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來，關於這一場災難的檔案文件，一直靜靜地躺在檔案室裡，除了檔案管理人員，「幾乎沒有人過來打開它們。」

　　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的報道把河南大災的真相呈現給世界，它所帶來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讓蔣介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不得不對災民加以救助。


　　幾個月後，白修德收到了梅根神父從洛陽寄出的信：「自從你走後並且發出了電報，糧食就從陝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到處開辦了臨時伙房……整個國家都在忙著為災區募捐，錢正從四面八方向河南湧來。」 

　　無數生命得到了挽救，不過災荒並沒有因之結束，實際上，到了1944年，河南有更多的縣城遭遇了蝗災，但是抗戰也在這一年進入了最艱難的時候，隨著媒體不再報道河南的災荒，它也就在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接下來，抗戰的勝利又使得舉國上下進入了一種狂歡的狀態中，河南大災作為一段「不光彩的歷史」，也就永遠地成為了過去。




略寫的紀年 

　　70年後的今天，電影《溫故1942》的拍攝激活了人們對那場大災的記憶，當《看歷史》記者來到河南，許多老人仍可以回憶起他們在當時所遭受的苦楚。 

　　在鄭州北郊的花園口，一位叫做陳百銘的老人說，他們家原本住在黃河大堤旁的胡屯，1938年，黃河大堤被炸開後，他家的祖宅被大水沖毀，一家人避難西逃，寄寓在鄭州郊區惠濟橋的一戶親戚家裡。他出生在黃河決堤的第二年，當他逐漸長大，記得事情，飢餓便成了他幼小的記憶裡最清晰的畫面，「母親要把我送給別人，父親不願意，說死也要一家人死在一起。街面上糧食行的人用簸籮篩糧食，偶爾會有一些糧食粒掉在地上，我就守在旁邊，指望著撿一些糧食粒吃。」 

　　其他老人們的回憶也大多和陳百銘的類似，一些老太太說到「難處」，還會忍不住落淚。 

　　但是，如果不是有人問起，老人們平時便很少有機會訴說這些往事，年輕人難以想像那些慘痛的畫面，對這些陳年往事也提不起多大的興趣。 

　　70年的光陰不算太久，但已足以磨滅那場災難留在這片土地上的痕跡。雖然近年來不時有人呼籲要為那些死難的災民建一座紀念館，但這個紀念館至今仍沒有出現。人們所能看到的有關這場災難的唯一的紀念物，是立於黃河大堤花園口段的「1938年扒口處」紀念碑——從災難的成因而言，1938年的花園口決堤可謂是1942年至1943大災荒的起點，大片的黃泛區不僅改變了華北的生態，也使得大批難民不得不背井離鄉逃往大後方，在大後方的糧食負擔加重的同時，黃泛區撂荒的土地又成為蝗蝻迅速滋生的溫床，它們在大旱之後鋪天蓋地地啃光了河南民眾賴以為生的最後一點莊稼。 

　　這場大災荒所缺乏的不僅僅是實物紀念，在各種版本的中國近現代史書籍中，人們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看不到它的蹤影，就是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通史》（共四卷，兩千多頁）中，這場大災荒所佔據的篇幅也只有5頁多一些，在體例上則僅僅是第4卷第42章第4節中的一個小節。 

　　也就是說，這場大災荒很少有機會成為一個單獨的研究主題，即便是在少數以這場災荒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論文中，作者們所關注的重點也往往不是災難本身，而是救災措施或者災難導致的社會秩序變動等主題。對此，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徐有禮坦陳：「幾十年來，學術界對這場災荒不是沒有關注，而是關注範圍比較小，比如說我們鄭州大學歷史系有一門課，講河南近代史，其中講到了這場災荒。」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徐有禮是少數對這場災荒做研究的學者之一，曾發表過《略論花園口決堤與泛區生態環境的惡化》等相關論文，他指導的研究生也寫過涉及這場災荒的論文，但即便是他也不知道「有誰在專門研究1942」。 

