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樵

王亞樵，是30年代上海灘的有名人物。他擁有近萬名門徒，是稱為「斧頭黨」的洪門幫會首領，與當時軍政界的上層人物有來往。他自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對那些貪官污吏、賣國賊、日本侵略等等，恨之入骨。他曾先後組織策劃暗殺直系軍閥淞滬警察廳長徐國梁、上海招商局總辦趙鐵橋、國聯調查團長李頓伯爵，甚至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以及汪精衛、蔣介石等，也幾乎死於他的冷槍之下。因此，他被人稱作「暗殺大王」。

1932年初，日本人為了轉移國際上對其強佔東三省的視線，進而取得進攻中國的新基地，故意在上海製造了一起「日本和尚事件」，借口上海「三友實業社」工人與五名日本和尚發生衝突，指使暴徒縱火，破壞「三友實業社」，煽動日僑遊行、集會，搗毀中國人的商店，殺死擊傷中國警察，並乘機在吳淞口集結大批軍艦，威脅上海市政府，提出封閉上海市各抗日救國會和上海《民國日報》等無理要求。儘管上海市政府完全接受了這些無理要求，但日本海軍陸戰隊仍於1月28日深夜1時左右強行佔領了上海天通庵車站，並用20餘輛鐵甲車為前導，分幾路向上海北站、江灣、吳淞等地進攻，襲擊中國軍隊。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下令自衛還擊，並親臨真如車站，指揮戰鬥。日軍受阻，即於次日凌晨派出飛機助戰。敵機在閘北、南市一帶狂，轟亂炸。這一帶被炸得房倒屋塌，市民死傷無數。十九路軍將士個個義憤填膺，更加頑強地反擊，擊退了日軍的進攻。

淞滬開戰後，王亞樵眼看日寇侵佔上海，凶殘殺戮中國同胞，感到十分憤怒。於是他便秘密組織了一支專門鋤殺日軍、漢奸的敢死隊。他率領的這支敢死隊，配合19路軍作戰，對日寇進行暗殺活動，他又讓妻子王亞瑛帶領部屬家眷給前方戰士送衣、送飯、送水，慰勞前方戰士，表現出高度的愛國精神。

3月1日夜晚，日軍停泊在浦東江邊的一艘驅逐艦和停泊在黃埔灘一帶的一艘旗艦，突然被爆炸的轟隆巨響震得東搖西晃，艦上的日軍嚇得抱頭鼠竄，誤以為艦艇中了中國軍隊的炮彈。其實，這只不過是王亞樵跟他們開的一個小小的「玩笑」罷了。

淞滬抗戰爆發後，王亞樵每見到黃浦——吳淞江面上停泊的日本軍艦就恨得咬牙切齒，一直想把這一艘艘時刻都可能把罪惡的炮彈射向上海的怪物炸沉。他派人暗中尋覓水性好的人選，一方面向蔣光鼐等申請定時炸彈。一切準備就緒之後，他讓人潛入寒冷刺骨的江水，將炸彈送到這兩艘離岸較近的日艦下。遺憾的是炸藥的威力不夠，兩艘軍艦不但未能炸沉，反而打草驚蛇，逼得日本人連夜將所有的軍艦都駛離江岸，並在停泊處布下電網，以防再有人來炸艦。

儘管此舉並未成功，但其所表現出來的愛國精神卻是不容置疑的。所以，陳銘樞對王亞樵更加賞識，常以「國土」許之。王亞樵亦把陳銘樞視為自己的後盾，並向陳銘樞表示，自己要以身許國，不負知遇之恩。

出人意外的是，正當十九路軍在上海人民和各界人士協同下，抗擊日軍節節勝利之際，南京國民政府卻讓他們乘勝而收，避免與日軍決戰。十九路軍孤軍奮戰了33天後，終在瀏河腹背受敵，不得不撤退。王亞樵等也只好偃旗息鼓。日軍的侵略行徑未能得到應有的懲罰。日本指揮官白川大將得意非凡。他公然決定，4月29日「天長節」——日本天皇誕辰之日，在上海日租界內的虹口公園舉行盛大的慶祝大會。消息傳到南京。愛國的軍政人員無不對白川這種肆無忌憚的挑釁和侮辱感到義憤。陳銘樞為此氣得拍桌大罵。但作為官方人員，他無能為力。然而，這種奇恥大辱，他實在容忍不下，於是親自跑到上海，讓王亞樵設法破壞這次大會，以伸張正義。王亞樵拍胸允諾道：「先生請放心。我王亞樵若不給白川點厲害，決不再見你!」4月中旬，王亞樵得到一個消息：4月29日「天長節」，白川義則在虹口公園舉行閱兵祝捷大會。王亞樵知道這個消息十分高興，認為這是對日寇懲罰的好機會。於是他就去找19路軍後方辦事處主任范志陸，兩人如此這般地商量了一番。范志陸認為事情重大，要向19路軍長官請示。蔡廷鍇將軍對凡是打擊日寇侵略活動的一切愛國行動，都給予支持。至於這些義勇軍、敢死隊等用何等方式，懲罰日本侵略者，則由他們各自策劃進行。義勇軍、敢死隊的活動經費，可在華僑捐款中撥一部分給予支持。

