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毛澤東有位鮮為人知的管家。毛澤東時而稱他「同志」，時而稱他「我那盞不滅的燈」。這位管家姓吳名連登，江蘇鹽城人氏，陪伴著毛澤東度過了整整12個春秋，直到1976年9月將這位領袖的遺體護送到人民大會堂為止。

從天安門城樓走馬上任

1964年國慶，天安門城樓大廳。

「主席，您要找的吳連登同志來了。」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領著吳連登，向正坐在沙發上抽煙的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望望吳連登，對他笑笑說：「我們見過，就是那個鹽城人嘛！」原來，早在1960年，吳連登就由家鄉調到中央辦公廳服務處，分配在人民大會堂工作。這個19歲毛頭小伙，個頭不高、開口就笑，洋溢著窮人家孩子那種勤快和淳樸。久而久之，毛澤東也就記住了這位鹽城人。

「我請你到我家裡幫幫忙，行不行啊？」毛澤東商量的口吻很隨和。

「我……我……做得不好，要請主席……多批評。」毛澤東擺擺手：「我那裡要說事情多，有時也真的多，有時也沒有多少事情。」「我一定好好工作！」他立即保證。

吳連登到主席家「幫幫忙」的頭幾年，僅是做一些雜務：搞搞衛生，收拾收拾主席臥室的衣物啦，整理整理主席的圖書啦，再就是管理主席家惟一的雜品房，也就是吳連登稱之為的「倉庫」。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這個「中國一號倉庫」，比今日縣委書記們的儲藏室還要寒磣。一沒金銀首飾，二沒豪華服裝，更沒有外國元首贈給毛澤東的任何一件禮品。「倉庫」裡排著幾隻木櫃，裡邊放著這樣四部分物品：一是毛澤東的舊衣舊鞋舊襪和幾套供換洗的衣服；二是毛岸英的一些書籍及衣服等遺物；三是江青的一些衣物；四是一些很小的布頭、破毛巾、小球毛線等。

吳連登是1968年擔任毛家管理員的。他管理啥呢？這麼說吧，在主席家，幾乎沒有他不管的事。他要負責管理毛澤東、江青的工資及日常支出；他要負責毛澤東的衣食住行，保證安全；他要跟隨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不離左右；他要管理江青和孩子們的家務雜事……

他剛到主席家，就聽毛澤東說：「我們相互之間要稱同志。這種感情比什麼都深。」平素有事，毛澤東總是一口一個「吳連登同志」，江青則叫他「管家的」。按主席家家規，李敏、李訥等叫他「叔叔」。

主席家也曾有「整風」

吳連登初進主席家，雖說國家已度過困難時期，但日用品依然嚴格按計畫供應。別的都好湊和，就是這肥皂———吳連登每月僅有可憐巴巴的半塊，洗臉洗澡洗衣都得用，實在不夠。當然，若以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身份去搞點，別說半塊，就是10條也不費吹灰之力。可是，這是被毛澤東嚴令禁止的。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耳聞：他身邊工作人員收了地方一些諸如水果、茶葉、絲綢等土特產。這天，他將跟隨他長征、時任江西省副省長的汪東興召上廬山，指示道：你回來吧，主管第一辦公室。你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風！汪東興回到中南海後，對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認真進行整風。通過調查研究、批評和自我批評，摸清收受土特產問題，形成一份材料呈報毛澤東處置。

「我的話你們就是不聽，遇到暫時困難都過不去，脫離了群眾。你們統統給我滾蛋，還是回到人民群眾中去！」毛澤東大發雷霆，說到做到。不久在汪東興的主持下，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人員調整。事情到此並沒有打住。毛澤東根據那份材料統計的情況做出決定，凡是他身邊工作人員收受的土特產一律作價，從他的稿費中向有關省市退賠，共計3萬多元。工作人員們雖然沒掏腰包，但毛澤東這一有理有節有情有義的舉措，對他們乃至吳連登這些後來者的教育卻是延綿不斷的！

毛主席臥室裡接見蘇聯大使

說起毛澤東的大發雷霆，還有一次也讓吳連登記憶深刻。那是在蘇聯同我國關係緊張的歲月裡，蘇聯大兵壓向阿爾巴尼亞邊境，隨時都有出兵的危險。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後，在臥室裡好長時間一言不發。忽然，他一臉嚴肅地叫來秘書，提出：「我要馬上見蘇聯大使。」工作人員勸主席刷刷牙、洗洗臉，換身衣服，然後到會客廳。毛澤東依然一臉嚴肅，說：「就在這兒見。」既沒刷牙也沒洗臉，更沒換衣。

後來秘書偷偷告訴大家：主席這次火可發大了！指著蘇聯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氣地說：「你們不是要出兵阿爾巴尼亞嗎？歐洲離我們這裡很遠，我們不會去。但是，我們跟你們有那麼多的邊界線，去哪裡都可以，戰爭真正打起來是沒有邊界的！」結果，蘇聯沒敢對阿爾巴尼亞打一槍，很快撤了兵。

