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倒霉蛋。他們有閃閃發光的才華，當時也曾名聲大震，但因種種緣由，被正史忽略，為後人遺忘，像屍體一樣被土花啃掉。

這些人中間，不乏狂者：翻著白眼看人，穿上艷麗的服裝搞搖滾。身後卻有如一杯薄酒，澆在地上則月光也沒辦法，吞進肚裡則無人看得見。

狂者的「隱形」亦有「正當原因」——中國歷史號稱悠久（或者說老不死），記述也稱「春秋筆法」（其實就是勢利眼）。3000年中無數政客黨棍、軍閥學霸，正好史不絕書，卻哪裡有布衣才子、巷陌狂夫的容身餘地？

但如果我們有心，依然可以從漁網故紙中爬梳鉤沉，找回至少一些狂夫的音容風神，勾勒出他們的步履平生。

在明中葉以後，尤其萬曆年間，有一人正為此種典型。他就是張獻翼，字幼於（世多稱其字，有時也衍作幼予），蘇州人，他在《明史》裡只有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幾十個字，卻在時人眾多筆記、文集裡出沒。在這些記載裡，張獻翼以詭行狂舉浪擲一生：他給朋友做生日，要人扮成屍體做喪禮慶祝；他出門，懷裡揣上5副鬍鬚，看心情好壞，換著戴；他沒事情就約人扮乞丐，或者穿上紫衣去耍小姐；他在家門口掛上牌子，聲稱要賣文，賣漿，賣癡呆；他放浪形骸、半生不渝，最後又因搞妓女而被黑社會幹掉。

但張獻翼不是一個人在狂頹，他不是一個人在狂頹！他的行為藝術，折射出自明中葉以來，非主流士人群體的任誕習氣。

張獻翼行為藝術要覽

在《答汪伯玉中丞書》中，張獻翼說：「僕本東南菰廬中野人，又犬馬之性，不知俗之尊」。這是他就自己狂頹行事的獨白。

張獻翼的「犬馬之性」，首先表現在妖艷打扮。

寫《萬曆野獲編》的沈德符，曾專門為其立有百科詞條，說張獻翼比較窮，所以愛嘲弄土老肥，要大夥兒喊他「張總」。他不但要做老闆，還要做衣冠楚楚的老闆——衣服上繡滿荷花、菊花，頭戴大紅方巾，一出門，兒童就聚集在他身後，看熱鬧耍。

鄭仲夔的《耳新》，對張獻翼愛打扮的做派，有更細緻的描寫：

張獻翼每出行，都要準備五種顏色的髯口，揣在袖子裡，走幾步，看心情好，就換個紅鬍子，心情不好，就換個白鬍子。川劇的變臉藝術，也許最早靈感就來自張獻翼。（這句是扯淡，寫《川劇變臉源流考》的同學，千萬別引用。）

他又愛穿大紅衣裳，主要是愛跳舞，而這造型總讓我們想起《英雄》裡的張曼玉。他家裡常養舞童，不是一類人不准來看，因為，「一般人我不告訴他」。

他甚至喜歡打著赤腳，約朋友去鬧市行乞，又或者穿上紫色袍衣，到夜總會喊小姐。兩個人放浪形骸，有時候在大街上唱《我的太陽》，有時候忽然痛哭，旁若無人。

張獻翼的「犬馬之性」，第二表現在對「生與死」的弔詭態度。

《列朝詩集小傳》記載：當朋友過生日時，張獻翼沒有簡單地送生日蛋糕，並且在KTV包廂裡糊他一臉蛋，就算敷衍了事。他別出心裁，讓朋友扮成屍體，他率領子弟披麻戴孝，圍著屍體哭。等上豬頭肉和酒祭奠時，朋友就一骨碌爬起來，和大家同吃。第二天，都喝高了之後，又找妓女來陪唱，一起哭，哭了接著喝，說是「收淚」，大約也就是「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的意思。