白川義則是繼日本植田、野村和鹽澤之後的殘殺上海民眾的殺人魔王。他任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時，在東北就已經殺戮了中國無數的苦難同胞，血債纍纍。白川在2月29日抵上海，增兵兩師團，向中國軍隊發動總攻擊。在八字橋戰鬥中，他被擊敗。但當中國軍隊正在八字橋圍殲日軍之際，他窺視瀏河無兵守衛。於是便利用這個機會，突然派出1萬重兵襲擊瀏河，中國軍隊側背受敵，不得不撤退第二防線。當中國軍隊在3月1日撤退後，整個閘北、吳淞地區的500平方英里土地。被日寇佔領。白川義則指使日本浪人等亡命之徒，到處放火焚燒，殘殺上海人民，橫屍遍地，目不忍睹。

王亞樵對白川的所作所為，已經恨之入骨，早就想把這個殺人魔王鋤掉。但總找不到合適的機會。再說，暗殺白川大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王亞樵是有名的「暗殺大王」，但因為白川是日本駐上海陸海空軍總司令官，司令部戒備森嚴，出入尾隨一班衛士和侍從副官，外人不容易接近他身邊。這次白川義則主持這個「長天節」慶祝大會，倒是給王亞樵一個好機會。但是白川也知道自己殺戮了無數中國老百姓，血債纍纍，因此規定慶祝大會，只許日本人和朝鮮人出入，不准中國人進入會場。若有中國人進入虹口公園，則一律作奸細懲處。王亞樵苦思：進入會場進行暗殺的人，必須是日本人或朝鮮人，而且這個人要機智勇敢，保證事情順當，力爭成功。但這個角色哪裡去找呢?為了這個問題，他苦思冥想，坐臥不安。但他是個硬漢子，他認定要辦的事，非辦到不可。他想起他的朝鮮朋友安昌浩是個朝鮮獨立黨人，找他商量可能會有辦法，於是他就叫弟弟王述樵扮成日本人，到霞飛路寶康裡去找安昌浩，請他到滄洲飯店同王亞樵會面。安昌浩流亡在上海多年。他曾在「安那其主義」研究小組與王亞樵相識，而且經常有聯繫。因為他有亡國之仇，多年來，為了自己祖國新生，一直從事反日活動。「九一八」事變後，他曾派同黨前往日本，行刺天皇。但在日本二重橋準備行刺天皇時，被日方軍警捕獲，並被處死，為此他更加痛恨日本軍閥了。安昌浩應約來到滄洲飯店，與王亞樵密談後，欣然答應由他派出勇士尹奉吉等人行刺。他除了要求王亞樵提供炸彈外，沒有要求其他任何條件。王亞樵十分讚賞安昌浩的豪爽性格和革命行為，當即給安昌浩提供了炸彈，還給他送去一大筆活動經費，其中也包括勇士的安家費和路費。

