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調俱樂部」時期的公開言論產生了影響，實務家因了這思想基礎便要訴諸於行動。陶希聖當日不但主和，而且主張「戰與和」可以並行不悖，談判桌上是戰場情勢的延續，且戰且和，「調停行動是雙方取得戰爭利益或減低軍民傷亡的手段，放棄調停則可能失去作戰的最終目的。」

　　當日本後來修改「近衛第一次聲明」，明確暗示排蔣之後，日方仍可與中方新的領袖進行和談、誘降汪精衛之時，陶先生便冒險去見汪，最終發現自己落入了日本人吞併中國的巨大陰謀之中。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彼時去河內，真的是為了中日戰事早日和平解決乎?抑或，真的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乎?以汪氏的性格，即便他成為國民政府最高統帥，也絕難做一個有成效的強人政治。很難說他有真正的信仰，且絕非堅剛不可奪志之人。

　　唐德剛先生在為《高陶事件始末》所作長序，看似延續了唐氏論史的詼諧風格，其實對汪派人士的「低調」進行了嚴厲批評。說他們「算盤打得太清楚」，自覺眾睡獨醒，考慮周詳，不知處亂世，當大事，往往都是乘勢而為之的道理。全民抗戰那股拚命的精神，便是支撐民族打贏這場戰爭的「勢」，抗戰八年，說穿了就靠這股氣維持下去的;並且把胡適的「低調」同其做了區別。

　　唐先生說，胡適那時對戰局的悲觀，原不下於汪派的低調人士。但是胡適自己盱衡全局，卻覺得「戰難和亦不易」，所以強調要「苦撐待變」。後來美國參戰，戰局起了根本的扭轉，充分映證了胡博士的判斷。

　　唐先生的批評雖然嚴厲，但現在看來確實見史家的眼光。我們不要忘記胡博士也是一位閱盡滄桑的史家，如果把他當年的「低調」看作一種「超然的理性」，那麼汪派人士的低調及其後來的言行，就是一種「絕對的理性」的後果。絕對的理性往往執拗於自己的判斷，根本懷疑信念的力量能翻江倒海、逆轉歷史的進程。在抗戰這種「處亂世，當大事」的非常時刻，就會導致可怕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