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矯詔篡位「改十為於」，是清史中最廣為人知的故事之一。它說的是：「聖祖皇帝(指康熙帝)原傳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指雍正帝)將十字改為於字。」雍正非法繼位之傳言，以此最具代表性，但很遺憾，早就被爭辯對手輕而易舉地駁倒了。今天我們舊話重提，無意發起又一輪爭辯，而是想借此探討一下，「道理」與「實際」之間，有時會有怎樣的背離。

　　「於」還是「於」？

　　辯駁「改十為於」不成立的第一條理由是：「於」字在當時應寫成繁體的「於」，「改十為於」的說法本身就不能成立。從「道理」上看，這不可謂不充分。「改十為於」內中之義，無疑是篡改康熙帝的遺詔，那能不能換個問法：康熙帝到底使用「於」還是「於」呢？康熙帝確實使用「於」字，下面是一個例子，在江西巡撫郎廷極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所上奏折中，康熙帝有親筆朱批：「凡地方大小事關於民情者，必須奏聞才是。近來南方盜案頗多，不可不細心察訪。」

　　但康熙帝也寫「於」字的，他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蘇州織造李煦的奏折上有朱批：「巡撫宋犖，朕南巡二次，謹慎小心，特賜御草書扇二柄。賜李煦扇一柄。爾即傳於宋犖，不用寫本謝恩，以後有奏之事，密折交與爾奏。」應該用「於」的地方，卻分明寫成了「於」。還有「與爾」也是用的今天所謂的簡化字。那麼面對著這一不合理的「於」字，臣下如何反應？李煦將皇帝旨意傳達給身為江寧巡撫的宋犖，宋犖上折謝恩，他在奏折中重抄了上述部分朱批文字，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句中的「與爾」兩字是用繁體字寫成，但「於」字並沒有使用繁體字的「於」。這充分表明，宋犖注意到了皇帝不符合「規範」的「於」字的寫法。

　　宋犖是以這種獨特的抄寫方式，質疑朱批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嗎？根本不是。看看他對於兩把御賜書扇的態度就可以知道：「仰見我皇上詩兼風雅，書駕鍾王(指鍾繇、王羲之)，臣什襲珍藏，世世永寶。」他絲毫不懷疑不「規範」的帶「於」字朱批。其實，這「規範」只是我們今天的規範罷了，實在是替古人瞎操心。曾有人推測，康熙帝有可能寫「於」，現在終於「發現」了實例，一個足矣！我們能夠說，僅就「於」字而言，如果康熙帝真有遺詔，如果雍正帝真的將「傳位十四阿哥(或皇子)」，改為「傳位於四阿哥(或皇子)」並公之於眾，那麼，臣下是不會以「一字之差」否認這份詔書的真實性和權威性的。因此，以清代詔書中「於」與「於」不能通用就直接否定「改十為於」說，不能成立。

　　必須稱「皇四子」「皇十四子」嗎？

　　判定「改十為於」不成立的第二條理由是，傳位詔書這樣的重要文件，清代必須用「皇四子」「皇十四子」此類書寫格式。若「改十為於」，就成了「傳位皇於四子」(此時「於」的繁簡問題不再重要)，這在邏輯上根本講不通。「皇几子」格式的說法，有強有力的證據，如雍正帝所頒行的康熙帝遺詔中說：「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還有道光帝的親筆秘密立儲詔書：「皇四子奕詝立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為親王。」以上這些原件具在，言之鑿鑿。但我們還是可以追問一句：那時必須要用「皇几子」的書寫格式嗎？

　　順治帝的傳位遺詔是這麼寫的：「朕子玄燁……即皇帝位」。康熙時的冊封，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授允礽以冊寶，立為皇太子。」四十八年(1709年)復立太子允礽時，「允祉、胤禛、允祺俱著封為親王」——這些重要文件都沒有用「皇几子」的格式。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去世，十六日頒行康熙帝遺詔，四天後即二十日頒行雍正帝登極詔書。登極詔書的原件迄今未見，《清世宗御制文集》收錄的版本說：「……惟我國家受天綏佑，聖祖、神宗肇造區夏，世祖章皇帝統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六十一年……二皇子弱齡建立，深為聖慈鍾愛……」這裡的「二皇子」，指的是允祉。值得注意的是，《上諭內閣》所收該詔書如是寫道：「……惟我國家受天綏佑，太祖、太宗肇造區夏，世祖章皇帝統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六十一年……皇二子弱齡建立，深為聖慈鍾愛……」

