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明帝國的滅亡的原因，眾說紛紜，後世的史學家在提到其直接原因時，都會提及明末農民起義與北方後金(滿清)崛起，而發生在西南川黔地區的那場土司暴動(史稱「奢安之亂」，後世彝家則稱為「阿哲起兵」)則極少被史學家們重視和提及。但真正翻開這頁歷史，就會發現，這場歷時十四年(從天啟元年到崇禎七年)波及川黔兩省的少數民族地方勢力兵變，不折不扣的是大明帝國最後一塊落井石。

　　奢安之亂是明末彝族土司奢崇明、安邦彥兩人發動的反明戰爭。在貴州又稱安酋之亂。當時奢崇明是四川永寧宣撫使、安邦彥是貴州宣慰司同知。奢、安均系世襲四川、貴州大土司。

　　從漢朝開始到唐宋，西南地區(尤其是貴州)與中原封封建王朝的關係長期處於一種鬆散的羈縻制度的統治下，羈縻制度下的少數民族政權和勢力向中央政府稱臣歸順，但擁有完全的自治權，只是官名職位由中央政府設定，世襲的首領由中央政府授予稱號。

　　後來蒙古帝國的鐵蹄橫掃了亞洲大陸，但是對於以高原山地為主的西南地區，蒙古騎兵並不具備太多的優勢，不可一世的蒙古大汗蒙哥就在釣魚城(今重慶合江境內)下折斷了自己翅膀--歐洲人稱上帝的鞭子斷了。所以對西南的少數民族勢力，元政治者不得不繼續前朝施行的羈縻政策，在西南推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中，各級土司實際是大大小小的少數民族封建領主，這些封建領主世襲繼承土司職務，但經元政府賜印、誥敕及貢賦，土司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世襲官制，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與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又能有效安定邊遠民族地區社會秩序，維護國家統一局面的行政管理制度。

　　朱元璋的明帝國建立後，對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沿襲了元代的土司制度，

　　水西(今貴州黔西北地區一帶)安氏是貴州黔西北一帶歷史非常久遠的彝族少數民族家族勢力，其先祖羅濟在三國蜀漢時期曾助諸葛亮平南中，「積糧通道，佐丞相擒孟獲」，後被封為羅甸國王。濟火之後，唐時阿佩，宋時普貴，元時阿畫都在開國時納土襲爵，繼續執掌水西地區統治權，直到清朝的康熙時改土歸流，在千餘年的各朝各代更替中，水西安氏總是能率先納土內附，足見其識時務及大局觀，也促成了安氏一族統治水西地區時間長達1370多年，絕對稱得上是中國歷史最長的世家。

　　而永寧奢氏是四川永寧(今四川瀘州江安合江一帶)土司，與水西安氏世代聯姻，屬於唇亡齒寒，一損皆損、一亡皆亡的關係。

　　大明帝國與水西永寧兩家土司的關係從一開始就顯得異常微妙，合作、猜忌、與防範並存。

　　與對待前朝中原統治者一樣，貴州水西安氏的首領靄翠在洪武初年便率眾歸附，「貢馬方物」以表忠誠，朱元璋大喜，「以原官世襲，稅聽其輸納」，將水西水東合併，設為貴州宣慰司，以靄翠為貴州宣慰使，賜姓安，位居貴州各宣慰之上。但對安氏，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始終報著不信任和防範心理。後來靄翠曾請求發兵參加討伐抗拒明朝的垅居部落，多疑的朱元璋竟不從，還令當地駐軍慎守邊境，加強軍備。

　　但對於朱元璋來說，當時西南最大威脅是一直拒不歸順雲南的故元梁王和大理段氏。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傅龍德、藍玉、沐英率三十萬大軍平定雲南梁王和大理段氏。

　　朱元璋拉開平南大幕的時候，貴州的政局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動，靄翠逝世，其妻奢香代襲貴州宣慰使職，年僅二十歲，同年，貴州宣慰同知——水東大土司宋欽同樣逝世，其妻劉淑貞代襲宣慰同知。貴州的行政大權落在了兩個年輕的女人手中。當時西南的政局複雜，蒙元梁王勢力，段氏勢力在西南到處拉絡各土酋勢力，以抗拒明帝國的南征大軍，而貴州尤其是地處川黔滇交界的水西(今黔西北地區)，成為了最重要的軍事要地，成為雙方最想爭取的力量。

