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10日是北京取消糧油票第一天，朝陽區西石門糧店和往日一樣平靜。新華社特供京華時報圖片

當年輕人在超市中選購琳琅滿目的商品時，很少有人知道，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存在過一個特殊的「票證時代」。

那是一個回憶起來苦澀的年代，商品皆需「憑票購買」，貧瘠的商品對應著繁多的票證。以糧票為代表的票證，成為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鎖，給那個時代留下鮮明烙印。

1993年，我國取消糧票制度，這是從計畫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過程中的里程碑事件。經濟體制的一次成功轉身，終將各類票證送進歷史的櫥窗。

糧店的記憶

27歲的朱光榮走出北京站出站口，北京站的大鐘依舊，站前的平房儼然。天空晴朗，他心情舒暢。

這是1979年7月的一天清晨。這一天，在黑龍江某兵團插隊10年的朱光榮，返回家鄉北京。和那個時代所有的返城知青一樣，他首先面臨的是就業問題。

在家賦閒兩個月後，當地街道給他介紹了三個工作。朱光榮本想選擇在兵團時熟稔的汽車修理，但家人和朋友卻勸他到糧店工作。

「那時候糧店是一等的好單位，誰家不需要吃飯。」朱光榮最終到糧店工作。他的新單位在東城區和平裡四區附近，名字叫作和平裡中街糧店，但當地居民更習慣稱之為「四區糧店」。

四區糧店是和平裡附近最大的糧店之一，負責為3000餘戶居民供應糧食。糧店的上級單位是東城區安外糧管所，是一家典型的國企糧店。

四區糧店是一家面積約100多平方米的平房，店內左側是一排米面櫃檯，櫃檯上擺有秤盤，櫃檯下裝著接糧的漏斗,右側是花生米等雜糧櫃檯，靠近後門的位置放有油桶，長長的抽油器插在桶中。射進窗戶的陽光光柱內，各類粉塵飄飛其中。

在當時，糧店是僅次於電影院的熱鬧場所。因為掌控著糧食命脈，糧店成為社區居民的中心。

那時，每逢週末或月底，四區糧店門前總要排起長長的隊伍。居民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發孩子前來排隊。快排到時，大人拎著面袋趕來。他們總要小心翼翼地觀察秤桿的準星，生怕遇到缺斤短兩。買到糧後，再小心翼翼地紮緊口袋離去。

那時，人們對糧食的仔細，一方面源自節儉的傳統和對飢餓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因為國家限量供應的政策。在那個糧食市場尚未開放的年代，人們只能用糧票來換購定量的糧食。

糧票，成為當時買糧所必需的「通行證」。

吃飯的護照

朱光榮在四區糧店上班的第一個月，便開始熟悉收放糧票的業務。

1953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分別公佈了《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命令》，糧食流通體制從此進入長達31年的統購統銷時期，糧票登上歷史舞台。

上世紀80年代，城鎮居民遷徙戶口時，有一個特殊的關係叫做「糧食關係」。糧食關係最終會落實到具體糧店，關係人只能限定在該糧店購糧。對於擁有城鎮戶口的居民來說，「糧食關係」與城鎮戶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個城市工作，除須辦理戶口轉移手續外，還必須辦理「糧食關係」的轉移。沒有糧食關係，等同於沒法吃飯。

四區糧店擁有近萬人的糧食關係。每月21日，四區糧店的上級單位就會把數十萬斤糧票發放到糧店內。

糧票是成聯發的，每次都有厚厚一摞。每張成聯糧票的面積與報紙相仿，上面打有孔洞。朱光榮等人的工作便是把糧票裁剪成小張，然後按戶裝入一個小口袋中。口袋上寫有戶主的名字。每月24日前，小口袋便會發放到每戶手中。

買糧時，居民首先要出示糧食供應證來「驗明正身」，糧票回收後，工作人員會把糧票貼在報紙上，攢滿一張報紙後，再刷上一種特殊的紫色塗料，防止被人重複使用。在南方一些地區，糧票被人們視為生命票，當時下發各區縣的糧票都有專門的運票車運送，還有武警押運，回收的糧票也有專人清點，每半年送到造紙廠銷毀一次，負責監督銷毀的人要看著所有糧票打成紙漿才能離去。

上世紀80年代初的北京，居民物質生活水平不高。朱光榮說，因為缺乏副食供應，人們的肚中很難存下油水，有的人家裡甚至吃了上頓就惦記下頓。一般人家未到月底,家裡的糧食就吃空了，「糧票剛好夠花，根本攢不下來」。