而每當想到死去的朋友或者姘頭，張獻翼就要擺上空板凳，讓他們坐，然後自己舉一觴酒，對著異度空間「跟往事幹杯」。

這個段子的延伸記載又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

張獻翼的朋友劉會卿賣掉皮大衣，買超級女聲成都50強中的一個回來當小老婆，很快就被抽乾，死掉了。張獻翼扛一桶長城干紅去哭喪，先是朗誦詩歌，跟著命令這個把朋友抽乾的女郎，躺在地上扮屍體，同時找來兩個祭祀用的木偶，放在女郎兩旁，又要樂隊奏一曲《東風破鞋》，自己跟著伴奏唱卡拉OK，長歌當哭，酒灑一地。他的屌樣子，大約如是。

關於故人或故愛人，側面記載還有蔣一葵的《堯山堂外紀》：

張獻翼喜歡的陳姓小老婆死後，他有晚夢見她來問佛圖澄的黨派問題，是民盟，還是民革？朋友劉鳳知道這個故事，就笑嘻嘻地送了他一首詩，說除非真正理解禪宗，否則那情兒總讓人凋謝，這一輩子也了不完相思債呢。

在張獻翼自己寫的詩裡（見《列朝詩集》，疑似取自《百一集》，這個集子是獻給他一百零一個朋友，今已不傳），前述祭奠亡友的段子有更翔實、動情的表述。

一是《劉會卿病中典衣買歌者因持絮酒就其喪所試之》

「…………

一生一死復一杯，或歌或泣還成曲。

座上多白雲，門前總流水。

人琴歎俱亡，風流渾不死。

十千五千未滿杯，三弦四弦已盈耳。

佳婿佳兒垞帳前，故人故宴帷堂裡。

山陽笛，伯牙琴，至今千載為知音。

平生尊酒若常在，生死交情深不深」。

這悲鳴，人只要還沒有成為鐵石心腸的總書記，都難免心生惻隱。

二是《再過劉會卿喪所卜胡姬為屍仍設雙俑為侍命伶人奏琵琶而樂之》

「…………

君不見古人祭天亦有屍，迎屍今日迎胡姬。

胡姬舊為門下客，曾問今宵是何夕。

…………

胡姬代君飲，胡姬代君語。

誰雲君不知，對酒君不辭。

誰言君不見，肝腸在顏面。

兩兩為芻靈，侍立何亭亭。

………………

思其人，到其堂，

依然其處在，誰謂其人亡？

…………

不及黃泉也相見，長踏陸土如沉淪。

為君歌，為君舞，酒到劉伶墳上土。

嗚呼！酒到劉伶墳上土。

我以為，就悼亡友的詩詞而言，張獻翼此作足以列入有明一代前三名。

三是《燈夕同陸姬過胡姬並懷侯雙》

君不見張敉名字在月中，又不見乞歌攜妓張紅紅。

燈火未然月未出，名字不聞五百弓。

………………

綠煙朱火青樓起，一杯一杯情未已。

放意且留歡，遺老堪忘死。

………………

憶昔侯姬嘗去來，來時往往相爾汝。

謂我非常人，愛我無常語。

攀玩今宵少一人，安得侯雙喚張敉。（四一按：張敉是張獻翼中年後自改的別名。）

品一品吧，品一品。什麼是blues？這就是明中葉以後最特出的blues。

這些詩歌讓我們驚喜地發現，行為藝術家張獻翼，並非沒心沒肺。其實這不值得訝異，大多數任誕狷狂的男人，內心深處都藏著柔軟的人格——張獻翼的弟弟張燕翼早夭，他兩寫祭弟文，哀毀銷骨，還放下驕傲，到處找名公鉅子為兄弟寫墓誌誄文，認為這樣才對得起兄弟的天分；張獻翼的母親去世，他又在屋子裡刻像紀念，朝夕相對，痛哭伏地。

