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闖關東」的由來

關東是指以今天的吉林、遼寧、黑龍江三省為主的東北地區，因這一地區處在山海關以東，故名。清前期設禁，前往關東要「闖」，因為那是越軌犯禁的行為。但自近代1860年（咸豐十年）解禁後，前往關東謀生就已合法，「闖關東」一語之所以仍被沿用，是積習成俗使然。

遠在宋遼金元時期，就有關內流民出關覓事，來去自由。清王朝建立之初，流民出關也不必「闖」，相反還得到清政府相當的鼓勵。因為關東本來就人煙稀少，加上明末清初戰爭的影響，人民走死逃亡，導致關外「荒城廢堡，敗瓦頹垣，沃野千里，有土無人」；但關東又是「龍興之地」，為強根固本，清廷即屢頒詔令，命地方官「招徠流民」，開墾荒田。1653年（順治十年）設遼陽府（下轄遼陽、海城二縣），頒布《遼東招民開墾條例》，宣佈開放遼東，「燕魯窮氓聞風踵至」者不少，也由此引起清廷的不安。《條例》頒布15年後，也即1668年（康熙七年），清政府宣佈關閉山海關的大門，《條例》廢止。清廷所以要封禁東三省，當然有許多理由，如關東為人參產地，旗民生計所繫，流民入山偷採者成千累萬，屢禁不止（楊賓《柳邊紀略》第1卷），成為清廷不得已而封關的原因之一。還有，東北設有圍場，供皇室狩獵之用，但圍場地面遼闊，無法禁絕「遊民借開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獵藏牲」（《清朝續文獻通考》第3卷），於是，乾脆封禁。再有，清廷深恐流民如蝟之集，搶了旗民的飯碗，「必致（旗民）生計日蹙」。這些理由，固然很充分，但保護滿族固有的文化則是清廷「閉關（山海關）」尤其不可忽視的根本原因，類似「本朝龍興之地，若聽流民雜處，殊與滿洲風俗攸關」的上諭，屢有頒行。在清廷看來，滿族的尚武之風不能丟，滿族的風俗習慣不能雜糅，要想不使滿人「習成漢俗」、被中原文化同化，只好把「自我」封閉起來。加之有清一代「反清復明」之聲不絕於耳，更使「滿漢之見」難以消散，因而也促使清廷屢頒禁令，一次比一次嚴厲，不僅要「永行禁止流民，不許入境」，而且下令「逐客」。1740年（乾隆五年）上諭命「寄居奉天府流民，設法行遣……定限十年，令其陸續回籍」。十年後（1750年），流民歸籍期限已滿，再頒嚴令，「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撥官兵稽查，不許內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令守邊旗員沿邊州縣嚴行禁阻，庶此後流民出口可以杜絕。」（《大清會典事例》第158卷，《戶部》）當然，清廷也清楚，僅「閉關」仍不足以抵制「漢俗」的侵襲，流民泛海可至遼東，經蒙古亦可進入關東腹地。有鑒於此，康熙年間清廷又花了幾十年時間設置「柳條邊」以期禁阻。儘管清廷煞費苦心，但北方流民入關謀事卻屢禁不絕，而且呈不斷擴大的趨勢，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上諭」稱，僅山東流民入關者就達10多萬（《清聖祖聖訓》第8卷）。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據估計，在關東謀生的華北農民（包括已改變流民身份定居關東者）總計達180萬人（葛劍雄等：《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頁）。這些流民都是在「閉關」條件下犯禁闖關、私自進入關東的，所謂「闖關東」之說，即由此而來。

1860年，關閉的山海關大門重新向流民敞開，流民入關東謀生，不再視為非法，只因「闖關東」一詞已約定俗成，也就成為流民去關外謀生的代名詞了。

二、關內之民為什麼要去「闖關東」

「闖關東」的流民，以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陝西人為多，而其中又以山東人為最。1911年東三省人口共1841萬人，其中約1000萬人是由山東、直隸、河南等省先後自發湧入的，規模之大，舉世震驚。進入民國時期，「闖關東」浪潮仍居高不下。從1912—1949年，流入關東的人口共約1984萬人，平均每年約52萬人，其中1927、1928、1929年連續三年超過百萬。規模如此龐大，難怪「闖關東」被世人視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移動之一」，是「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舉」（轉引自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室編：《二十世紀的中國農村社會》，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頁）。

