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檢討:蜀漢「相父」自貶三級是做給誰看?
建興六年(公元228)諸葛亮親率大軍進攻祁山,很快攻下了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整個關中地區震動。魏明帝曹睿親率大軍坐鎮長安,命令大將張郃率軍抵擋。諸葛亮派馬謖督帥諸軍前衝,與張郃戰於街亭。馬謖違背了諸葛亮的作戰部署,行動失當,被張郃打得大敗,丟失了街亭。諸葛亮進攻失去了依托,只好退回漢中。這就是有名的失街亭和斬馬謖的典故,《三國演義》據此還增加了一處空城計的故事,京劇更是把這些故事整出了三個劇目,合起來稱為《失空斬》。諸葛亮街亭失敗以後,要求劉禪給予處罰,劉禪寬慰了他,但諸葛亮沒有接受,而是來了一個自貶三級。劉禪只好同意,將諸葛亮降為右將軍,但仍然行使丞相職權,所管轄的事情也和以前一樣。
自古以來,處分都是組織對個人,上級對下級,像諸葛亮這種情況還真是少有。封建時代實行的都是家天下,實行的是一人統治,皇家就是組織,皇帝再無上級,只有他有權處分別人而不被處分。甚至對他的功過得失都不能議論,只有漢武帝搞了一個像是「檢討」一樣的詔書,後人稱之為「罪己詔」。不過,這只是就事論事,並不牽扯到處分問題,更不會有降級一說。除了這個人,大臣們只能是提出要求,貶不貶,最終還是皇帝說了算。而諸葛亮已經向皇帝劉禪提出處分請求,劉禪並沒有批准,諸葛亮為什麼一定要自貶三級呢?
說這種情況少有,不是沒有,先看看有過的先例,曹操「割發代首」。
曹操經常率軍出征,有一次經過麥田,下令說:「士卒都不要損壞麥子,有違反此令者處死。」結果別人都沒有違反,偏偏是曹操的馬受到了驚嚇,竄進了麥地裡。曹操招來主簿論罪,主簿用春秋的典故應對說:自古刑法是不對尊貴的人使用的。曹操說:「自己制定的法令而自己違反,又如何能統帥下屬呢?然而,我身為一軍主帥,是不能夠死的,請求對自己施以刑罰。」因此,曹操拔出劍來割下頭髮扔在地上。
必須說明,曹操割發的確是一種刑罰。在古人來說,「人之髮膚受之父母」,是不能隨隨便便說割就割的,刑名當中有一種髡刑,就是拔掉頭髮。所以說,曹操的這種自罰,雖然像征意義更大些,但絕對不是「作秀」,而是實實在在的罰。不過,這當中有一個區別,一個疑惑。區別在於,這時候的曹操已經不上朝參拜漢獻帝了,也就是說,曹操已經完全掌握了皇帝的權力,他就是皇帝,漢獻帝只不過是一個名字符號;而諸葛亮,雖然也強調「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出師表語)」,但皇帝皇宮和丞相丞相府還是有區別的。這就留下了一個疑惑,諸葛亮和當年的曹操一樣嗎?一旦提出這樣的問題,肯定會有人說,諸葛亮和曹操絕對不是一碼事,這是大忠和大奸的區別,不可同日而語。
那麼,諸葛亮為什麼還要這樣幹呢?
