咎?」上曰：「司馬欲委罪孤耶!」遂法儀。(《太平御覽》卷248引《魏略》)

　　是役吳軍雖不是預先設伏而獲勝，但卻完整記錄了司馬昭欲速進軍，沒有持重進兵之實。魚篆所錄再次說明三路總帥為司馬昭，若司馬昭全無職位，以甚麼來「速進軍」?更深一層，恐怕司馬昭也沒有考慮過退兵的問題，所以也沒有反對胡遵之計。東關大敗後，司馬氏的根基嚴重動搖，這句話顯得分外刺耳，故司馬昭不惜殺一儆百以立威。

　　南宋張蛑總結：「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濡須塢，而朱桓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七萬。轉弱為強，形勢然也。」

　　三、東興戰後的格局

　　魏軍戰敗歸來，當然是獎罰相關人士。王昶和毋丘儉只是因為主力戰敗，被迫退兵，沒責任故不被追究。石苞就像當年街亭戰敗的王平，所統之軍沒甚麼重大損失，司馬昭指著自己所持的節對石苞說：「恨不得以此授予卿，以成大事。」意思就是沒有把指揮權交給石苞，陶新華先生在其《漢代的發兵制度》中總結：「東漢末年將軍假節的這些特徵體現出節的發兵功能與指揮功能的結合。這是戰亂時期的產物。」(注5)魏廷遷石苞為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

　　輪到追究責任了，哪怕和賈充一樣是掛名，主帥對敗仗當然是責無旁貸。身為監軍(見《齊王紀》注引《漢晉春秋》)的司馬昭，統胡遵、諸葛誕(見本紀)，儘管沒下達過愚蠢命令或治軍不嚴招致敗因，但被問罪是逃不掉的，因此司馬昭被削去新城鄉侯的爵位;

　　胡遵無傳就不清楚是否也一同被削爵，只知道日後討毋丘儉時，胡遵仍是征東將軍，大概是沒有被降職。但其防區則有所削弱，因為多了一個青州監軍石苞，儘管胡遵仍能督青、徐二州;諸葛誕則沒有被責罰，只是與毋丘儉的防區豫州對換，連同兩人的鎮東和鎮南之職也互換。毋丘儉倒是因此由監豫州升為都督揚州(注6)。

　　另一個責任人，司馬師自己在群臣一遍貶黜諸將聲中，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說話：「我不聽諸葛誕之計才有此下場，與諸將無關。」他不正正是採納其佯攻荊州、實主攻東關之計嗎?同年，雍州刺史陳泰求與并州軍一同討胡，司馬師同意。怎料并州雁門、新興兩郡之兵以將遠征，遂驚反，司馬師又是下詔罪己，沒怪責陳泰。《齊王紀》注引《漢晉春秋》其後記曰：「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然後就是習鑿齒贊司馬師之智，主動承擔責任而不是推卸，這才可上下一心。為君者應以理治國，雖偶有過失也能留名天下。

　　但實情真的如此嗎?承擔責任是其智這點不假，但未必是真心。司馬昭還把說實話之人問斬，只是那位人兄人微言微，同時司馬氏也不會宣揚臭史，所以影響應不大。也許習鑿齒所記的「魏人愧悅，人思其報」是沒多少個魏軍民知道真相後的反映，但其本意真的要從當時政治環境下再三分析：

　　高亮雅直的王儀，為司馬昭軍司馬。東關之役後，司馬昭問眾人誰應負責，王儀說責在元帥。司馬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令人斬之。(見《晉書.王裒傳》)唐修的《晉書》沿用了王隱《晉書》的內容(見《三國誌.王修傳》裴注)，可惜沒有再引用魚篆之記，因《魏略》繼張郃之死後，又記錄了司馬氏戰敗的詳細始末：

　　諸葛誕伐吳，戰於東關，上欲速進軍，司馬王儀諫曰：「吳賊必有伏，宜持重，不可進。」上不聽，果為吳人所覆。儀曰：「今日之敗，誰當其咎?」上曰：「司馬欲委罪孤耶!」遂法儀。(《太平御覽》卷248引《魏略》)

　　是役吳軍雖不是預先設伏而獲勝，但卻完整記錄了司馬昭欲速進軍，沒有持重進兵之實。魚篆所錄再次說明三路總帥為司馬昭，若司馬昭全無職位，以甚麼來「速進軍」?更深一層，恐怕司馬昭也沒有考慮過退兵的問題，所以也沒有反對胡遵之計。東關大敗後，司馬氏的根基嚴重動搖，這句話顯得分外刺耳，故司馬昭不惜殺一儆百以立威。