張獻翼還曾在除夕去給死友上墳，別人都忙著放爆竹，掛春聯，包餃子，看趙本山的小品，他卻獨上白花山，為亡靈招魂。

這個事跡見其詩《墓上除夕二首.墓在白花山下》，語云：「墓上逢除夕，流年倍一驚。片雲心盡折，孤燭夢重雙……梁君倏忽先朝露，固知才美逢奇數。即今聞笛山陽悲，空傳南越工詞賦。維揚宗子死不亡，廣陵宿草遙相望……」

他的情深、情戚、情頹，就是這麼樣。

翻白眼的派頭直追劉伶

張獻翼的「犬馬之性」，第三則在於驕傲地翻白眼的派頭。

馮夢龍《古今譚概.怪誕部》記：

「張幼於燕居，多用假面……」，有僧人朋友去京覓官得逞而回，張獻翼「星冠羽服，戴假面出迎，口不發一辭，推以乘騎，觀者載道，馬不得前」。

非常驕傲，非常白眼。對熱衷功名的僧人朋友，老張戴假面去迎，沉默不語，圍觀的人如此之多，以至馬兒都不能邁開蹄子。馮夢龍對此也評道：「假面對假僧、假儒正妙」。

同書又記：張獻翼去訪友薛世和，後者新拜鴻臚官職而歸，張「見架上衣冠，門有繫馬，竟服其衣冠，乘馬張蓋」，報名求訪。薛世和似乎也知道這個朋友的怪脾氣，如常送迎，「賓主略不訝異」。對此，馮夢龍評得也很到位：「世上衣冠半假也，幼於特為拈示」。

同書又記：張幼於去拜家廟，樓匾忽墮，「張曰：此祖宗怒我也。因沐浴茹素，作自責文，囚服長謝過，凡七日。又以巨石壓頂，令家奴下杖數十。已而口占贖罪文，備述生平讀書好客之事。因起更衣，插花披錦，鼓樂導之而出，曰：祖宗釋我矣」。

他的驕傲不但對朋友，甚至對祖宗。見家廟的牌匾落下，立刻假裝是被祖宗責備，於是穿上勞改犯的服裝，又用大石頭壓腦殼，讓家人在他頭頂碎巨石。最後念檢查（其實是自我吹噓），念完了就換衣服，插上鮮花，披上錦緞，敲鑼打鼓出去，說：祖宗原諒我了。實際上，祖宗原不原諒，在他心中，不過是當球騰。

祖宗之外，更有權貴可藐視。《耳新》記：

有老幹部慕名造訪張獻翼，進門卻只有一個老僕人在那，說，領導您坐會兒，主人一會就出來。沒多久，有個老頭子，鬚髮皆白，很拽的樣子，拖一個小手杖，從堂前過，誰都不甩，老幹部也沒引起注意。又過了很久，張獻翼還沒出來，老幹部有點不安逸了，問老僕人。後者說，剛才走過堂前的很拽的老頭子，就是主人。老幹部擱不住臉蛋，問：他為啥子不來打招呼。老僕人說，主人交代，老幹部不過是想看看張獻翼是什麼鳥樣子，現在已經看到了，不用再見，再見也是鏟鏟。直到老幹部憤怒離開，張獻翼也沒再出來。

張獻翼的白眼，來自嵇康阮籍的造型兒（他曾在一篇尺牘中自比阮步兵），但是世人並不理解，即使其親人也不能。

《萬曆野獲編》記：

張獻翼在家掛牌出售自己的東西，從詩文，到豆漿，到老年癡呆，都賣。他哥哥的朋友沈德符不太明白，問這是爪子呢？他哥哥說，我還怕這傢伙再掛一牌子，說要賣哥哥，那麼我就老火了。沈德符也跟著打趣，如果再掛牌，說要賣友，咱又咋辦喃？於是兩個人拍著爪子哈哈大笑。

他們的哈哈大笑，實際上是一種不理解，也是一種輕蔑。對行為藝術家張獻翼來說，世人的不理解與輕蔑，無所謂，但至親和朋友的不理解與輕蔑，也許就不那麼好捱過了。

幸好，無論怎樣難捱的人生，總要捱過去。行為藝術家張獻翼終於走到人生的盡頭。

按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的說法，張獻翼死於萬曆甲辰（1604），「年七十餘，攜妓居荒圃中，盜逾垣殺之」。

