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詩人韓愈的另一面:因未被棄用而反對永貞革新
沒被任用而結怨
韓愈帶頭反對永貞革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王叔文主政後,沒有起用他,直到那年夏秋憲宗繼位時,才把他轉任為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為此痛恨王叔文,並遷怒於柳宗元﹑劉禹錫,把自己遭貶陽山令歸罪於柳宗元和劉禹錫,其實這是極不公允的。永貞革新時沒起用韓愈,就其為人來說,恐怕不是沒有原由的。而韓愈被貶陽山令起因是上書得罪李實這已是不爭的史實。
韓愈被貶的原因
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三十五歲的韓愈,出任國子監四門博士,可不知什麼原因,貞元十九年去職了。這期間他有《上李尚書書》,向工部侍郎京兆尹李實獻文求助。這一年京城附近大旱,李實欺瞞德宗,繼往橫徵暴斂。可韓愈卻在上書裡獻獻媚稱頌李實說:「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谷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宣佈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贊李實「忠於君,孝於親」。韓愈隨書獻文章兩卷十五篇,以為謁見之資。上書不久,韓愈做了監察御史。這時他又一反前態,與張署、李方叔寫《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饑狀》的奏疏,揭示旱災實情說:「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請求「特敕京兆府」當年「稅錢及草粟等」。韓愈因此事得罪李實被貶為陽山令。宋代洪興祖《韓子年譜》據韓愈近人李翱所作的行狀和皇甫湜所作神道碑,對此事記述說:「是時有詔以旱饑蠲(juān免除)租之半,有司征愈急,愈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這裡說的幸臣就是李實。新舊《唐書》對此也有記載。《韓集》中也收有此狀。這樣的結果是韓愈沒想到的,本為求進的奏疏不但沒讓他獲益,反因得罪李實被貶到偏遠的陽山做縣令。
韓愈攻擊永貞革新
韓愈被貶這件事本來與兩年後才主政的柳宗元等人沒有相干,可韓愈卻借此機會發洩永貞革新時不被起用的惱怒。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的長詩裡把他的遭貶歸罪於柳宗元和劉禹錫。他說︰「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仇。」這顯然是在洩憤,又故意把自己說成是永貞革新的受害者,以向舊派朝臣求援。韓愈還作詩《永貞行》,攻擊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小人乘時偷國柄」。並顛倒黑白,說宦官掌控的禁軍是「天子自將非他師」。還抵毀革新派,說「天位未許庸夫干」。韓愈的這些話完全是反對王叔文的宦官﹑藩鎮和舊派朝臣的腔調,不過他說的更加激切﹑刻薄罷了。王叔文成了小人,柳宗元等人是依附小人的「速進者」。兩《唐書》沿習此說,後代又一直有人隨之。《新唐書柳宗元傳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等橈(nao彎曲不直)節從之,徼(jiǎo求)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娼,一僨(fen毀壞,敗壞。)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勵才猷(you計畫,謀劃。),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宋代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讀柳宗傳》說︰「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於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蘇軾朋黨論說︰「唐柳宗元﹑劉禹錫始不陷叔文之黨,共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名臣矣。」韓愈反對王叔文,怨憤柳宗元和劉禹錫顯然是出於私利,可後世因其名望也沿習韓說。
永貞革新被冤枉了
但歷史自有公道。清人王鳴盛是知名學者,他在《十七史商榷》裡反覆申說王叔文革新之公忠體國。他說︰「叔文與宦官為難,……叔文行政,上利於國,下立於民,獨不利於弄權之閹官,跋扈之強藩。」他認為,王叔文革新,使貞元弊端廓然一清,「自天寶以至貞元,少有及此者」。清朝同治時的陳其元寫了一本《庸閒齋筆記》,他在論述「古人被冤」時,為王叔文等人申冤。施子愉《柳宗元年譜》說︰「韓愈以與王叔文政敵俱文珍有舊之故,其《順宗實錄》於王叔文自多貶詞曲筆,未可盡信。」詳觀史料,此語實為公允之說。《順宗實錄》對俱文珍又多有諱飾。如《舊唐書外集》裡看到的《順宗實錄》,已不是原始那個樣子了。柳宗元參與永貞革新,關係一生榮辱,後世人多為此惜之,可我們觀遍他留下的文字沒見柳宗元有一絲的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