這種情況下，被俗稱為「糧本」的糧食供應證，和戶口、結婚證變得同等重要，往往被珍藏家中，束之高閣。沒有糧本就無處買糧，某種意義上，這個黃皮黑字的糧本就成為了吃飯的護照。

那時，朱光榮覺得在糧店工作光榮且有面子，「大家都不敢得罪糧店的人，社會地位較高」。因為工作努力，1981年，他被任命為四區糧店的經理。

瘋狂的票證

在朱光榮當糧店經理的上世紀80年代初期，北京的商品市場處於蕭條階段。

每逢秋天，北京的大街小巷內開始堆滿大白菜，每一棵白菜都成為居民家中珍貴的儲備。

朱光榮一個月的工資是52元，但這52元錢卻不能隨心所欲地購買商品，因為所有商品都捆有票證的「枷鎖」。

建國初期，因為商品供應不足，票證開始登上歷史舞台。隨著經濟發展，票證的種類有所減少。此後，國家經歷了十年動亂，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緊缺，「文革」後，票證的種類又多了起來。

80年代初的中國是一個票證瘋狂的年代。各地的商品票證通常分為「吃、穿、用」這三大類。食品類除了各種糧油票外，還有豬牛羊肉票、雞鴨魚肉票、各類蛋票、糖票、豆製品票及蔬菜票等。

服裝和用品類的票證更為繁多。從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紙、洗衣粉、火柴票等，應有盡有。一些貴重物品，如電器、單車、手錶更是一票難求。

票證的種類五花八門，涉及各個領域。什麼樣的商品就用對應的票證去購買，對號入座，缺一不可。為了管理這些名目繁多的票證，部分地方的商業局還設立票證管理辦公室，專人負責票證發放。

在朱光榮的記憶中，80年代初期，想吃一次魚或者糖果，只能等到春節。那時，食品供應點前總要排起長龍。因為是憑票供應，所以人人有份。對於買到手的冷凍帶魚和過期糖果，也不會有人抱怨，反而會當作寶貝一樣珍藏起來，準備用來款待拜年的客人。

在當時的北京，因為旅遊業的緣故，在西單商場有時還可以買到「高級點心」和「高級糖」。和平裡的老居民告訴記者，所謂「高級」，不過是水果糖和核桃酥之類的，而且一市斤要五元錢；和一般職工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資相比，價格昂貴，所以才稱為「高級」，「即使是這樣，大家也不得不搶著買。」

因為市場商品的稀缺，那時的票證制度對保障供應、穩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給人民生活帶來嚴重不便。朱光榮說，當年人們想買短缺商品時，不僅需要攢錢，而且還需要湊夠這些必需的票證，「像現在超市裡什麼東西都能買到，大商場裡手錶和電器氾濫成災，以前是不能想像的」。

轉變的萌芽

1985年，國家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有了鬆動，標誌性事件是當年元旦，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規定「糧食、棉花取消統購，改為合同定購。」

有學者稱，這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第一次糧食流通體制改革。

1985年，朱光榮發現他的工作內容有了明顯變化。首先，他們不用再挨戶發放糧票了，取而代之的是東城區糧食局統一製作的糧票代存卡。居民購買糧食時，所用糧票直接從卡裡扣除。

此外，在四區糧店內，開始有了議價糧出售。所謂的議價糧，是相比國家統一定價的平價糧而得名。議價糧由當地糧食機構進貨並自主定價，價格可按市場需求浮動。

四區糧店內，除了平價糧櫃檯外，多出了議價糧櫃檯。議價糧的價格是平價糧糧價的一倍，但購買議價糧不受糧票限制。

此時，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因為計畫生育的實行以及副食品的增多，居民在餐飲上不再是單純地吃糧度日，每月糧票或多或少有了結餘。即便家中突發狀況，糧食不夠吃，也可購買議價糧來補缺。