　　徐有禮覺得，以學術界的標準來看，對災荒過程進行呈現，只是對歷史的簡單描述，「這是基礎，但基礎的東西寫出來，它難以形成論文。」 
失落的中原 

　　小說《溫故一九四二》中有這樣一段對話——「我」：「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餓死許多人！」姥娘：「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很多人在讀到這一段時，都覺得特別「擰巴」。一場餓死數百萬人的饑荒，不管它發生在任何地方，都是值得被永遠銘記的，但在河南，竟然「連災民自己都忘了」，在歷史記錄中也微不足道。 

　　如果對河南的歷史進行考察，我們就很難去責備人們的健忘了。根據歷史學者夏明方所作的統計，從1912年到1948年，河南遭受水災的縣數為681縣，遭受蟲災的縣數為226縣，遭受旱災的縣數則高達858縣。這些災難交替出現，並呈現出一定的關聯性。科研人員在把澇、旱、蝗三種災害進行綜合研究後發現，水澇發生後，若遇旱年，則極易引起飛蝗的大發生，形成「澇、旱、蝗相繼發生的格局」。（呂國強等，《河南省黃河流域歷史上蝗災發生與旱澇關係的初步分析》） 

　　如果把歷史的視野再度擴大，發生在河南這片土地上的災荒就顯得更為頻繁。僅僅是水患一項，從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黃河決口的次數就超過了1500次，且在唐朝中葉以後呈現出越來越頻繁的趨勢：從唐中葉到五代的二百多年間，黃河決口36次；北宋160年間，黃河決口超過80次，平均兩年一決，中原受害尤其嚴重；元代近百年間，黃河決溢年份達51年，決口62次；明清500多年間，黃河決口300多次。旱、風、雹等災害與水患如影隨形，「明清的五百年間，河南省發生旱、澇、風、雹等災七百多次，已是無年不災，甚至是一年數災，其間連年不雨、赤地千里的特大旱災發生了七次，年降水量變差加大，大旱大澇交替發生。」（郭予慶，《河南省地理環境的歷史變遷》） 

　　災患頻繁的根本原因在於生態的惡化，一直到唐朝前期，黃河中下遊仍是湖泊密佈、河流交叉的水鄉景象，以洛陽為例，在那時處處都是一片「阡陌逶迤，竹樹相映」的景象，但從唐中葉起，由於黃河中遊的森林被大肆砍伐，墾殖區進一步拓展，導致黃土高原失去了森林保護，水土流失加快，黃河攜帶的泥沙在下遊大量堆積形成，帶來了決溢現象的頻繁出現。近代，黃河中下遊地理環境的惡化持續加劇，1937年時，河南的森林覆蓋率僅為0.6%，僅及歷史時期高峰值的百分之一。 

　　中原地帶環境惡化的後果是中國的經濟中心位移至長江流域和大運河沿線，中原遂成為一片「失落的世界」。漢唐時代本是最發達的農業區、最富饒的魚米之鄉的黃河中下遊，在近代成為最為窮困落後的重災區。 

　　清末，當尋訪者來到中原時，他們看到的是一片殘破的山河。1893年，日本藝術家岡倉天心遊歷中國，到中原做美術調查，在洛陽，他於黃昏時分登上邙山，心中想的是古人「山上唯聞松柏聲」的詩句，然而，「今則連松柏也毫無蹤跡，唯獨只見荒蕪的小山巒」。對此，岡倉天心極為感慨：「古洛陽的遺跡，已久經山河的滄桑變遷，昔日的光景全然無影無蹤……」「除卻英雄美人墓，中原畢竟是荒原。」 