但我更願意相信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的說法，畢竟後者與張獻翼同時代，且有直接交往。沈德符記述說，張獻翼死於萬曆辛丑年（1601），因為「……蔣高私妓一事，幼予罹非命，同死者六七人」，而張獻翼的大哥張伯起（鳳翼），也「揮淚對余，歎狂言之驗。」

張獻翼的死亡年分或有異詞，但死因沒太大分歧，沈、錢二人的記載都差不多，那就是因為私自召妓，而被黑社會幹掉。

作為萬曆年間第一行為藝術家，張獻翼就連死，都死得不一樣。沈德符說，張獻翼死的那年，虎丘僧人叫省吾的嗜酒，有天猛然醉死；某孝廉與姻家比鄰，後者遭偷了很多錢物，懷疑孝廉跟賊溝通，去公安局報案，孝廉被捕，最終死在獄中；忽然稅務糾紛又起，小商人葛成登高一呼，到處拆土老肥的豪宅，還打死了人，結果被當局鎮壓（葛成舉事於1601年，更可證沈德符記張獻翼死年為確）；現在張獻翼又因為嫖妓而送命。這些事都發生在同一年，當地的標題黨就用「死於酒色財氣」來概括這些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常死亡。沈德符則將之寫入了自己的獨立部落格，或曰筆記小說。

作為行為藝術家，張獻翼死後並不風光，《列朝詩集小傳》說：「及其被殺也，人鹹惡而諱之，故其集自紈綺諸編外，皆不傳於世」。（此言不盡確，張獻翼的著作，除《紈綺集》外，在清乾隆間，至少仍有四種流傳，且收入《四庫總目提要》，分別是《讀易韻考》、《讀易紀聞》、《舞志》、《文起堂集》）

儘管「人鹹惡而諱之」，他的朋友仍然將其看成奇異天才，並為之痛惜。吳中名士俞琬綸為他撰寫祭文，說：「公一生奇而死，更奇閻裡接公之奇狀百出，無不怪而笑公，言及公之死，又無怪而笑公。嗚呼，不知公而但見公之狀與公之死，焉得不笑，又何怪乎裡人哉！然則公之死，當唯是風雲帶憤，泉石下愴，不復可於人間求痛公者。」

後記：對於張獻翼出生年月的獨家考證

張獻翼的生年，目前無人考出，那是他們偷懶。張獻翼的死年，目前人多采錢謙益的說法（認為張氏死於1604年），那是他們糊塗。關於其生年，我判定在嘉靖13年（1534），正面證據有二，側面證據有一。關於其卒年，我判定在萬曆29年（1601），考證見上文。

王世貞曾應張氏邀請，撰《張幼於生志》，在當時這很出格，因為「志」通常只記死人，不寫活人。

在此文中，王世貞寫：「不佞少長君於八歲」，又說：「而伯起生又七年，幼於生」。王世貞的生年為嘉靖5年（1526）（據中華書局《弇州山人別集》），大張獻翼8歲，則後者當生於嘉靖13年（1534）。伯起乃張鳳翼，張獻翼長兄，明代戲曲家，生年為嘉靖6年（1527年）（據中華書局《張鳳翼戲曲集》），大張獻翼7歲，則後者當生於1534年，與前推定吻合。

又張獻翼《百一詩自序》中說：「歲至改元，張子六十之年已踰其半」。張獻翼一生只經歷過一次改元，即萬曆改元（1573），如按其生於1534年算，此年張獻翼已經40歲，確實遠過「六十之年」的一半。

張獻翼並非從小就獻身任誕事業。在《列朝詩集小傳》中，錢謙益說他中年以前「不失為儒生」，「後乃狂易自肆」；在袁宏道與其的一封尺牘中，又將他歸於「周密」、「規矩」之列；而在《四庫提要.讀易紀聞》中，又說他的這部書「蓋亦積漸研思而始就者」，進而發問：「殆中年篤志之時，猶未頹然自放歟」？