1932年4月29日日本駐上海先遣軍總司令官白川義則大將，在日租界的虹口公園舉行盛大的祝捷閱兵大會。參加大會的有侵華的日軍將領植田謙吉、野村吉三郎、澤幸一，以及日本駐上海公使重光葵、總領事村井倉松等駐滬的文武官員和上海的日本僑民。這天早晨，重光葵來到日本總領事館，他和使館的官員，面對著日本天皇的肖像，舉行了拜賀儀式。儀式結束後，大家便脫下了大禮服，換上西服，立即到虹口公園去參加由白川大將主持的閱兵祝捷大會。朝鮮革命黨人安昌浩、尹奉吉和金天山等三人也來到會場。他們是由上海抗日敢死隊隊長王亞樵派來鋤殺日本殺人魔王的。慶祝「天長節」的大會，首先是閱兵，在公園內外寬敞的地方舉行檢閱式，檢閱官為白川義則，總指揮為第9師團長植田謙吉，參謀長為田代皖加。檢閱先從公園外部開始，在園內舉行分列式。特邀請日本海軍艦隊司令部附屬樂團演奏進行曲。參加檢閱大會的觀眾，有日本僑民、歐美人和各國來賓，觀眾人山人海，幾乎把周圍的柵欄繩子擠倒了。檢閱式結束時，已經11點多鐘了。緊接著，由日本僑民主辦的祝捷大會開始。會場的主席台就設在白川大將檢閱地點偏後一些，那是不久前，為舉行頒發軍人詔業50週年紀念大會建造的。在台上主持大會的有友野皮居留民團書記長河端貞次、民團行政委員長和村井、白川大將、植田師團長、重光葵公使、野村中將等，他們依次站立。安昌浩、尹奉吉和金天山混在觀眾群裡，分散活動。尹奉吉因天有微雨，頭戴氈帽，身穿風雨衣，內藏有炸彈。他混在群眾中，注視著主席台上的動態及主要人物白川義則。民團行政委員長宣佈開會並致詞後，村井總領事宣讀簡短祝詞，然後全體肅立齊唱日本國歌《君之代》。這時小雨越來越大。白川和野村、植田、重光葵、河端等站在主席台上。白川身材高大肥胖，挺起胸膛，梗著脖子忘情地唱著國歌，身體紋絲不動。朝鮮勇士尹奉吉覺得機會來了。當國歌將要結束時，他從風雨衣裡把藏著的炸彈掏出來，突然向白川站的主席台扔了過去。「炸彈!」站在白川身後的野村眼尖，當他看見一個怪狀的金屬物拋在台上，便尖聲大叫起來。剛叫完，又看見第二個怪狀的金屬物飛到台上來。他跟著又大聲叫喊。肅穆的會場被尖叫聲破壞了，人群頓時騷動起來。主席台上，馬上出現一片嘈雜、混亂的景象。可是站在主席台中央的白川義則、重光葵以及河端，為了表示對帝國的精忠，顯出武士道氣概，仍然不動，繼續唱國歌。「轟隆，轟隆!」就在這時候，尹奉吉拋到主席台的炸彈爆炸了。炸彈威力強大，驚天動地，震耳欲聾，幾乎把主席台掀翻了。首先看見炸彈飛上主席台的野村想要逃跑，但炸彈把他的左眼炸瞎了；植田正要逃跑，彈片把他的左腳跟炸掉了；站在白川身邊的重光葵，突然感到好像有一根大鐵棍向他身上打來，他倒了下去。但他本能地用隨手攜帶的手杖強行支撐起身來，可他身體太重了，手杖被壓斷了。原來他的一條腿被炸斷了，只好倒在血泊裡。那位長得滿臉橫肉，嘴唇上留著八字短髭，體態肥胖魁梧的白川，像一件玩具那樣，被炸彈拋上了半空中，然後又重重地摔了下來，已經是奄奄一息了。其他的日本軍官，嚇得像狗一樣，個個趴在地上，曾經威風一時的將軍，狼狽萬狀。炸彈響後，主席台上下一片混亂，哭聲、叫聲、喊聲，響徹了整個虹口公園。由白川主持的祝捷大會，霎時間變成了白川的送葬大會，「天長節」成了哭喪節。事情發生後，日軍出動救護車，把白川、重光葵等重傷員急送醫院搶救，野村被炸瞎了一隻眼，植田被炸跛了一隻腳，重光葵被炸斷一條腿，河端當場就一命嗚呼了。白川被送往醫院，三天後嚥了氣。消息傳開，人心大快。上海市民爭相傳告，南京政府的官員們亦深受鼓舞。但是此事系何人所為，他們均不清楚，只有陳銘樞心中有數。但他擔心日本人知道後會加害於王亞樵，所以一直緘口不言。身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對這件長中國人志氣、滅侵略者威風的事自然也非常關注。他派特務頭子戴笠去瞭解內情。戴笠當年在王亞樵手下當浙江遊擊縱隊隊長時，就認識不少王亞樵的部下。所以，他很快就瞭解到此事乃王亞樵所為。戴笠立即向蔣介石做了匯報。蔣介石對王亞樵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時的所作所為早有耳聞，但他對王亞樵不欣賞。戴笠曾建議起用王亞樵，但蔣介石指示說：「此人不可用。」戴笠也就不再提他。然而，炸死白川之事對蔣介石的震動是異乎尋常的。王亞樵幹出了政府官員所不能幹的事情。這不能不使蔣介石對他刮目相看，認為他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人物。蔣介石為了拉攏他，特讓戴笠派人給他送去4萬元錢，以示表彰。王亞樵又把這些錢轉送給了安昌浩，並買下了聖母院路慶順裡的「公道印書社」，讓安昌浩及其同黨作為棲身餬口之所。安昌浩的同伴被日本人逮捕後，無論怎麼拷問，他們都一口咬定是他們自己幹的，決非受王亞樵指使。其實日本人早已知道是王亞樵所為，但得不到招認，日本人亦無法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