　　如果說，令藝術家惋惜的是文化的流散，那麼，其他人則看到了這種變遷對當地居民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1910年，美國社會學者E·A·羅斯來到黃河沿線考察時感慨到：「樹林消失以後，很多美的資源、詩的源泉和激情都乾枯了，生活變成了累贅的、可憐的種植糧食、消耗糧食這種週而復始的無味東西。」同一年，《泰晤士報》的記者莫理循也從北京出發，來到河南，並從那裡折向西北開始了他的考察之旅，在洛陽一帶，令他吃驚的是道路的荒蕪和無所不在的骯髒，「我看到道路失修，這是這裡的特點……任何東西都不潔淨，骯髒得令人吃驚……客棧的院子裡有一口井，井口低於地面，院子裡流出的水有可能流進井內，汲出的水中就可能有地面的污水。如果是醫生，肯定注意到這裡普遍流行肺病。所有的人都有隨地吐痰的習慣。房屋空氣不流通，忽視排水設施，必然會產生肺病。」 

　　就在白修德報道河南大災的時候，當時的許多老人還可以回憶起之前的一次「年饉」——光緒二年至五年（1876-1879年）的華北大旱，超過1000萬民眾死於那場大災，河南同樣是那次大旱的重災區，使得白修德極為震驚的「人吃人」的景象，同樣曾普遍出現於光緒年間的大旱中。「起初是劫路殺人吃；後來發展到進家偷人吃；再後來，又出現了買人吃和買人殺肉賣的事；最後發展到吃親人。」（《光緒三年人吃人》，《伊川文史資料》第三輯） 

　　按照心理學的觀點，大災難發生之後，「在意識到殘酷的現實之後，人們會經歷一段消沉期，對周圍的一切都變得麻木不仁。」從這個角度而言，災難過多會導致人們的麻木。 

　　白修德自己也感到了這種「麻木」的產生，後來，在兩個星期的災區之行中，他發現了一件讓他自己也難以理解的事情：「最讓我詫異的是，當我重讀著那些過去的手記和每晚寫下的旅途日記時，竟變得越來越麻木了。起初曾經是震撼……逐漸我的心也就硬了起來。」（白修德回憶錄，《探索歷史——一個人的歷程》） 

　　白修德還發現，隨著他接觸災荒的時間變長，那些活生生的災民也就變成了一個個的統計數字，「當我後來試圖從過去的筆記中認識這場大災時，發現其中生動形象和有感情色彩的東西越來越少，理性分析和數字統計的東西越來越多。」 

　　僅僅是報道了一場災難，白修德就感受到如此巨大的心靈撞擊，那麼，根本無法從惡劣的生存環境中逃脫的普通民眾又會如何呢？或許，對災難保持一定的「鈍感」，並將之遺忘，正是經歷了太多苦難的人們的無奈之選，不然的話，他們還能怎樣？同樣是依照心理學的觀點，「如果你是個真誠的、易被感動的人，那麼你簡直無法在現實世界生存下去。」 
發現1942 

　　拍完了電影《溫故1942》，馮小剛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我們都是一個災民的後代，往回倒回去我們就是災難深重的民族。」他覺得，「電影不能讓這三百萬人復活，但是也許能讓他們的死變得有價值。」 

　　對於河南省檔案館的工作人員來說，那場發生在70年前的災難，則因為電影《溫故1942》而在近來經歷了一個「再發現」的過程。 

　　多年以來，關於這一場災難的檔案文件，一直靜靜地躺在檔案室裡，河南省檔案局保管利用處副處長劉志遠說，除了檔案管理人員，「幾乎沒有人過來打開它們。」 

　　這一情形從去年開始改變。負責管理檔案閱覽室的河南省檔案館副調研員徐莉說，最早是《溫故1942》的劇組人員過來查閱檔案，隨後，諸多媒體緊跟著劇組而來，曾經塵封多年的檔案，一時間成為備受各方關注的焦點。 