實際上,諸葛亮這樣干就是在顯示權威。這時候的諸葛亮和漢獻帝時候的曹操並沒有什麼區別,都是能夠「挾天子」的人。只不過,曹操已經把漢獻帝完全控制,漢獻帝只有一個皇帝的虛名,曹操所做的任何事情他已經不知情。而諸葛亮的「總攬內外」的權力是皇帝劉禪「給予」的,諸葛亮所幹的大事情,需要給劉禪(皇帝)報告一下。區別僅僅在於,曹氏亡了漢家天下,諸葛亮輔佐的這個蜀漢君主是被魏國所滅。
諸葛亮既然已經擁有了絕對的權力,他還有必要再顯示權威嗎?要說有還真有。這主要是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李嚴,二是劉禪。李嚴也是劉備臨終的托孤重臣之一。章武三年(公元223),劉備臨終托孤,李嚴和諸葛亮都是遺詔輔佐劉禪之人。劉備的意願是讓李嚴「統內外軍事」,但李嚴始終住在永安,南征北伐等軍事都不用李嚴「統領」。諸葛亮北伐失利,恰恰是軍事上出了問題。有了問題就要檢討總結,所以,諸葛亮如其讓人家說,還不如自己說。這就是她要向李嚴顯示的權威。再說劉禪,剛當皇帝時年齡是十七歲,按當時的說法,他還是一個未成年人,因此,諸葛亮以他沒有執政經驗和能力為由,總管了「內外」一切政務。但這次事件發生時,劉禪已經二十二歲了,按道理說,即便是不發生過失,諸葛亮也早應該把權力還給劉禪了,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不僅如此,他上書劉禪,不是請求處分,而是直接決定「自貶三等,以督厥咎」。這時候的劉禪,就像是一個辦事員一樣,只需要整理一份材料,蓋個公章就行了。
如果說,這僅僅是一種推論,那麼還有一個問題可以說明,姜維封侯。姜維是天水人,在諸葛亮這次北伐時,天水太守懷疑他有異心,將他關在上邽城外,不得已投降了諸葛亮。諸葛亮馬上任命姜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侯」。假如說,任命姜維官職是一種需要,而封侯,這是丞相的權力嗎?即便是在戰爭環境下,封侯必須有功,姜維又有什麼功勞?姜維封侯,諸葛亮根本就沒有請示。
這樣看來,諸葛亮自貶,就是在顯示他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地位。皇帝算什麼?皇帝只是他的「義子」,而他是皇帝的「相父」!
相關閱讀
諸葛亮自比管仲體現了他什麼樣的性格
諸葛亮沒有出山以前,常常把自己比作是管仲、樂毅,這一點,史書和小說說法基本是一致的。管仲蕭何都是歷史名相,兩個人所處的時代雖然不同,卻是各有千秋,都為時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就所處時代和所輔佐的君主來說,劉備有點兒和他的祖上劉邦更接近一些。劉邦當漢王前,一直是受制於項羽,這和劉備受制於曹操差不多。劉備處於天下紛爭之時,這和劉邦有點兒相似之處。如此說來,作為輔佐者,諸葛亮更應該把自己比作蕭何才對,可是他卻自比管仲。諸葛亮為什麼要這樣自比,而不是把自己比作蕭何呢?
大背景讓他有所顧忌
管仲所處的時代,雖然已經是天下紛紛,但諸侯國家各自為政且被他國承認,只因為這時候天下的共主名義上還是周天子,管仲輔助齊桓公和齊桓公擁護周天子並不矛盾。諸葛亮所處的時代不同,這時候天下名義上的皇帝是漢獻帝,而漢獻帝卻是掌握在曹操手裡。蕭何是丞相,而諸葛亮時代的丞相是曹操。儘管很多地方大員早已經成為「諸侯」,早就不聽中央政府的號令,但劉家天下的皇帝還在,這時候誰要是去當蕭何,的確有點兒不合時宜。
如果我們拋開這個大背景,從他們自身情況來看看,諸葛亮為什麼選擇的是管仲而不是蕭何呢?