由此看來，張獻翼的任誕行徑，大約在中年之後。

那麼，為何他會從一個「周密」、「規矩」之人，轉為「頹然自放」、「狂易自肆」？

且讓我們來看看張獻翼一生中最初也是最大的打擊。

《萬曆野獲編》說：「吳中張幼予，奇士也，嘉靖甲子（1564）與兄（鳳翼）伯起、弟（燕翼）浮鵠，同舉南畿試。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為裁其一，則幼於也。歸家憤憤，因而好怪誕以消不平。」

這條記載很重要，張獻翼青年與兄弟同赴科舉，卻因為三人不能同進，大哥為尊，小弟要愛，老二則上不上，下不下，正好被尷尬裁掉。這就埋下了他中年以後任誕行世的種子。

僅僅這條記載還不夠。實際上，少年時代，張獻翼就以「天才」鳴世。《列朝詩集小傳》說他：「年十六，以詩贄於文待詔，待詔語其徒陸子傳曰：『吾與子俱弗如也』」。文待詔，即文征明，當時吳地文壇的第一把手，竟然對一個16歲的小雜種推許如此，可見張獻翼實在是魯迅文學院少年班名列前茅的同學。

在張氏三兄弟中，張獻翼早年名聲最噪。「入貲為國學生。姜祭酒寶停車造門。歸而皇甫子循暨黃姬水、徐緯，刻意為歌詩，於是三張之名，獨幼於籍甚。」（《列朝詩集小傳》）

不但有文壇老果果登門拜訪，且所交結的皇甫子循諸人，都比他年紀大出好一截，均是當時文壇中堅。在《百一詩自序》中，他說：「張子少多長者之遊，大父行者半，丈人行者半，垂髫齊年者屈指無幾。」從小他就和祖輩、父輩年紀的士人交遊，同齡人卻寥寥無幾，這是早熟智者的習慣，覺得同齡人太NAIVE，於是喜歡跟更成熟的長者交遊。這使張獻翼的智力、才力與名聲獲得更快成長，同時也可能使他沉溺在一種被嬌慣的氛圍中——長者對早慧少年，總會多些稱許、寬容和放縱。

張獻翼少年得志，大卻未必了了。屢次科舉失敗後，他灰頭土臉回到老家，自此不求功名，後來偶爾上書朝廷，想建點議，也沒人甩。趙翼《陔余叢考》記：「張幼於亦有《會試移期議》一篇，謂國初定鼎金陵，在南北之中，故定期二月會試。後都北京，遠三千里，宜移在三月。然終明之世，未嘗改移也」。張獻翼的建議其實有一定道理，只是對「今上」而言，他只是個小角色，他的意見，並不比螻蟻的叫聲更響亮。

少年得享令名與中年郁不得遇的落差，讓張獻翼鬼冒火。他在給昆山王令啟的一封信裡說：將我看成國士的人，多半就是國士，將我看成眾人的人，多半就是眾人，「每以自嫌，亦以自慰」。這話透出驕傲，也透出反叛，更透出淒涼。於是他「碌碌不能辟世，聊復玩世」。（《答陸工部淮上書問》）

僅僅沒有功名，不受朝廷重視，也還罷了，經濟上捉襟見肘更讓人鬼冒火。而對明代拿不了官方薪水的士人而言，如果不是老爺子傳下良田千頃，或者「降格」去經商做陶朱公，那麼遲早要面臨經濟問題。

袁宏道曾寫詩送給張獻翼，說他「家貧因任俠，譽起為顛狂」。這話有兩個意思：一是你現在窮，因為你愛宴大賓；二是你現在有點小名兒，因為你瘋扯扯。

從側面我們還能找出一些張獻翼經濟不景氣的證據。馮夢龍《智囊全集》記：「長洲謝生嗜酒，嘗遊張幼于先生之門。幼於喜宴會，而家貧不能醉客」。多寒磣，又喜歡請客，又沒經濟實力，真是四一先生的作風啊。而前引《萬曆野獲編》：「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群小呼為太朝奉」，則說明張獻翼對自己經濟狀況的不爽和自嘲。