隨著居民手頭存積的糧票越來越多，糧票漸漸有了新的作用。人們把它當作一種流通貨幣，開始用糧票交易商品。

在種類繁多的糧票中，1955年由糧食部發行的全國通用糧票，是公認的「硬通貨」。

朱光榮說，按照當時的規定，北京的糧票只能在北京使用，如果出差到外地，就必須用到全國糧票，「不然你到地方就買不到糧食，有可能挨餓」。

他說，當時對通用糧票的審批極為嚴格，如果出差到外地，只能按出差天數發放相應的通用糧票，開具時還需要所在單位的出差證明。

因為這種嚴格的發放制度，通用糧票在地下市場內受到追捧。在當時的北京，一斤全國通用糧票價值0.2元。

糧票最先用於換購副食等食物，但很快它有了新的用途。

1986年開始，一些南方的生意人開始在北京的小巷和胡同內銷售鋁盆和鋼鍋等物品。幾十斤全國通用糧票就可以換來一個鋁盆。隨著市場的發展，這種地下交易越來越公開化，在一些大型自由市場內，用糧票換物已成公開的秘密。

除了商販們青睞糧票，一些農民也選擇用糧票交易。80年代末期，農民按照參加集體勞動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糧」。當口糧不夠吃時，農民選擇了進城，用大米換取粗糧；或者用自家的雞蛋和蔬菜，與城裡人換糧票，以解決口糧不足的問題。一度「三斤糧票換一斤雞蛋」成為自由市場內的潛規則。

對此，國家糧食部、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曾下發通知嚴厲打擊。朱光榮說，在當時糧食局有專門的檢查車輛，查抄倒賣糧票或者以糧票購物的行為。

然而，國家的禁令與手段並未起到應有的效果。隨著農民的收成不斷提高，更多的農民把目光望向城市。他們希望用手中的糧食換來更好的生活。

1987年，西安話劇院根據社會普遍現象創作的小品《換大米》，參加了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受到普遍歡迎。一夜之間，小品演員郭達走紅全國。越來越多紅高粱腔調的「換大米」吆喝聲，響徹城市上空。

隨著市場經濟的進行，糧票作為計畫經濟的標誌性產物變得愈發另類，政府部門開始研究是否應該取消糧票。而在遠離北京千里之外的深圳，一場變革其實早已發生。

消失的糧票

那時，糧票的弊端有兩點：一是平價糧和議價糧價格差異給政府帶來負擔，二是由於各地糧票不通用，給人才流動和農民進城務工，造成了障礙。

1983年，在深圳特區，這種矛盾開始被政府重視。

深圳經濟特區在設立初期，也是推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但隨著大量建築工人和外來人員湧入深圳，糧食定量開始變得不足。外來人口沒有深圳的糧票，只好到自由市場購入高價糧。

資料顯示，1983年，深圳銷售糧食總量為1.1832億斤，其中從外省調入的牌價糧(平價糧)占60%，剩下40%的議價糧，議價糧總體價格比牌價糧高出40%以上。

當時深圳市領導認為，這種糧食供應上的兩個市場、兩種價格、購銷倒掛、財政補貼，不利於生產、流通，也不利於群眾生活。

1984年11月，深圳市委召開會議，研究在深圳市取消糧食憑證定量供應問題。消息傳出後，曾有深圳市民認為，「取消糧票？要是有人拚命買糧食怎麼辦？」

時任深圳市委領導的周溪舞曾向媒體披露了當時的解決辦法：叫國營糧食部門多儲備一些糧食，取消糧票，提高價格，敞開供應。如果發現周圍地區大量搶購，再提高糧價和研究其他對策。

由於發揮了價格機制和供求平衡機制的作用，深圳取消糧票後，預料中的風波並未發生。

此後，由於全國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再加上糧食連年豐收，全國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了糧食定量供應。

在糧票謝幕之前，更早開始銷聲匿跡的是各類商品票證。此時，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各類商品開始供應充足，市民手中的票證已經名存實亡，越來越多的票證退出歷史舞台。

1984年，北京市停用牛奶供應證。1987年，北京市停用僑匯券。1991年，北京市停用糖票，並於第二年開始停用肉票(豬、牛、羊)，蛋票、肥皂票、居民購貨證。

在這樣的背景下，取消糧票順應經濟發展趨勢與時代潮流。

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國務院《關於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糧票和油票，實行糧油商品敞開供應。從此，伴隨城鎮居民40年歷程的糧票、油票等各種票證完成了謝幕演出，轉而進入了收藏者的藏冊。

1994年，全國各地基本取消糧票，票證時代徹底終結，捆綁在商品身上的枷鎖終於打開。

當時，朱光榮已經調任至東城區地壇北裡糧店就任經理。他說，在糧票取消時，店裡的糧票代存卡上總計還有10餘萬斤糧票尚未領取。幾乎一夜之間，陪伴朱光榮10餘年的糧票銷聲匿跡。