管仲文武兼備,而蕭何則是只有治國理政才能,沒有表現出軍事才能。
管仲所處的時代,一個國家可以不設相國,但一旦設立,就有很大的權力,用後世的話說,他們是「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所以,管仲在齊國實行了比前人更大的改革,所有的條文都是他提出來的,齊桓公只是批准者,制定、執行都由管仲進行。正式上任之前,管仲還推薦了一些官員讓齊桓公任命,這有點兒現代組閣的意思。齊國作為一代霸主,有過幾次較大的軍事行動,而所有的軍事行動都是管仲隨行,他的這個角色,很像是後世的軍師和現代軍隊的參謀長一職。不過,齊桓公這個軍隊「總司令」,卻是個「甩手掌櫃的」,除了戰前發佈命令,戰後接受祝賀,其他的事情基本都是管仲的。這還不算,有時候心血來潮,齊桓公魯莽用兵,管仲還要給他「擦屁股」,讓他的行為合乎正義。比如,齊桓公伐楚。本來,齊桓公因為一時不高興將蔡國的夫人趕回去了,蔡國在沒有解除婚姻關係的情況下將其改嫁,就為這事,齊國要對蔡國用兵。管仲給齊桓公找了一個借口,說是楚國不向周天子進貢,因而由伐蔡變為先伐蔡後伐楚,既讓周天子高興,又得到了很多國家的支持。
蕭何也是相國,這在統一的中央政權下很少有人能夠擔任這一職務,從秦始皇開始,就把相國稱為丞相。鑒於呂不韋的教訓,秦始皇還有意削弱丞相的權力。所以就權力而言,蕭何和管仲相比那是大打了折扣。又因為蕭何個人經歷的原因,他的軍事才能並沒有得以展現。劉邦做沛公,蕭何作為助手辦理的也是一些公務而不是軍務。劉邦進入咸陽,手下將領們搶奪的是財物,蕭何收取的是文獻資料。劉邦當了漢王,任命蕭何為丞相,想回兵東進,卻先要找一個統兵大將。為什麼不讓蕭何作為大將呢?可見劉邦知道蕭何是治國的高才,不是統兵的大將。劉邦在評價人才特長時說蕭何:「鎮守國家,安撫百姓,供給糧餉,保證運糧道路不被阻斷,我比不上蕭何」,也沒有說他的軍事才能。
也就是說,諸葛亮覺得自己文武兼備,他要做一個像管仲那樣的「相國」,而不是做一個蕭何那樣的相國。
管仲自始至終都得到信任,而蕭何則沒有這般幸運。
管仲本來輔佐的是齊桓公的哥哥公子糾,為了幫助公子糾當上國君,管仲還拉弓搭箭射了齊桓公一箭,差一點要了他的性命。但是,當鮑叔牙極力推薦,經過談話知道了管仲的才能以後,齊桓公馬上任命管仲為相國,從此再也沒有絲毫動搖和猜忌,也就是從來沒有更換相國的想法。
蕭何不同,劉邦嘴裡說的比齊桓公要甜蜜的多,內心卻始終隱含猜忌。漢五年,劉邦打敗項羽平定了天下,準備論功行賞。劉邦那意思是讓蕭何為第一,可是很多人認為蕭何只在後方,不如他們披堅執銳攻城拔寨功勞大,很不服氣。劉邦說:「打獵時,追咬野獸的是獵狗,但發現野獸的蹤跡,找出野獸所在的才是獵人。」因此,他把那些衝鋒陷陣的將領們比作是「功狗」,而把蕭何比作是「功人」。但是,蕭何卻並不是始終被信任。楚漢爭霸時期,劉邦在前方打仗,蕭何協助太子留守後方。漢三年(前204),劉邦多次派遣使者慰勞蕭何。有個叫鮑生的人說:「漢王在前方風餐露宿,卻反過來派使者慰勞您,這是有懷疑你的心意。」蕭何於是聽取了鮑生的意見,將自己的子、侄都派到前線去,劉邦這才高興放心。劉邦死的這一年(前195),英布反叛,劉邦親自帶兵平叛,他仍然多次派人來詢問蕭何在幹什麼。可見,劉邦自始至終對蕭何都是重用而不是信用。而蕭何為了自保,竟然採取的是自毀清譽的方法,因為他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威望太高。當蕭何藉機會為百姓請求上林苑的空地耕種,劉邦立刻將蕭何下獄。就是蕭何這個相國,劉邦也並不認為非他莫屬。在《史記·留侯世家》中有一句話:「勸皇上立蕭何為相國」,說明劉邦對此信心並不堅定。
諸葛亮肯定是想當一個始終被信任的人,這是他自比管仲的另一個原因。
管仲是在替主子做事,而蕭何只是在聽主子做事。
相國無論多麼風光,但是這天下(地盤)都是人家的,你立了功得到一些利益,也都是人家賞賜給您的。在這個方面,管仲和蕭何並沒有任何區別。他們不管權力有多大,和君主永遠都是主從關係,任何時候都改變不了。但管仲和蕭何由於遇到的主子不同,所受到的信任不同,他們在各自集團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所區別的。管仲提出的所有主張,只要齊桓公點個頭就行了,或者是,齊桓公想幹一件事情,只要把這件事情說出來,剩下的都由管仲來完成。也就是說,管仲是在替主子做事,齊桓公只不過是一個所有者而已。而蕭何不同,他也在做事,但他的這種做事,是在劉邦的允許之後才可以做,即便這樣,蕭何還得時時看一看劉邦是不是高興。這讓蕭何養成了大事不表態的習慣,直到劉邦死後。臨終前,蕭何病重,漢惠帝劉盈問他誰可以接替?這件事本來劉邦已經有安排,那就是曹參。曹參自己也知道,蕭何也會推薦他,儘管兩人有矛盾。但是,蕭何就是不先說出來,而是用一句「知臣莫如君」來搪塞。劉盈說:「曹參這個人怎麼樣?」蕭何馬上說:「陛下得到合適的人選了,我死了也不遺憾了。」如果不是人們理解他的無奈,這哪兒像一個起棟樑作用的相國所說的話!