如果張獻翼真的窮到如被政府洗劫，那麼他也不可能任誕，早他媽餓死了，還穿什麼大紅衣裳，嫖什麼妓啊？偏偏他似窮非窮，前面說過，張獻翼家養舞童班子，若真窮困潦倒，肯定養不起。因此張獻翼的經濟狀況，處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小康階層。而這個階層的文人，恰好有精力來堅持搞些荒唐事兒。否則就只能像曹雪芹一樣喝著情人送來的米粥，在破屋子裡老老實實地寫自己的小說。

除開物質上的逼仄，更有精神上的攀比及頹敗。

《列朝詩集小傳》說張獻翼「晚年與王百谷爭名，不能勝，頹然自放」。

王稚登，字伯谷、百谷，與張獻翼同居蘇州。錢謙益對王氏評價不俗，「吳門自文待詔歿後，風雅之道，未有所歸，伯谷振華啟秀，噓枯吹生，擅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

同在蘇州，地方文壇的老大王百谷當了，張獻翼只能當老二，甚至老二都當不上，作為當年文征明「欽點」的接班人，多麼痛苦！實際上，早歲被文征明「欽點」的事，影響了張獻翼一生。在死前三日，他「遺書文文起（震孟），以遺文為囑。」這個文震孟，不是張獻翼的親戚，也不算其至交，只不過是文征明的曾孫。張獻翼的「托孤」（所撰文章就是他自己的孤兒），透出了濃濃的「接班人」未能「接班」的惆悵。

名聲上跟王百谷拼不過，張獻翼在私生活上也要拚一拚。王百谷搞名妓馬湘蘭，張獻翼也要搞名妓趙采姬——他在一個中秋寫了「試從天上看河漢，今夜應無織女星」的詩送趙小姐，讓其名冠北裡。

愛較勁！張獻翼到老都不改這個脾氣。他的忘年交袁宏道最後也受不了，在一封對張獻翼嬉笑怒罵的尺牘後，兩人再不來往。這封《與張幼於》也成為文學史上的名作，在今天，張獻翼之所以偶爾還會被人提起，多是因為這封尺牘。

這封信裡，袁宏道不顧自己比張獻翼小幾十歲，實話實說：哥子，說你顛狂那是抬舉你。你真配得上顛狂二字麼？如真是顛狂者，我得喊你老師，哪裡還敢喊你哥子！……說到談名理，當世也就李卓吾是我對手，你哥子就算滿身是口，呵呵……

這些不客氣的話一定深深傷害了張獻翼的驕傲，他們從此沒再通信。可以大膽推測，對張獻翼樣的狂者而言，被好友傷害了的驕傲，只會在日常生活中以更膨脹的形狀溢出。

實際上，張獻翼與當時名流結交甚多。這些人或多或少都給了他不小的壓力——當他發現自己終身都不能達到名流朋友的成就或名望時，他只能用任誕顛狂來掩飾內心的失望與落寞，所以紫衣狎妓，生祭友屍，假面看人，白眼閱世。

除了前面說的皇甫汸、沈德符、袁宏道、王稚登、劉鳳等人外，張獻翼交遊者還有歸有光、王世貞、湯顯祖、江盈科、徐繗、沈懋學、黃姬水、朱曰藩、陳履等。（如要一一細述其交結之事，文章將冗長不堪，以後再專門寫篇《張獻翼交遊考》）。

凡俗世人多目之為妖怪，為胎神，張獻翼卻把自己比作「客星」：（他和清龔自珍一樣，都愛活用東方朔的典故）「倘奉使揚歷湖海間，星郎訪客星所在，僕或當之。」（《答韓行人書》）