「闖關東」浪潮持續了數百年，人們在驚歎其流量之巨的同時，自然會問一個「為什麼」？筆者試以山東為例「解剖麻雀」。

「安土重遷」是中國農民的特性，山東作為孔孟之鄉，這種特性更是根深蒂固。可是山東人不顧一切「闖關東」之舉，「必是為了什麼迫切的緣由所驅使。」（W.Young：《美報之華人滿洲移民運動觀》，《東方雜誌》第25卷第24號，第 50頁）這「迫切的緣由」，當然複雜，其中有兩點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人口壓力。山東「地少人稠」，「生齒甚繁」，「人滿之患」自清代中葉以來日漸嚴重，「農村人口過剩，不待凶年，遂有離鄉覓食，漂流各處，山東地狹民稠，其例尤著。」進入近代，人口壓力更大。1850年山東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215.86人，名列第四，1911年升為第三位（每平方公里202.24人），1936年上升為第二位（每平方公里256.40人），雖然次於江蘇，但如時論所評，「以江蘇工業發展的程度，佔全國各省第一位故，其過剩勞力的收容量，當然增加，比山東勢優。故在山東發生農民的勞力過剩和生活困難，為自然的歸結。山東農民經營的面積過小、分割過小的土地，為促進農民離村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國農村人口增減趨勢及農民離村部分考察》，《中行月刊》卷九第3 期，第107頁）顯然，「人口壓力流動律」在山東農民「闖關東」流向中發揮著持久的作用。

另一個「迫切的緣由」是天災人禍。山東是近代史上災害多發區。有人統計，在清代268年歷史中，山東曾出現旱災233年次，澇災245年次，黃河、運河洪災127年次，潮災45年次。除僅有兩年無災外，每年都有程度不等的水旱災害。按清代建制全省107州縣統計，共出現旱災3555縣次，澇災3660縣次，黃河、運河洪災1788縣次,潮災118縣次,全部水旱災害達9121縣次之多,平均每年被災34縣次，佔全省縣數的31.8%（袁長極等：《清代山東水旱自然災害》，《山東史志資料》1982年第2輯，第150頁）。這種災害的「多發性」、嚴重性令人震驚，自然成為山東流民「闖關東」的強勁推力。

與天災結伴而行的是人禍。近代山東兵災匪患連年不斷，「益如火上加油」，如軍閥張宗昌「禍魯」時期（1925年6月至1928年4月），「山東軍隊號稱二十萬人，連年戰爭，除餉糈多半出自農民外，到處之騷擾、拉夫、拉車，更為人民所難堪。至於作戰區域（津浦線）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無法生活，紛紛拋棄田地家宅，而赴東三省求生。」（集成：《各地農民狀況調查——山東省》，《東方雜誌》第2卷第16號，第136頁）天災人禍並行，形成山東農民「闖關東」的狂潮，這是1927—1929年連續3年出現「闖關東」人數突破百萬大關的基本原因。

種莊田，真是難，大人小孩真可憐！慌慌忙忙一整年，這種稅，那樣捐，不管旱，不管淹，辛苦度日好心酸，兩眼不住淚漣漣。告青天，少要錢，讓俺老少活幾年！

這首載入《臨清縣志》中的歌謠，折射出山東農民生活的苦情。無法照舊生活，只有一「走」了之。「富走南，窮進京，死逼梁山下關東」，這句婦孺皆知的諺語，正說明「逼上梁山」是山東流民關東之行的最「迫切的緣由」。

而關東，地廣人稀，沃野千里，對流民來說，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且關東、山東比鄰，或徒步，或泛海，均極便利，「闖關東」自然是山東流民的首選。

1860年山海關的大門敞開了，流民「如怒潮一般湧到滿洲去」。他們通過海路、陸路，經歷了千辛萬苦，來到關東，墾荒種地。根據1932年出版的中國社會學會所編《中國人口問題》一書的調查資料，77%的流民流向關東後「志在農業」。而隨著關東的開放，工商業也發展起來，城市化進程加快，流民無論是務工還是經商，都比較容易謀到營生的職業，這對流民同樣具有吸引力。「東三省，錢沒腰 」，這句廣為流傳的口頭禪，使人相信關東有著無限的謀生機遇。只要有「闖」的精神，不愁沒有碗飯吃。

「闖關東」之風由來已久，這種「由來已久」，使「闖關東」逐漸演變成為具有「 山東特色」的地區文化傳統。這種傳統積澱越深厚，「闖關東」的內驅力越強，「闖關東」越是普遍化，這種地區文化傳統越厚重，形成一條不絕如縷的「因果鏈 」。在膠東有些地區，幾乎村村、家家都有「闖關東」的，甚至村裡青年人不去關東闖一闖就被鄉人視為沒出息。「闖關東」作為一種社會生活習俗而被廣泛接受，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文化現象了。

