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鑼鼓巷（資料圖）

 
南鑼鼓巷（資料圖）

7月27日，堅持到了最後一刻的任女士一家三口還是搬離了「南鑼鼓巷」她居住了20多年的30平方米小房子。今年5月15日，一張拆遷公告貼在了任女士家的胡同口，《公告》稱，根據房屋拆遷許可證的批准，北京捷運8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將在地安門東大街建設南鑼鼓巷站，拆遷範圍涉及到南鑼鼓巷主街112號、151號等30個門牌號。

與任女士搬走時的「心不甘，情不願」不同，酒吧「與食巨近」的老闆金鑫倒顯得頗為釋然。「也許早幾年我對這樣的事情可能會有強烈的反應，但是現在我真的已經有點習慣了。」10年前，金鑫是第一個進駐南鑼鼓巷的生意人，按照他的描述，當時的南鑼鼓巷與眾多的北京胡同、街景毫無區別，遛狗的、曬太陽的，還有換蜂窩煤的、吆喝磨剪子的……金鑫的酒吧就坐落於胡同深處的97號院，30平方米的小店有個簡單的名字——「過客」。

金鑫說，當初開酒吧並不是為了賺大錢，只是為了自己一幫愛探險的朋友可以有個分享見聞的據點。曾經有朋友告誡他：「金鑫，你把店開在這麼深的巷子裡，是賺不到錢的。」金鑫當時的回答在今天看來，著實獨具文化嗅覺——「我的眼光在胡同之外。」

不過朋友始終沒有虛言，「過客」直到2001年才有了第一筆盈利，總共是200元人民幣。「日子不寬裕，但收穫很多。」金鑫說，店對門當時住的是一家八旗後裔，夫婦倆開了個門面房，男的一起床就開始聊天，時事、政治、文化無話不談。隔壁住了一位70多歲的老奶奶，儘管腿腳不好卻熱心給大傢伙做很多老北京點心。「更有意思的，我們店裡還收留過國際流浪漢。」金鑫告訴記者，那是一個西班牙人和一個法國人，他們當時在進行一項「身無分文徙步全球」的計畫，從英國倫敦「徙步+搭車」經印度抵達北京，按計畫還要經外蒙到白令海峽，在那裡利用經度的差異慶祝新千年的到來。「但他們在北京沒錢辦理簽證，只能一邊打工一邊籌錢，就這樣在我們店裡住了兩個多月，也帶來沿途許多見聞。」

這樣自足自樂的小日子一直維持到2006年，北京市政建設委員會一紙公告，要拆除97號院，金鑫才不得已搬離了小胡同，來到現在南鑼鼓巷的大街面上。雖然如今的店面是當初的5、6倍，但他卻漸漸體會出日子的乏味。「整個南鑼鼓巷成了一條商業街，那種老北京最原始的味道漸漸遺失了。」金鑫記得，這種變化是從2003年開始的。「當時陸續有各種酒吧和小店進駐，隨後這裡的房租開始瘋漲，表面的繁華背後是揪心的赤字，一般小店根本就是入不敷出。南鑼鼓巷最高的紀錄，是11個月換了38家店舖。」

或許是親眼目睹了10年的滄桑變遷，金鑫對於眼下包括自己的這次拆遷，顯得頗為平靜。「一個商業鋪子，拆了就拆了，我覺得並不可惜。但那些老宅子也跟著被移平了，看著叫人難受。」拆遷當天，金鑫剛好看到一戶老北京人家的門礅被工人直接砸掉，隨後，他在自己設計的創意T恤上寫下了「拆哪」。

「無論任何時候，一個地方的原住民都是非常寶貴的文化遺產。他們住的老房子，以及巷道深處最原始的生活景象，都是歷史。或許過度的商業開發並不科學，就像雲南麗江，也漸漸遺失了質樸的性情。但無論如何，當老房子成為城市發展的『絆腳石』，我們是該毫不留情地一腳把它踢開，還是另闢蹊徑，這的確值得好好思量。」