對自身才華的信任，讓張獻翼找到抵抗輿論、堅持任誕的理由。在給老友皇甫汸的一封信裡——這也是《文起堂集》中最後一篇文章——張獻翼寫道：

「先民有言：才高於人，眾必非之……愛弟夭亡，何心天地。一犬吠形，譭謗山積……顏氏云：不容，然後見君子。韓退之云：動輒得謗，名亦隨之。今幸見忌者，不能不置我於司勳淳父之間也」。

基於這種認識，張獻翼終於「抗憤而不顧，遂放浪自棄，與世闊疏。」（《答韓行人書》）

無獨有偶，整個明朝中葉後期，知識分子中似乎都洋溢著一股任誕之氣，其種種怪異行為如今看來的確非常不可思議。「太有性格了！」如今的年輕人恐怕都難以一一模仿，這是為何呢？

任何一個人，即使是怪物樣的人，都無法跳離自己的時代。行為藝術家張獻翼並不孤獨，在他前後，矗立了一大堆同類。事實上，自明中葉以來，士人就多任誕習氣。

比如奇裝異服，楊慎就開先路。徐紈《本事詩》說：「楊用修謫滇南，縱酒自放，嘗敷粉作雙鬟插花，諸妓擁之遊行市中」。

與張獻翼同時代則有劉鳳。《萬曆野獲編》記：「吳中有劉子威（鳳），文苑耆宿也，衣大紅深衣，遍繡群鶴及獬豸，服之以謁守土者。蓋劉曾為御史，遷外台以歸，故不忘繡斧，諸使君以其老名士，亦任之而已。此皆可謂一時服妖」。

直到明末，服妖仍四處招搖。余懷《板橋雜記》：「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著紙衣，齒高跟屐，佯狂沉湎，揮斥千黃金不顧」。這位鄒公履不但戴大紅紗巾，還穿高跟鞋，像車模一樣走來走去。同書還記，鄒公履去應試，考完了就猛敲大司馬門鼓，送試卷；去嫖妓，不趕緊摸白嫩美乳，卻對小姐高聲朗誦自己寫的文章，真是不可救藥。

除了「服妖」，明代筆記裡還記載了相當數量的任誕行徑。

《萬曆野獲編》記「胡元瑞亦好使酒，一日寓西湖」，當眾臭罵戚繼光，結果後者氣鼓鼓地「促輿度嶺」而去。

《明語林》所記更豐：

「羅圭峰動止詭異，逕情直行，人目之為鬼王」。

「邊庭實以按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挾路唱樂，觀者如堵」。

「常評事（倫）中法罷歸，益為蕩恣。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馬顧見水影，驚蹶，刃出於腹，潰而死」。

「中牟舉人張民表，任俠好客，往往盪舟郭外南陂。頂高冠，飄二帶，帶繡『東坡半升僅漉淵明酒，三寸才容子夏冠」之句。乘敗車，無頂幔……日醉陂頭老杏下……兀傲自放，世莫測其高深」。

《舌華錄》則記：「桑悅調柳州，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吾一旦往，掩其上，不安耳」。這個桑悅不但傲視柳宗元，而且喜歡惡搞考試。有次參加會試，做完題目，他覺得一定中舉，就在卷子後畫一戰船，敲著桌子嚷嚷：這次老子坐定官船了！結果被算成作弊，「以違式貼出」。

對明代士人任誕之習，清人趙翼以為起源於明中葉。他在《二十二史札記》中設有專條「明中葉才士傲誕之習」：

「吳中自祝允明，唐寅輩才情輕艷，傾動流輩，放誕不羈，每出名教外。今按諸書所載:寅慕華虹山學士家婢，詭身為僕得娶之，後事露，學士反具資奩，締為姻好。文征明書畫冠一時，周、徽諸王爭以重寶為贈。寧王宸濠慕寅及征明，厚幣延致，征明不赴，寅徉狂脫歸。

又桑悅為訓導，學使者召之，吏屢促，悅怒曰：『天下乃有無耳者』！期以三日始見，僅長揖而已。

王廷陳知裕州，有分巡過其地，稍凌挫之，廷陳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祗應，分巡者窘而去。於是監司相戒，勿入裕州。