　　「原來沒有這個熱點」，劉志遠說，電影《溫故1942》的拍攝「激活」了人們對這場災難的記憶。 

　　災民們不是沒有大規模地回憶過這樣災難，但那還是在很多年以前。在上個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憶苦思甜」教育中，一個又一個鄉民曾在村裡的大會上講述他們在那些年「遭的難」，控訴「在舊社會蔣介石為了坑害老百姓，把花園口炸開」，告訴年輕人「新中國成立以前的舊社會，由於『水旱蝗湯』四大災害的影響，全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因為花園口決堤而全家流寓惠濟橋的胡屯村民陳百銘，就在上個世紀50年代，經常聽到他的一位本家哥哥陳百祥，在「憶苦思甜」的大會上講述這樣一段經歷： 

　　1938年，陳百祥被國民黨軍隊抓壯丁帶走，接著被強行編進國軍的測量隊，從上遊的邙山開始，一路扛著花桿沿著河堤向下遊測量，尋找最佳的決堤地點，等到剛好走到他的村子旁時，他把花桿一舉，測量人員發現，這裡的落差最大，最適合放水，就選這裡了！炸藥聲響過之後，豁口越來越大，正對著決口，距離黃河大堤只有500米的胡屯就這樣消失不見了。 

　　年輕人聽了這樣的故事就怒火中燒，痛恨舊社會是如此作踐老百姓。如今陳百銘回憶起這些往事，卻感到一絲慶幸。 

　　「黃河決堤之前，我家裡的條件還是不錯的，按照後來的標準能算作地主，如果不是決口，我家就不會家道中落，那樣我後來可就是『地主崽子』了，日子會很難過」，陳百銘說，1957年，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開工後，他因為「階級出身成分好」，很順利地被推薦到三門峽學習水利施工，後來就和水利打了一輩子交道，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又調動到黃委會工作，並在退休後回到花園口老家。 

　　關於「憶苦思甜」的記憶和對大饑荒的記憶交織在一起，也會使得一些老人在回憶1942年時下意識地想到「舊社會」這個概念，在鞏義市的杜甫故居旁，83歲的孟淑賢阿婆對《看歷史》記者回憶那個時候：「舊社會，打多少糧食吃多少糧食，沒糧食就沒得吃，那年我虛歲15歲，實際還不到13歲，沒有東西吃，把谷子稈都吃完了，街上有人擺著大簸籮賣糧食，但是咱沒錢買啊，有人往西安逃難，聽說那邊地面寬，養人，可咱知道的情況也不多，那是舊社會，封建思想重，不讓閨女知道那麼多。」 

　　一直在關注這場災難的宋致新（《1942：河南大饑荒》一書的編者）等人希望能為那些災民建立一個紀念館。在出版《1942：河南大饑荒》一書的時候，她寫道：「中國人民，河南人民，是否（至少在自己的心頭）也應建立1942年河南大災荒的紀念館呢？」她舉了國外的例子：「為紀念被納粹德國殺害的600萬猶太人，以色列民族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大屠殺紀念館新館，目的是使人們從大屠殺中吸取教訓，為未來而承受過去記憶的重擔。」 

　　河南省災害防禦協會副秘書長管智光也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這是現代中國最大的災難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災荒之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想中國人民，特別是河南人民，應該建立一個1942年河南大災荒紀念館。」 

　　但是，對於負責保管檔案的劉志遠等人來說，讓他們疑惑的是，人們關注這場災難的熱度到底能保持多久呢？「電影上映後，或許還會有人來查檔案，之後還有沒有人過來？有多少人過來？那就很難說清楚了」，劉志遠說。 

　　曾經是1942年至1943年大饑荒起點的花園口，在如今是黃河沿岸的一個重要景區，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遊客來到這裡，許多人會在「1938年扒口處紀念碑」下拍照留念，照片上的他們帶著鏡頭前習慣式的微笑，有的人還會做出一個「勝利」的手勢，對於以度假為目的遊客而言，這裡只是一個「在河南，三百萬人的死亡被遺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