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紂王帝辛簡介：商紂王帝辛，名受，後世人稱殷紂王，子姓，名受或受德，中國商朝末代君主，商謚帝辛，周武王稱其為「紂王」。明代文學小說《封神演義》則有稱其為「壽王」，夏商周斷代工程認為他在前1105年-前1046年在世。

　　帝辛是帝乙之子，以母為正後，辛為嗣，有雄才，致力於用兵東南。帝辛天資聰穎，聞見甚敏，才力過人，有倒曳九牛之威，具撫梁易柱之力，深得帝乙歡心。帝辛繼位後，重視農桑，社會生產力發展，國力強盛。帝辛於公元前1075年即位，公元前1046去世，在位30年，後世評價褒貶不一。

　　帝辛繼位後，重視農桑，社會生產力發展，國力強盛，發起對東夷用兵，打退了東夷向中原擴張，把商朝勢力擴展到江淮一帶。特別是討伐徐夷的勝利，把商朝的國土擴大到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對東南夷的用兵，保衛了商朝的安全。

　　牧野之戰中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在距離朝歌(今河南淇縣)七十里外的牧野擊敗商軍，商帝辛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商朝滅亡。《左傳》稱：「紂克東夷而隕其身」。

　　敗因

　　帝辛之敗有兩說，其一，說帝辛在位後期，居功自傲，耗巨資建鹿台，造酒池，懸肉為林，修建豪華的宮殿園林，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使國庫空虛。他剛愎自用，聽不進正確意見，在上層形成反對派，使用炮烙等酷刑，鎮壓人民。殺比干，囚箕子，年年征戰，失去人心。他在討伐東夷之時，沒有注意對西方族的防範，連年用兵，國力衰竭，又需面對其因長年征戰而日積月累有增無減的大批俘虜如何處理等問題而造成負擔。該段早已無法考究，由周武編寫。

　　另一個說法是，帝辛重用奴隸，觸犯貴族利益。周武一方給帝辛設立的六大罪狀裡，排前的便是「任用賤民為官」以及「以賤民辱貴族」。說白了就是紂王提前了一千年企圖終結奴隸制社會，提前三千年想要玩民主……試想，商鞅七百多年後開啟封建制都落了個車裂的下場， 何況七百多年前呢?所以當時以周姬昌等為首的大奴隸主便一起聯手殺了帝辛。

　　不管是因為什麼原因，反正最後的結果就是：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聯合西方11個小國會師孟津，乘機對商朝發起進攻，牧野之戰，大批俘虜倒戈，周兵攻至朝歌。帝辛登上鹿台，穿上他綴有寶玉的衣服，投火自焚而死，商朝滅亡。

　　帝辛死後，葬於淇水之濱，今墓尚存。

　　商紂王是怎麼死的？

　　傳說，殷商末代的商紂王是個窮奢極欲、殘暴無道的昏君。「西伯」(西部諸侯之長)姬昌，即後來的周文王，因為反對紂王曾被囚禁，想了很多辦法才得以出獄。當時，周的都城在岐山(今陝西省岐山縣)，周文王回到岐山後，下決心要推翻商朝的統治。他首先聘得軍事家姜尚(即姜太公)為軍師，積極練兵備戰，又兼併了鄰近的幾個諸侯小國，勢力逐漸強大起來。接著，又將都城東遷至豐邑(今陝西省戶縣附近)，準備向東進軍。可是，遷都不久周文王逝世了。

　　周文王的兒子姬發繼位，即周武王。姜太公繼續擔任軍師。武王的同母弟姬旦(即周公)，異母弟姬奭〔shi 〕(即召公)是武王的兩個得力助手。同時，武王還得到了其他幾個諸侯的擁護。於是，武王正式宣佈出兵伐紂。大軍在孟津(今河南孟縣之南的一個黃河渡口)渡過黃河，向東北挺進，直逼商朝的朝歌(今河南淇縣東北)。因為商紂王已失盡人心，軍隊也多不願為他送命，於是逃的逃、降的降，起義的起義，朝歌很快就被攻克。紂王自殺，商朝就此滅亡。以後的八百年，便成了周的天下，稱為周朝。

　　當周武王攻克朝歌之初，對於怎樣處置商朝遺留下來的權臣貴族、官宦將士，能不能使局面穩定下來，武王心裡還沒有譜，因此有些擔憂。為此，他曾同姜太公等商議。漢朝人劉向編撰的《說苑·貴法》裡有這樣一段文字記載：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眾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愛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鹹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

　　大意是說：周武王打敗了殷商，召見姜太公，問道：「該怎樣對待他們的人員呢?」太公答道：「我聽說，如果喜愛那個人，就連帶喜愛他屋上的烏鴉;如果憎恨那個人，就連帶奪來他的僕從家吏。全部殺盡敵對分子，讓他們一個也不留，您看怎樣?」

　　原文中所謂「余胥」，是指地位最低下的小吏，奴隸主貴族的管家之類。(余，末等的意思;胥;胥吏。)

　　漢朝人伏勝編撰的《尚書大傳·大戰》裡也有類似的記載：

　　「紂死，武王惶惶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余。』」

　　這段記載，與《說苑》所載內容相仿。不過「余胥」一詞寫作「胥余」，兩者的含意也不一樣。「胥余」已不屬胥史等級，而是胥吏以外，比「余胥」更加低下的奴隸或刑徒了。例如商紂王時的「太師」箕子，因對紂王不滿，被囚禁而裝瘋，甘當奴隸，所以《莊子》稱他為「胥余」。

　　此外，《韓詩外傳》、《六韜逸文》也都有關於周武王和姜太公上述那段談話的記載，內容基本相同。由於這個傳說，就產生了「愛屋及烏」這句成語。

　　我國自古流傳一種迷信習俗，以為烏鴉是「不祥之鳥」，它落到誰家的屋上，誰家就要遭遇不幸。我國最古的一部詩歌集《詩經》的《小雅》部分，題為《正月》的一首詩裡，就有「瞻烏爰止，於誰之家」。可見古人多厭惡烏鴉，而絕少有人愛它的。所謂「愛屋及烏」，是說：由於愛那個人，因而連他家屋上的烏鴉都不以為不祥，不覺得討厭了。這句成語，一向被人們用作推愛的比喻。因為深愛某人，從而連帶喜愛他的親屬朋友等人或其他東西，就叫做「愛屋及烏」，或稱這樣的推愛為「屋烏之愛」。

　　唐代詩人杜甫在《奉贈射洪李四丈》(射洪，地名，在今四川;李四丈即李明甫)的詩中，開頭兩句是：「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宋朝人周敦頤的《濂溪詩》中有：「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宋朝人陳師道的《簡李伯益》詩中也有「時清視我門前雀，人好看君屋上烏。」都是用的「愛屋及烏」這個成語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