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為百年會，各書小令付之，使送諸王府，皆厚獲。

謝榛為趙穆王所禮，王命賈姬獨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詞，歌罷，即飾姬送於榛。大河南北，無不稱謝榛先生者。」

羅列現象之後，趙翼給出的評論是：「此等恃才傲物，跅弛不羈，宜足以取禍，乃聲光所及，到處逢迎，不特達官貴人傾接恐後，即諸王亦以得交為幸，若惟恐失之。可見世運昇平，物力豐裕，故文人學士得以跌蕩於詞場酒海間，亦一時盛事也。」

趙翼對明代士人任誕習氣並不欣賞，但承認這些任誕士人，到處受到達官貴人的追捧，聲名顯赫。對這種現象，他歸結於當時「世運昇平、物力豐裕」。

趙翼就現象的描述清晰傳神，但解釋卻有點單薄蒼白。他所處的乾隆時代，自是「世運昇平、物力豐裕」，為何士人卻沒有多少任誕之習呢？

明中葉以後士人多任誕習氣，主要原因在於士人的自我意識開始猛抬頭，而且很容易流於言表。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說，明代士人「氣矜」、「氣激」、「任氣」、「躁競」、「激昂好為已甚」，乃至好干「民譽」、「矯為奇行而不經」。這種囂張士氣，表現在朝堂上則是百官撼門而哭（嘉靖元年的「議禮案」），或直言皇帝「酒色財氣」全犯（萬曆十年雒於仁的奏疏）。而在朝堂之外，「士氣」則轉為民間各種任誕行徑。

從思想風氣來看，明中葉以降，王陽明的心學大盛，對僵化理學首開反動，欲致人於平等，亦使之得自由，隨後李卓吾、何心隱等人均以個人自由為鼓吹中心，稍後袁宏道及公安派的「性靈說」，實質也是對自我的強調。在此等思想風氣影響下，士人又從提倡個性自由，走向標新立異，乃至追逐怪人，怪癖。

比如徐文長，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盛」，拒絕接見大人先生，與下賤皂隸打成一團，還用斧頭砸自己腦殼，將頭骨揉搓有聲，又以尖錐刺耳，深入寸許。徐文長身前淹蹇不得意，身後卻受到晚明士人瘋狂崇拜。他們除了崇拜其文學天才，更崇拜其狂誕，如袁宏道在《徐文長傳》中寫的：「病奇於人，人奇於詩」。這卻是以「病」為最「奇」了。

張岱在《祁止祥癖》中，將這個觀念發揮到極致：「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他所寫的「有癖」祁止祥，扔掉妻子如扔掉破鞋，只把孌童崽子當性命，而張岱對此似乎還覺得頗有「真氣」。

上面是從士人個性、社會習氣方面探究。若從制度上講，蕭公權名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中的這段話，也許對我們理解明中葉以來士人任誕習氣有所幫助，且抄錄如下，聊當收尾：

「中國專制政治，至明代愈趨深刻。太祖開國即樹慘核之風，成祖篡立更肆淫虐之毒。繼體諸君，變本加厲。二百七十餘年中苛政弊政之多，殆為歷代所不及。加以科舉『八股』，敗壞人才。理學末流，束縛思想。詔獄廷杖，摧殘士氣。下則民不聊生，上則士鮮廉恥。流寇起於中，夷狄迫於外。一朝勢去，瓦解土崩。大好河山，又復淪於異族。事之可惜，孰逾於此。然而當明代專製毒焰方盛之時，反動思想已勃然興起。雖不敢直接攻擊專制政治之本身，而對於為專制政府所利用之正統學術則力加破壞。」

而明中葉以來士人之任誕習氣，同樣可看成是一種「反動行為」，雖然不是對專制的正面攻擊，但至少是一種消極抵抗。明白這點，對今世一些任誕之人，任誕之事，我們也許可以多幾分「瞭解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