毛澤東在臥室裡接見外國人，這是惟一的一次。開始，吳連登好生不解，事後一想，這是主席他老人家對霸權主義的一種藐視！他「窮」得硬氣，誰都不怕！

主席家入不敷出難煞管家

毛主席自60年代初將工資降為3級、每月404.8元後，一直到1976年他老人家去世，一直沒有調過，主席常常捉襟見肘，入不敷出。

那麼，吳連登是怎樣將主席的工資花得盆清碗淨的呢？

平心而論，毛澤東的工資在當時是挺可觀的，可幾下裡一分就不見影兒了。黨費10元，房租水電、地毯傢俱80多元，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100元左右；還要負擔李敏、李訥、毛遠新及江青的姐姐李雲露的生活費，開始每人15元，慢慢加到25元，最後是30元。孩子們因事派公車，他要付車費；再加上有時招待民主人士、故舊老友及家鄉親戚的飯費、車費、住宿費、醫藥費等，就已經超過了300元。

毛澤東還有兩項花費：吸煙和喝茶。

他吸煙比較厲害。有時一天要吸兩三包熊貓牌香煙，每月煙錢至少得幾十元。這在當時是一項不小的開支。70年代初，毛澤東改抽雪茄。生產雪茄的煙葉由北京捲煙廠選配料，用白紙和糨糊糊成一盒盒，毛澤東抽得津津有味，有時候一邊看書一邊就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天下來要兩三包。過量地吸煙，使得晚年的毛澤東咳嗽，氣管發炎。醫生出於健康原因建議少抽或不抽煙。談何容易！這位老人畢竟抽了好幾十年啊，開始身體很不適應，就時不時地從茶几上拿起雪茄，聞一聞，放下；又聞一聞，又放下，終於狠了狠心，將煙灰缸、火柴盒統統收起來，以驚人的毅力於1975年戒了煙。

毛澤東喝茶同樣嚇人。每個月他要喝1斤多甚至2斤多茶葉；又得從他的工資中支出30多元。

毛澤東每年還有一筆不菲的支出。早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時任國民政府教育總長的章士釗曾借給他幾百塊銀元，資助革命事業。毛澤東謹記心間，耿耿於懷。進城後的每年春節的前兩三天，他都要親派秘書前往章府送上從個人稿費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一直堅持到章老逝世。

在吳連登的記憶中，毛澤東很少請客，偶爾為之時，幾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人士及同窗好友，沒有請過中共的各級幹部。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在豐澤園開會到深夜，他會說：「今天會開晚了，我請大家吃飯———麵條一碗。」只要聽到他發話，吳連登等頓時忙裡忙外，將一碗碗炸醬麵或打滷麵端了上來。「你們吃你們的，不影響開會。」毛澤東望著眾位戰友吃著麵條，接著說話。不用說，這頓麵條，毛澤東會堅持在他的伙食費裡支出。

1972年，李訥生下了兒子效芝。她的工資僅有幾十元，要買柴米油鹽、要請保姆、要買奶粉，再怎麼省都不夠。其父早有規矩，孩子們參加工作，拿到工資，他就不再補貼。他的理由是：「人民給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從來沒向父親伸過手要錢的她束手無策了，只好找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求助。張耀祠覺得，李訥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寫了張條子請主席批准。毛澤東問後，不覺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哪好說個准數，就說：「這回李訥開銷小不了，給個幾千塊吧。」毛澤東這次出手大方，同意從稿費中給8000元。吳連登沒有將這8000元全部給李訥，擔心她萬一用過頭，再開口要就難了。他以李訥名義存進銀行5000元，交給她3000元。

很明顯，毛澤東幾乎每個月都要「拉饑荒」。吳連登不得不過一段時間就得給他寫個報告，並當面匯報收支情況。毛澤東總是揮揮手，意思是不用說了，然後畫圈批准從其稿費裡提出1萬元來補貼家用。

當1976年9月吳連登將毛澤東遺體護送到人民大會堂供人們瞻仰時，在這位老人的身後，除有幾套毛式中山服外，沒有一分錢的存款，沒有一套高檔服裝，沒有任何金銀珠寶，沒有給子女留下任何財產的遺囑；在這位老人的身後，只有他終生酷愛癡迷的8萬多冊書籍！只有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歸「中辦特會室」管理的稿酬120多萬元人民幣。後由有關部門安排，他的子女每人僅分到8000元。

這就是領導了近10億人口、時間長達27年的共和國領袖的家當！

31.5公斤燕窩中的7兩

「主席，這些禮品都是送給您的，吃了用了都是應該的。」吳連登勸道。

毛澤東耐心解釋：「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黨有紀律，這些禮物不是送給我個人的，是送給中國人民的。如果說，你在我這個位置上，人家也會送給你的。」「中國不缺我毛澤東一個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檢點，隨隨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長們、省長們、市長們、縣長們都可以吃了拿了。那這個國家還怎麼治理呢？」