　　在這場戰爭中，年輕的奢香選擇投向明王朝的陣營。她積極讓明軍在水西境內安營紮寨，貢馬1萬匹、氈1萬領，牛羊1萬以及軍需若干，支持明軍經貴州進伐雲南。再是憑借水西與西南彝族各部的宗族姻親關係，親自出訪烏撒(今威寧)、芒部(今雲南鎮雄)等地，曉以利害，為明王朝充當說客，鼓動雲貴川各少數民族勢力支持明王朝，最後，明軍通過水西順利進入雲南，一舉消滅元守軍，梁王自縊而死;再又揮師攻克大理，土酋段氏就擒，從此結束雲南割據勢力的統治，使明王朝完成了對西南的統一。

　　但是，在征南之戰中立下大功的奢香的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在朱元璋和他的明帝國眼中，水西安氏永寧奢氏這種邊遠落後地區的少數民族地方首領，無論如何盡忠和示誠，都無法改變明政府妄圖將其消滅，集大權於手中的念頭。從朱元璋建立明帝國的那天起，在西南，他的最大夢想就是「改土歸流」。把一切權力集中到明政府的手中，平南勝利第二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的平南大軍在歸途中在安氏水西勢力範圍內的畢節、赤水、七星關、黑張(赫章)、瓦店等地紛紛設衛，令傅友德以大量兵力控制水西，稱「靄翠之地，必以十萬眾方可定也」。

　　而發生在洪武十七年的奢香事件，更是朱元璋與大明帝國對水西安氏的第一次試探。

　　都指揮史馬曄「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竟公然敢公開扣押並裸撻當時貴州的最高女統治者——貴州宣慰使奢香。一個二品都指揮使，竟然有這樣的膽子。對於都指揮史馬曄歷史資料上沒有過多的記載，只是他有一個顯赫的背景，他是馬皇后的侄兒。

　　「盡滅諸羅，代以流官」恐怕一個小小的都指揮使是沒有這麼大的理想的，這恐怕是朱元璋的理想，而馬曄是皇親國威，自然得到了姨父皇帝的諸多指示。

　　面對明帝國公然的挑釁，水西水東兩位年輕的女政治家極為冷靜，奢香被馬曄關押期間，宣慰同知劉淑貞四處走動，在安撫深覺受辱而欲起兵的水西及其它彝族各部的同時，並親自上京上訪，向朱元璋為奢香討個說法。朱元璋看水西水東各部未被激怒，而自己明顯也太過理虧，於是先召奢香進京，得到奢香願意服從明朝監管，加強與中央政府的緊密聯繫的承諾後，以厚禮安撫奢香。後召馬曄進京治罪。當然，治什麼罪，明史上沒有交待，估計是另外換個地方做官罷了。

　　奢香返回貴州後，信守了對朱的承諾，修建了兩條驛道，一條經水東、烏撒，烏蒙，一條經草塘、陸廣、谷裡抵畢節，沿設九個驛站(史稱龍場九驛)，加強了貴州與中原的聯繫，促進了貴州經濟文化的發展，為後世所稱道和頌歌。

　　奢香的忍辱負重，朱元璋的小心謹慎，避免了明帝國統一西南來該地區第一起政治危機。但是明帝國派出的官吏公然敢裸撻當時西南彝家的精神及政治領袖，無疑於在奢安兩氏人民在心裡烙下恥辱的印記，仇恨的種子已經悄悄埋下。

　　到了明代中後期，明帝國吏治日益腐敗、內憂外患，而在西南，明統治者無論是與廣大少數民族百姓還是土司階層，矛盾都日趨複雜化與尖銳化，中央政府所派出的流官不但漁肉百姓，苛收重賦，對當地的土司們也是苛責打罵，視為賤民，常常以改土歸流這把刀子舉在土司們的頭上。(貴州提學道劉錫玄曾書載「官兵漁肉黔人，既極殘酷。有過苗仲寨者，苗仲具雞黍，稱主人甚謹，臨行，輒破算器，加楚折焉。……流官之脧削土司，真可痛恨。然土司之孱弱忠順者尤被困。……縱衙隸脧土司者十人而九，弱怒色，強怒言久矣」)。而長期以來的世襲的土司制度，流官們也加以干涉，凡世襲者必向流官上私納黃金已為不成文之陋規。如天啟初年，水西安位繼承祖父職位，光是貴州分守兵備副使邵應禎一人就向安氏「索該酋金銀常例，不下兩、三千金」。而不納金者，「承襲有積至二三十年不得職者」，與水西安氏世代為姻親的永寧奢氏是為例，萬曆年間奢氏首領奢效忠死後，奢氏陷入了效忠親弟奢崇明與效忠庶子奢崇周的土司位置爭奪戰，而永寧總兵郭成，馬呈文竟然利用雙方混戰之機，出兵趕火打劫，將「奢世九世積財，搜掠一空」。而在奢崇明成為代永寧宣撫使後，當地流官卻以「行堪未定」為由(估計是奢氏財產被掠，又經戰亂，納金數量上滿足不了流官們的胃口)，拒絕承認，並多次向朝延議請將永寧地區「改土歸流」。長期高壓的政治，使奢崇明日益滋生叛意。