諸葛亮不會願意自己走到蕭何那個處境中。
實際上,諸葛亮是不是把自己比作管仲也很難說,但古代文人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成為管仲,而不希望自己做蕭何。他們希望自己遇上齊桓公這樣的帝王,以便自己可以放手施展自己的才華,已達到「致君堯舜上」的人生志向。而蕭何雖然歷史功績同樣彪炳青史,但他那種提心吊膽過日子的人生經歷卻並不令人羨慕。或許,這就是文人情結,他們是想藉著諸葛亮的事情說出自己的心裡事吧。
「諸葛亮自貶三級」是哪三級?
「馬謖拒諫失街亭」、「孔明揮淚斬馬謖」,是三國故事中令人扼腕歎息的一出悲劇。大家對此討論的很多,本人不才,也湊湊熱鬧。
劉備在白帝城托孤時曾囑咐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宜察之。」但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的古訓在謹慎的諸葛亮身上應驗了。由於馬謖確實是智謀之士,曾向諸葛亮提出了不少良策,二人非常交好,馬謖甚至以諸葛亮為「父」而事之。因此,諸葛亮對劉備的囑托不以為然,一直認為馬謖是「當世之英才」,對他仍然非常器重,經常和他通宵達旦地討論軍國大事,使得睿智的諸葛亮被馬謖誇誇而談的謀略和理論蒙蔽了明亮的「慧眼」,沒有「透視」出馬謖「言過其實」的另一面。
兵出祁山時,在關鍵時刻,諸葛亮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面對馬謖的主動請戰,聽信了馬謖輕敵的豪言壯語和所謂的「軍令狀」,就沒有安排其他久經戰陣的宿將為先鋒,而是任命馬謖為先鋒官。儘管選派了「平生謹慎」的上將王平擔任助手,但是熟讀兵書、頗知兵法的馬謖卻堅持以違背實際情況的理論為指導思想,作出了錯誤的戰鬥部署,還拒絕王平的正確建議,最終導致了街亭失守的敗局。
智者千慮,仍有一失。即使是諸葛亮這樣用人謹慎的大智之人,也會受到感情親疏的左右,也會犯下用人失當的錯誤。
二
當馬謖兵敗的消息傳到大本營後,諸葛亮頓足長歎:「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後來,又對有功之將趙雲說:「是我不知愚賢,以致如此……」自責之情,溢於言表。
咱們儘管不清楚諸葛亮當時經歷了如何激烈的思想鬥爭,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諸葛亮深知:紀律就是制勝的法寶,法不容情,必須堅持原則,公正處理,明正軍律,表現出了為興復漢室而執法如山、賞罰分明的堅定立場。
其實,更能彰顯諸葛亮人格魅力的是,他並沒有把馬謖當作「替罪羊」一殺了之,就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洗脫得乾乾淨淨,而是進行了一番深刻的自我批評,自己勇於承擔了兵敗的責任。
諸葛亮在上奏後主的表章中作了坦誠的自我剖析和檢討:我以弱才,幸得君主的信任,得以統帥三軍。由於我治軍法度不嚴,做事不夠謹慎,以致出現了街亭失守的敗局。這個責任,在於我知人不夠,用人不當,因此我情願自降三級,以督察我的過錯。」。諸葛亮旗幟鮮明地把「用人失當」的「帽子」戴在了自己頭上,樹立了良好的人格形象,贏得了朝廷上下的感動和倍加敬佩。
在馬謖受刑時,諸葛亮的心情錯綜複雜,先帝的話也在耳邊反覆迴響,要不然他不會熱淚盈眶,大哭不已,這其中固然有對馬謖的依依不捨和不勝惋惜,恐怕更多的還是對自己用人失當的深深自責和無限痛心,愧對了先帝的遺言,可惜悔之晚矣。
三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大大小小類似錯用馬謖的歷史悲劇也在不斷地上演,但是真能像諸葛亮那樣嚴肅而公正處理的卻不多見。由此可以看出,諸葛亮敢拍胸脯,勇於自責,退而補過,不僅在「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時代堪稱典範,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日也是光芒四射。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正如一位名人所說的:「除了廟裡的泥胎不犯錯誤,活著的人哪個十全十美?」特別是當權者,掌握著或大或小的權力,權力就是責任,權力愈大,責任越大。如果犯了錯誤之後,就一味地怨天尤人,對應承擔的責任上推下卸,而自己卻不好好地反省,不作深入的自我批評,那就是錯上加錯了。有些當權者就是在這個問題上陷入了誤區。