「闖關東」持久而普遍，意味著血緣、地緣關係的延伸和社會關係的擴大。關東是山東人的第二故鄉，那裡有他們的父老鄉親。一旦生活發生困難或遭遇天災人禍，山東人便首先想到「闖關東」，投親覓友，以求接濟。史書中有許多例子說明，關東、山東有著無法割斷的社會聯繫（參見路遇《清代和民國山東移民東北史略》，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社會聯繫的擴大化和「闖關東」現象的普遍化是互為因果的「因果鏈」，它使「闖關東」這種地區文化傳統有了深厚的現實的社會基礎，同時，也使「闖關東」的流民現象具有相對較少的「盲目」色彩。

三、「闖關東」與東北開發

流民如潮水般湧向關東，無論他們務農、務工經商，還是伐木築路，都為關東的開發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關東地廣人稀，「闖關東」浪潮不僅使關東地區「人稀」的面貌得到改觀，與全國人口分佈趨於平衡，而且，肥沃的黑土地得到開發，耕地面積處於不斷增長之中。有資料顯示，1873年關東耕地面積僅為2400萬畝，40年後即1913年達到 12300萬畝，1932年更增加到30618萬畝。荒原變良田，流民有拓荒之功。《東北集刊》第2期發表評論，盛讚「山東人實為開發東北之主力軍，為東北勞力供給之源泉。荒野之化為田園，太半為彼輩之功。其移入東北為時既久，而數量又始終超出其他各省人之上。登萊青與遼東一衣帶水，交通至便，彼土之人，於受生計壓迫之餘挾其忍苦耐勞之精神，於東北新天地中大顯身手，於是東北沃壤悉置與魯人耒鋤之下」。正是由於山東等省流民的辛勤開墾使「北大荒」成為遠近聞名的「北大倉」。這其中，流民灑下了多少汗水，是不言而喻的。

流民大量流向關東，推動了關東地區工商業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禹貢》第6卷的評論說：「蓋拓殖東北者，日用所需時感不足，為供應彼等各種需要，遂有漢人商店出現。此類商店多系國內有鞏固基礎營業之分支，多取雜貨店形式。販賣品以強烈之酒居多，粗劣棉花、靴、帽、菜品等次之，兼營兌換金錢，發行支票，收發書信。後又設總行於各交通便利之地，用以統轄各支店，都市隨之而興矣」。工商業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反過來成為吸引流民的條件，互為因果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1917年東北工廠企業發展到1785家，1945年達到6878 家，發展速度與「闖關東」流民浪潮規模之巨一樣驚人。

「闖關東」浪潮，有力地促進了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關東的開放，意味著清政府保守滿族固有文化的初衷呈不可逆轉之勢逐漸走向它的反面。作為文化、信息的載體，流民大規模入關，意味著中原文化向關東地區大規模挺進。在關東，有許多山東村，就是齊魯文化平面移植的突出表現。中原文化「喧賓奪主」，這樣勢必造成中原文化對以滿族文化為主體的關東文化的同化局面。關東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包圍之下，只能不斷進行自我調適，受到「同化」，向中原文化看齊，所謂「漸效華風」是也。結果如WalterYoung所云：「到了今日，旅行滿洲者，從遼河口岸直達黑龍江，至多只能看見從前遊牧人民的一點行將消滅的殘遺物跡而已，他們昔日跨峙塞北的雄威，已經蕩然無存了。現在滿人幾與漢人完全同化；他們的言語，也漸歸消滅，轉用漢語了。」（W.Young：《美報之華人滿洲移民運動觀》，《東方雜誌》第25卷第24號，第52頁）原有的關東文化喪失了獨立存在的價值。但大面積「複製」到關東的中原文化，由於脫離「母體」和環境的改變，也不能不發生「異變」。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流民到了關東，不能不改吃高粱米、棒子面，為了對付嚴寒，也不能不學著關東人的樣子燒炕睡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就使「複製」到關東的中原文化與「母體文化」逐漸拉開距離。而關東文化也不可能毫無保留地全盤「同化」。這樣，一種脫胎於中原文化和關東文化而不盡同於中原文化和關東文化的新型的區域文化——新型關東文化逐漸形成。儘管在「闖關東」浪潮潮起潮落的近代歷史條件下這種新型關東文化還沒有顯示出綽約的丰姿，但已初見端倪，照史書上的話說，即「滿漢舊俗不同，久經同化，多已相類，現有習俗，或源於滿，或移植於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