　　同一份詔書的不同抄錄版本，「二皇子」寫成了「皇二子」。何以如此呢？原來，十一月二十日的詔書，用「聖祖、神宗」指代皇帝先人，但是八天後即二十八日雍正君臣議定康熙帝的廟號為「聖祖」。如此一來，詔書中既有「聖祖」，又有「皇考大行皇帝」，後人看了肯定會莫名其妙，以為說的都是康熙帝。後來雍正君臣在編纂以往上諭時，對此做了必要的改動，改用「太祖、太宗」指代先人，同時也將「二皇子」改為「皇二子」。乾隆時篡修《清世宗實錄》採用的是改動後的詔書，也成為了最常見、通用的版本。康熙帝傳位遺詔和雍正帝登極詔書，都是最重要的文件，且前後相繼頒布，上述書寫格式的不一致，充分說明了康熙帝傳位之際，「皇子」的書寫並無固定格式。冊封、傳位等正式文件中「皇几子」格式用法，應是雍正以後才確定的。

　　同一份詔書的不同抄錄版本，「二皇子」寫成了「皇二子」。何以如此呢？原來，十一月二十日的詔書，用「聖祖、神宗」指代皇帝先人，但是八天後即二十八日雍正君臣議定康熙帝的廟號為「聖祖」。如此一來，詔書中既有「聖祖」，又有「皇考大行皇帝」，後人看了肯定會莫名其妙，以為說的都是康熙帝。後來雍正君臣在編纂以往上諭時，對此做了必要的改動，改用「太祖、太宗」指代先人，同時也將「二皇子」改為「皇二子」。乾隆時篡修《清世宗實錄》採用的是改動後的詔書，也成為了最常見、通用的版本。康熙帝傳位遺詔和雍正帝登極詔書，都是最重要的文件，且前後相繼頒布，上述書寫格式的不一致，充分說明了康熙帝傳位之際，「皇子」的書寫並無固定格式。冊封、傳位等正式文件中「皇几子」格式用法，應是雍正以後才確定的。

　　也正是因為當時沒有固定的稱呼格式，才會有更多的傳言。朝鮮人記載說：康熙帝在暢春苑臨終時召閣老馬齊言曰：「第四子雍親王胤禛最賢，我死後立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後來索性有了矯詔篡位的另一種版本：改「十」為「第」。民國時期天嘏所著的野史《滿清外史》說：康熙帝彌留時，手書遺詔曰：「朕十四皇子，即纘承大統。」雍正帝改「十」字為「第」字。以「皇几子」的書寫格式為據，反對「改十為於」說，實際上是受到了後世官方文件書寫的影響，以此作為判定較早期的康熙帝傳位書寫的標準，這是時空倒置，不足為憑。

　　是書面遺詔，還是臨終遺言？

　　第三種反對意見認為，遺詔這麼重要的文件，康熙時不可能只有漢文，也須有滿文，或首先應是滿文；即便漢文改了，滿文的內容也難以篡改，絕不像改漢字「十」為「於」那麼簡單。對於「改十為於」說，此乃釜底抽薪的一擊。問題複雜，無法細辯，只是想指出，此說法同上面的一樣，都過於講求「道理」，而忘了「實際」。反對「改十為於」矯詔篡立說的，恰恰與他們的論敵有一共同的前提，即認為確實存在康熙帝的遺詔。這裡所說的遺詔不是指前面引述過的，雍正帝即位後公之於天下的康熙帝遺詔(此遺詔是在康熙帝去世後製作的)，而是指康熙帝臨終前的遺詔，且它必須是書面遺詔，否則何談篡改？

　　但真有這樣一份遺詔嗎？雍正帝第一次談到他繼位的情況，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秘密立儲之時。他說得很簡單：「我聖祖皇帝……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倉促之間，一言而定大計。」在「倉促」「一言」的氛圍中，分明不會有什麼書面遺詔。第二年，雍正帝又說：「前歲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皇考陟天之後，方宣旨於朕。」到了雍正五年他又說：「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面降諭旨以大統付朕。」直到雍正七年，他在親自頒行的《大義覺迷錄》一書中為自己繼位辯解時，還是如此立場，那就是：康熙帝只有「末命」，也就是臨終遺言，是口頭遺詔，而沒有書面遺詔。

　　這不是偏聽雍正帝一面之詞。隆科多曾自言：「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對於這句話的意思，後世眾說不一，但沒有人否認隆科多是康熙帝臨終皇位授受的見證人。「白帝城受命」與上面雍正帝所說的場景一致，都在表明了康熙帝傳位，只有臨終遺言，沒有書面遺詔。「改十為於」只是謠言，乃爭奪皇位失勢的皇子身邊的太監所編造，目的在於洩私忿。而歷來此說的反駁者自信「道理」在握，但未曾想到自己與被反駁者一樣，從一開始就遠離了「實際」，因為沒有書面遺詔，那些關於詔書的種種「道理」，統統都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