毛澤東處置禮品既有原則又有分寸。凡屬貴重禮品一律歸公，專門陳列起來。對於沒法保存的土特產，是水果———送幼兒園；是幾包茶葉———送身邊工作人員。吳連登從來沒聽毛澤東說過將水果、茶葉送給江青，送給自己的孩子們；逢到土特產品量大時，他就讓工作人員拿到中南海食堂去賣掉，然後附上一封講明黨關於不准送禮的規定和紀律的信，將錢寄給送禮的單位和個人。

金日成幾乎每年都給毛澤東送來幾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蘋果、梨和無籽西瓜，大的西瓜重達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適。他就讓秘書開列一個名單，將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領導人。

大約在1964年，印度尼西亞掀起了迫害我僑胞的浪潮，我國政府義不容辭地出面保護了他們。有僑胞為了表達感激之情，送給毛澤東的燕窩重達31.5公斤。燕窩之珍貴人所共知。且不說今日每500克需萬元以上，就是在當時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相當於毛澤東一個月的工資。

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指示：「把它們全部送到人民大會堂招待外國人。」秘書徐業夫試探地說：「主席，是不是家裡留點……」毛澤東擺擺手，打斷道：「不用留，一點都不用留，全部送走。」於是，這31.5公斤燕窩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會堂。

斗轉星移，日月如梭。10多年後的1975年，年邁的毛澤東已經行動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漸漸衰竭，身體日漸衰弱。吳連登就向張耀祠提出要給毛澤東增加營養，最好能弄點燕窩燉湯。張耀祠找到人民大會堂黨委書記劉劍，這才發現當年的燕窩尚有7兩。經汪東興批准，由吳連登打了收條才取回中南海。每次瞞著毛澤東在湯裡加一點。直到這位偉人離世，也不知道他自己終於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窩中的7兩。

身邊有盞不滅的「燈」

毛澤東說吳連登是他身邊的一盞「燈」，是說他的服務到了無微不至的程度，而吳連登為此付出的艱辛更是常人難以想像的。

毛澤東的飲食起居有很大的隨意性。正如吳連登所言：「在他老人家看來吃飯是為了延續生命。主席有時看書審閱文件忘記了飢餓，連續20多個小時不吃飯。」當然，也有規律可循。通常下午一二點鐘起床，先喝一杯隔夜茶，再喝一碗用開水煮的麥片粥，算是早餐；晚上9點至12點當人們紛紛就寢時，正是他老人家開午飯的時候；清晨6點前後，卻是他吃晚飯的時間。同平常人整個倒了一個個兒。

無論酷暑嚴冬，毛澤東總是蓋毛巾被（冬天蓋兩條），在一段較長時間裡要開半扇窗戶。一旦睡不好覺或睡一會就醒，他首先就問「開窗子了沒有」。如果吳連登忘記開窗子，他醒來會不高興地說：「屋裡氧氣不夠，把我憋醒了。」所以，吳連登等不敢有絲毫大意和怠慢。

毛澤東如此與眾不同的飲食起居，使管家吳連登始終處於高度緊張狀態中。飲食上，他在中南海機關食堂就餐。給毛澤東開飯時，他只是先吃上一口，鹹淡如何，是否安全。起居上，毛澤東工作時，他要隨時聽從召喚。毛澤東休息後，他還要騎著單車上街買菜，江青和孩子們的事情也得不時地管一管。他一天24小時幾乎連軸轉，根本就沒有時間睡上一個安穩覺，多數的日子只能瞅個空兒打個盹。睡覺得請人甚至讓中南海總機話務員準時叫醒他。人們認為世上最痛苦的莫過於飢餓，吳連登會告訴你，累得抬不起眼皮又不能睡覺時，其痛苦的程度並不比飢餓差。

毛主席吃東西很隨意，沒有什麼特殊要求。他常年一天兩餐，葷素搭配，每餐最多四菜一湯，量特小。他不讓浪費，有時飯粒掉在桌上自己撿起來吃。他喜歡吃河溝裡的小魚小蝦，吃糙米雜糧，特別喜歡吃玉米、紅薯，尤其是他到了晚年特別喜歡吃小時候吃過的東西。毛主席除了愛吃豬肉外，一生特別喜歡吃魚。江湖河海池塘裡的魚，紅燒清蒸油煎干燒都吃。他曾對工作人員說：「我死後，你們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海裡餵魚，回報它們。」

至於吳連登對自己的那個小家、對妻兒的照應，不說也能估計到。他家離中南海也就不足一站地，走路10分鐘就到，他愣是幾個月回不了一趟家。這也罷了，妻兒知道他在中南海忙著。反正一切都習慣了，從不指望他分什麼憂、解什麼難，只盼他別累著、別委屈、別出什麼事就謝天謝地了。最讓妻子焦心的是他的突然失蹤，沒有書信，沒有電話，音訊全無，有時竟長達七八個月，讓她牽腸掛肚，寢食不安。

所以說，毛澤東稱他是「我的那盞燈」，吳連登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