　　王儀運氣可不及其父王修，王修在違反曹操之令(為其舊主袁譚之死而哭)，仍為曹操所赦;王儀說了句老實話，就身首異處。按《晉書》所記，若主帥是胡遵，司馬昭不用惱羞成怒，王儀又不是說責在文王。

　　司馬師讓其弟負全責，司馬昭當然無法問斬其兄。司馬師在這事的處理上固然優於其弟，但這樣對待諸葛誕和陳泰，只因他們的地位和身份不是王儀可比：陳泰是陳群之子、陳寔曾孫，出自穎川大族陳氏，且為雍州刺史。雖同為大族但談不上完全是其黨羽，否則司馬昭指使賈充弒主後，陳泰不會不識趣，在司馬昭面前堅持殺賈充才能服眾;

　　王永平先生在《諸葛誕之活動與琅邪諸葛氏「姓族」形成之關係》分析，諸葛誕一支那時已在魏形成「新出門戶」。且其更是出身自司馬氏的政敵：一眾浮華之徒何晏、鄧颺等的四聰、八達，也與正始之變被誅的一干人友善。儘管一開始就不是同路人，但他不是何晏和夏侯玄，與曹氏有姻親關係，可以嘗試拉攏。

　　司馬氏的分化手段就是結姻，司馬懿之子司馬胄娶諸葛誕之女，即日後的諸葛太妃。諸葛誕也玩投機，結果能為其所用。日後毋丘儉聯同揚州刺史文欽，起兵討伐司馬氏，遣使尋求諸葛誕的響應，但他卻是斬掉來使，更從征平叛。不過日後「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凌、毋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的他，收買淮南民心及暗養死士數千，最終也是造反。

　　《晉書.景帝紀》剛遷大將軍時，列出的那批都督四方、典州郡、掌選舉、參計謀、預朝議的人中，諸葛誕、母丘儉、李豐、夏侯玄和張緝皆密謀推翻司馬氏;陳泰如後述，不能完全視作其黨羽;鍾會雖然投靠司馬氏，但忠誠度不足，日後伐蜀謀反可見一斑，故若出現大逆轉，他一點都不可靠。

　　名單外還有與曹氏宗室同鄉的文欽，也投入淮南三叛;李豐弟李翼是兗州刺史;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玄善;滿寵之子、衛尉滿偉稱疾，沒參與討諸葛誕。其子長武，從征後又稱疾求還。在忠不忠司馬氏的立場上，滿氏一家明顯是不選擇效忠，結果司馬氏殺滿長武、貶滿偉為庶人，「時人冤之」。

　　可見當時曹氏尚有反撲之力，尤其是「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的夏侯玄尚存，所以司馬師最好是作政治秀，一副明君姿態收買和穩定人心。說穿了只是司馬氏無抾掌握淮南軍權的結果(對比關右，能以一紙詔文征夏侯玄回朝並以老部下郭淮替任)，不敢過份刺激他們以致叛離。

　　魏軍死傷者眾，對禮制居然也產生影響，據《晉書.禮志中》所載，溫嶠以寇侵為由，不至其母的殯葬，引起朝廷非議。司馬睿讓群臣議論，論者提及東關故事：三年喪期完後，禮除。那東關故事又是甚麼呢?據《宋書.卷64.鄭鮮之傳》提及東關之役死者眾多，司馬昭下令喪禮從簡，守喪期間也不禁止婚嫁和入仕。永嘉之亂後王敦復引這典故，因是當時環境下的國家大事;《陳書.卷33.沈洙傳》講述東關一役，棺材不夠葬禮無期，議以為禮無終身之喪，因而制使除喪服。

　　建興二年二月還京，是役主功無異是多次獨具慧眼，力排眾議，甚至敢下令讓己軍脫戰鎧，示弱於敵或激發部下拚死之心的丁奉。雪中拼刀的還有留贊，所以他們同時獲得陞官：丁奉遷滅寇將軍(三家獨一無二的，但位在四方之下)，進封都鄉侯(注7);留贊遷左將軍。唐咨應該也是這時遷前將軍，太平元年(256年)他以前將軍之職從征，自江都入淮、泗。這數年間不見唐咨立功，可得以陞遷。萬斯同在《吳將相大臣年表》就是記他於建興元年為前將軍。

　　主帥的諸葛恪也因功進封為陽都侯(本縣侯，但不是實土，因仍在魏境內)，加荊、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丞相，賞賜豐厚。

　　他此時在吳權傾朝野，也有了可以自豪的功績和個人威望，偏偏有人認為他死期將至，此君是誰?魏名臣張既之子、光祿大夫張緝是也。司馬師當然欲知原因，他回答功高蓋主。答案是否果如其所料呢?一年內自有分曉，轉捩點是在魏晉南北朝的著名戰場之一：合肥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