比如,由於當事人失職而出了問題,對當事人進行處罰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作為當權者呢,也應該難辭其咎,應主動承擔有關的領導責任,這是當權者的本分,也是應有的覺悟和境界。但是少數當權者卻並非如此,不是勇於承擔責任,不是認真吸取教訓,不是積極糾正失誤,而是煞費苦心地在如何推脫責任上下功夫——有的用「捂」功,千方百計地捂著蓋著,企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實在遮掩不住了,便啟動縱橫交錯的「關係網」,讓直接責任人逃脫應有的處罰,自己也就相安無事;有的用「推」功,玩弄「丟車保帥」的把戲,把一切責任都推給直接責任人,誰讓他出錯呢,全都擔著吧,自己則若無其事;還有的用「輕」功,稍微放下點架子,避重就輕,象徵性地來一句「我也有一定責任」,再來點「蜻蜓點水」式的「自我批評」,至於其它的具體責任,那就不關我的事了。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既不照章辦事,更不引咎自責的做法,與諸葛亮一比,可是大相逕庭了。
再如,在處理事故的過程中,一些同志為了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不怕苦累,不怕險難,不怕死傷,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對於某些眼光「敏銳」、思路「開闊」的當權者來說,在面對需要承擔的責任時,這些英雄行為就成了可以利用的「救命稻草」,就耍起了另類「聰明」,玩起了「曲線糾錯」的伎倆——他們不是從自身查找原因,引咎自責,防止類似事故的發生,而是圍繞這些英雄行為大做文章,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大張旗鼓地宣傳這些英雄行為,以此來轉移人們的視線和關注點,掩蓋自身的過失。他們把本來可以避免的事故說成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是「天災」而不是「人禍」,把這些英雄行為說成是領導精心培養教育的結果,是「教育數年,展示一時」。文過飾非一番後,壞事在他們的嘴裡和宣傳工具下搖身一變成了「好事」,事故責任也就相對地「輕描淡寫」了。這樣的手段確實是「高」——「高」得離譜,「高」得邪乎,不但掩蓋了矛盾,吸取不了血的教訓,而且敗壞了風氣,造成了惡劣影響。
確實,自責是需要勇氣的。有些問題的發生,不能排除其中有客觀因素的影響,但究其根本原因還是主觀因素造成的。為什麼有的當權者就沒有認錯擔責的勇氣呢?深入探究,恐怕是心中有「四怕」:一是怕被追查責任,丟了「烏紗帽」;二是怕被別人抓著把柄,引火上身;三是怕因此丟了面子,令自己難堪;四是怕不能被別人理解,扣上「就他能出風頭」的「大帽子」。當然,可能還有其他原因。在這樣忐忑不安的複雜心理的驅使下,也就不願意、也不敢承擔責任了,甚至把錯誤和過失推到別人身上,發展到——諱疾忌醫了。
其實,自責就是嚴格的自律。敢不敢承擔責任、能不能承擔責任,也從側面反映了一個當權者是否具有嚴以律己的品質。一個連自己的錯誤都不敢承認的當權者,人們又怎麼能從他身上找到嚴以律己的勇氣呢?而一個缺乏嚴以律己精神的當權者,人們又怎麼能相信他能正確地對待別人、對待錯誤呢?只有那些心胸坦蕩、襟懷坦白的當權者,才能正視自己的錯誤,才能敢於承擔責任。他們知道,承擔責任,就是為了反省,為了改過,為了以後的進取,這是一個教育人、感染人的過程,也是一個團結人、增強團隊凝聚力和戰鬥力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