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如何教育「官二代」

　　晚清名臣曾國藩對後代的教育也相當重視。咸豐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寫信給九歲的兒子曾紀鴻說：「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教育九歲的兒子要成為「讀書明理之君子」，這樣的期許較之一般的儉樸教育顯得境界更高。

　　而後，曾大人直接教育兒子如何做：「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讀書與做人，實質是相容並包的。通觀曾國藩的一生，其言傳身教對於曾氏家族的兒孫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續發展都奠定了紮實基礎，值得今人借鑒。

　　諸葛亮曾經寫過兩封《誡子書》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許多誡子文書，如曹操《戒子植》、曹丕《誡子》、嵇康《家誡》、諸葛亮《誡子書》、羊祜《誡子書》等都是教育子孫的文書。最典型者當數諸葛亮的《誡子書》。

　　諸葛亮曾經寫過兩封《誡子書》，其一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這篇《誡子書》，不但講明修身養性的途徑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與學習的關係;不但講明了寧靜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縱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則方面對其子嚴格要求，循循善誘，甚至在一些具體事情上也體現出對子女的細微關懷。

　　他的另篇《誡子書》說：「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

　　這句話是說：擺設酒宴，目的在於合乎禮節和溝通感情，以適應身體和心性的需要為度，盡到禮節便可退出，這就達到和諧的極點了。當主人興致未盡，客人略有倦意的時候，可以飲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錯亂的程度。這是諸葛亮在具體事情上對子女的訓誡。

　　有人認為，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在他死時才8歲，而上述兩封《誡子書》所言內容，不像是對兒童講話，因而懷疑其系後人偽造。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諸葛喬過繼給諸葛亮為嗣子這件事，就不會對上述兩封《誡子書》有懷疑。

　　陶侃退醃魚

　　東晉名臣陶侃出身貧寒，年輕時做過縣吏，曾利用職務之便給母親湛氏送去一罐醃魚。湛氏不肯吃，還責備陶侃說：「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謝安侄子謝玄，年輕的時候喜歡佩戴紫羅香囊，謝安怕他玩物喪志，「因戲賭取，即焚之」，用這種行為加以教育，自此謝玄停止了佩戴香囊。謝安兄子謝朗，「善言玄理，文義艷發」，小時候一次大病初癒後，在叔父謝安處與僧人支遁談玄，論爭得十分激烈。

　　謝安寡居多年的嫂嫂王氏擔心兒子過度勞累傷身，兩次派人叫謝朗回去。謝安總捨不得讓謝朗走，想讓他們論出個結果。王氏只好親自跑到謝安家，說：「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哭著把謝朗拽走。謝安對支遁說：「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晉書》卷79《謝安傳》)表示了對嫂嫂行為的理解和尊重。這兩件事反映了謝氏家族重教育、講禮節的門風。

　　張緒因勢利導兒子

　　南齊人張緒之子張充「不持操行，好逸遊」。

　　一次張緒請假回家，剛到西城郭，便看見兒子到郊外打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張充也看到父親的船駛來，便放下獵鷹和獵狗，在岸邊拜見。張緒沒有責備他，而是一語雙關地問：「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張充面有愧色，回答：「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張緒便鼓勵他說：「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

　　果然，第二年張充便修身養性，刻苦攻讀，後與從叔張稷同有名望(《梁書》卷21《張充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