　　天啟元年，明政府在後金戰線上吃緊，要求水西永寧二土司徵兵赴遼作戰，這成了奢安之亂的導火線，奢崇明調集兵馬兩萬至重慶，但一方面，明政府拒不發放軍餉軍糧，本應發放的40萬兩餉銀也只給了4萬兩，另一方面，重慶巡撫徐可求又指責奢崇明所調之兵大都老弱病殘，毫無戰鬥力，要求遣回永寧重新徵調。

　　奢崇明以此為機，扯起了反旗，率領二萬徐可求所說的「老弱病殘」永寧軍攻佔了重慶，殺巡撫徐可求及其它官員二十餘人，並分兵攻佔了合江、納溪，遵義等重鎮，後來還圍攻成都達一百多天。之後，奢崇明建立大梁國，自號大梁王。

　　奢安兩氏雖然也有利益衝突(之前奢崇明之子奢寅與安堯臣就有領土之爭)，但其世代聯姻，整體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此時水西安氏首領安堯臣剛死，其子安位年幼，堯臣妻奢社輝(奢崇明的親妹妹)攝事，水西大權掌握在奢社輝與安堯臣之弟貴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彥手中，奢社輝和安邦彥聽到奢崇明起事的消息後，沒有過多的猶豫，也舉起了反旗。速度的佔領了畢節、安順、沾益等地。

　　在西南水西安氏的影響力量巨大的，此次戰亂因為安氏的加入而升級，一時間西南地區土司紛紛響應。水東土司宋萬化亦起事自稱羅甸王，佔據龍裡。天啟二年二月，安宋兩氏為主的十萬起義軍包圍了貴陽，將貴陽圍了整整一年之久，城中軍民男婦四十萬，至是餓死幾盡，僅餘二百人(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慘烈的一次圍城之戰，恐怕只有唐代安史之亂時的睢陽之圍可以與之相比了)。

　　天啟三年，貴州巡撫王三善率兵解貴陽之圍後，安邦彥率部回水西，與奢崇明的永寧軍合流，與明政府打起了持久戰，期間，奢安軍借助川黔邊界有利地形，屢屢取勝，貴州巡撫王三善戰死，有西南第一武將之稱的總兵魯欽戰死。奢安之勢在川黔兩地漸成尾大不掉之勢。

　　崇禎元年，明政府啟用在成都保衛戰中立下頭功的朱燮元，總督雲貴川廣五省，朱燮元花了七年的時間，集五省之兵力，才於崇禎七年剿殺奢崇明、奢社輝、安邦彥於水西永寧，再後來年輕的安位投降，奢安之亂基本結束。

　　然而為了平息奢安之亂，明政府付出的代價是異常慘重的，奢安之亂歷時十四年，幾乎波及黔川全省，兩地巡撫均死於戰禍，省府貴陽成都均長期被困，更重要的是，十多年戰事龐大的軍費開支對於已疲於應付北方戰事及各地農民起義的明帝國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僅天啟六年一年為例，一向極為重視北方戰事的明政府不得不將遼東戰事的支出由770萬兩減少到680萬兩，而平定西南奢安之亂的軍費支出則由400萬兩增加到500萬兩。

　　其實長期以來，貴州四川一帶的少數民族勢力與中原政府的關係還是比較和睦的，歷朝歷代統治者對該地區都採取了比較寬鬆的民族政策，所以大規模的戰事和叛亂極少，，但在明末，該地區卻連接發生了播州楊應龍之亂(萬曆朝三大戰事之一)和奢安之亂，不得不說是明政府從立朝開始就想把西南邊夷地區納入正規統治，力倡改土歸流的高壓方針有關。加之後期的吏治腐敗和大漢族思想抬頭，使得原本溫馴的西南土司們，在大明帝國最危難的時候，群集而起，向大明帝國投去了最後的一塊落井石。

　　這樣的後果，是當初朱元璋玩弄權術，指使親信侮辱屢屢向他伸出友善之手的奢香夫人的時候，所能想到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