與金鑫的理性主義情懷不同，「與食巨近」對面的「點滴」咖啡屋女老闆則是一個典型的生意人。她操著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腔，記者苦苦守候到傍晚，得到的答覆仍然是「太忙，不能接受採訪。」咖啡屋的店員告訴記者，老闆為了趕在拆遷前賺最後一筆，真是忙得不可開交，她將自己的店隔出10平方米，批發來很多陶瓷製品以及裝飾畫，貼上拆遷大甩賣的標籤。這一下生意甚是火爆，許多遊人就像撿到「大寶貝」一樣，一袋一袋地搶。記者走訪了整條街巷，發現還有幾家被圈定拆遷的小店也打出了「大甩賣」的旗幟，而已經動工開拆的商戶和民房被藍色鐵皮圍裹起來，從縫隙裡張望，裡面是一片斷壁殘垣的蕭條景象。

「隨著人口的擴張和人口密度的急劇增加，為緩解地面交通壓力而修建捷運，無疑是一個具有可行性的科學方式。但『修路』與『老房子』並不是一對不可協調的矛盾。」北京交通大學規劃專家王衍用告訴記者，捷運線路大多採取「直線」方式運行，地下的部分即使穿過一些老街區或文保單位，也不會對這些老建築產生影響。

「關鍵是出口建在哪裡。」王衍用說，捷運出口其實完全可以避讓開老街區，但目前國內主流的設計理念卻基本忽略了這個問題。「出口的設置現在往往只遵循兩個原則——其一是成本最小化，設計者只考慮兩個站點間的直線最短距離，哪裡最近，最節省施工成本，就把出口設在哪。其二是人流最大化，設計者評估出某地區人流最集中的街道後，就把出口設在那裡。其實即便考慮到上述兩點，為了保護老街區而讓捷運口適當偏移，也是大多數市民能夠理解的。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根本沒有這個意識。」

《城記》一書的作者王軍用了10年時間，對北京城市發展動態進行了系統調研。他告訴《北京科技報》，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餘條，到20世紀80年代只剩下約三千九百條。近幾年隨著北京舊城區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六百條的速度消失。

城市的過快發展造成了具有特色的城市文化不斷消失。清華大學教授吳煥加曾以《北京城市風貌之我見》為題發表文章，表示「北京的古城風貌早已不很完整了，古城新貌隨之出現。因而，全面維護其古狀、古貌已不太可能……有人預言，如此下去，北京終有一天將變成『香港』、『新加坡』」。

王衍用對記者表示，在國外根本就不會出現為市政建設而毀掉老街區的事情，一切都要為了老房子、老景致讓路。「瑞典斯德哥爾摩市的中心區人口為80萬，分20個社區，市區道路至今未形成環，原因在於有關建路的爭議很大。該市北部是一大片古老森林，本打算建隧道，只因為有一個不屈不撓抗議的人而未建成。這個人拿出瑞典的國家法律，其中有一條規定：『國家環保區周圍所有東西都不能毀壞』，而建路築隧道肯定會使樹木受到傷害。最終他的抗議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至今斯德哥爾摩市環路未連。」

王軍也說道，由於規劃缺乏科學考量，許多城市至今還在被她的國民聲討。巴黎於9世紀末成為法蘭西王國的首都，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巴黎的街道曲折狹窄，到處都是木造房屋。文藝復興時期，整座城市才漸漸脫去舊時的面貌。17世紀以後，法國的國王們加大改造力度，低矮破舊的房屋被陸續拆除，代之以多層磚石建築，並開闢了許多馬路和廣場。拿破侖三世時，巴黎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劇烈改造，即著名的由巴黎市政長官歐斯曼主持的「巴黎改建工程」。歐斯曼對巴黎施行了一次「大手術」，再次拆除城牆，建造新的環城路，在舊城區裡開出許多寬闊筆直的大道，建造了新的林蔭道、公園、廣場、住宅區，督造了巴黎歌劇院。雖然改建後的巴黎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美麗的城市，然而直到今天，在歐斯曼去世130年後，巴黎著名的《費加羅報》週末專刊登出封面文章，大字寫道：「歐斯曼，是不是毀掉了巴黎？」

「捷運的修建，只是整個城市發展的一小步，規劃如果一味考慮成本、商業等因素，必然會忽略對於老街區的庇護。而那些景致一旦破壞，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再生的。如果未來，相關部門可以考慮讓老百姓共同參與規劃方案，那麼當不止一個的質疑聲相繼出現後，或許那把讓城市『割肉』的利刃可以刀下留情。」在王衍用看來，北京的歷史不光有紅牆綠瓦的帝王風情，亦有街頭巷尾的市井民風，留住後者，同樣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