尾聲

「糧票封印」解除後，糧食市場化的大門已經打開。隨著幾次糧改的進行，越來越多的個體糧店出現在居民的視野中。

2000年，朱光榮買斷了工齡，選擇退休，離開了他工作了21年的國營糧店。此後，東城區糧食局下屬的120餘家國營糧店陸續關閉。

朱光榮退休後，一度賦閒在家。他偶爾會去早市買菜或去超市購物。此時，無論是菜市場還是超市，購買商品時都早已不需要任何票證。

2007年8月26日，奧士凱同日昇糧行在東城區北新橋附近重新開張，成為東城區第一家「復活」的國營糧店。

朱光榮從家中被返聘回同日昇糧行，再次在糧店「上崗」。他的身份已經從當年的糧店經理變成雜糧專家。他用自己多年的工作經驗，向顧客介紹雜糧的保健知識。

在同日昇糧行開張之初，店方特意在店門口安置了展櫃，將老糧店的標誌性代表物「糧票」放置其中。

而今，這些叱詫一時的糧票躺在櫥窗內，安靜地講述歷史。

蔡援朝

口述人：蔡援朝

身份：收藏家

我於1951年出生在北京。和那個時代許多同齡人一樣，我小時候正趕上三年自然災害，家裡的口糧很少，糧票和肉票就成了命根子。

記得那時候，我有時會去糧店幫忙領糧票。那時，每家都按照嚴格的配給制度領取口糧和肉。我記得家裡一個月才能領半斤肉票，平均到人頭上，每人每天連一兩肉都吃不到，頓頓都是雜糧，所謂的菜就是用鹽水煮一下。那時家裡有個小竅門，可以暫時緩解一下難關。離我家不遠的地方有一家小的合作社，合作社的女售貨員和我家人是朋友。她有時會偷偷地通知我們，下班的時候去店裡一趟。有時過去後，女售貨員就會賣給我們一些沒有一點肉的大骨頭。這種大骨頭在當時可是有錢也買不到的寶貝。買回家後，父母把骨頭洗淨敲開，用裡面的骨髓熬白菜湯，這可是那時難得的美味。

我小時候迷上了集郵，但是從來沒想過收集糧票。那時糧票代表著一家的口糧，精打細算用還來不及，根本留存不下來。那時北京的糧票是按月發放，1月份的糧票到2月份就不能用了。所以，那個時候家裡偶爾有糧票留下來，也是因為將糧票藏在哪本書或雜誌裡忘記了，發現時糧票已過期，才可能保存下來。

1971年，我插隊去了內蒙古牧區，暫時告別了糧票。可能因為牧區人口少，並且以肉食為主，不用糧票。但是每個月的口糧仍然定量用糧本領取。1975年我去西安上大學，再次接觸到糧票。我記得那個時候，糧食仍然很緊張，發下來的糧票中粗糧居多。

每個學生都很珍視糧票，領到糧票第一時間就把它換成飯票，生怕丟了。基本上，每個月的糧票剛夠用，女同學胃口小，可能會攢下一些糧票。那個時候，向同學借幾斤糧票，是很重的人情。

1978年我回到北京，在科研單位上班，糧食關係落到了海澱區的一家糧店，從此過上了按月領糧票的生活。1986年前後，糧食窘困的情況有所好轉，那個時候副食漸漸多了起來，比如一些豆製品，家家開始有了積攢下的糧票。如果有朋友出差到北京，我就會用攢下來的糧票和他換全國糧票。全國糧票可以換雞蛋等食品和商品，在緊缺的時候，一斤全國糧票可以換好幾塊錢。那時，商店裡有議價糧出售了，不過價格較高，我們只是偶爾買一些蕎麥等雜糧，來調劑生活。

1984年，政府發出通知要取消布票。此前，買布做衣服也是受限制的，一人一年能領一次布票，大約合10餘尺布。布票取消的消息傳出來後，很有意思的是，老百姓都將信將疑。社會上並沒有出現用積存的布票搶購布匹的舉動，大家都在擔心政策會不會反覆。這可能是長期謹慎過日子留下的習慣，大家很珍惜手中的票證，生怕萬一政策又變回配給制，布票不夠用。直到政策推行了一年後，大家才真的相信，布票的確取消了。

1993年5月，北京宣佈取消糧票。雖然有了布票取消的先例，但因為長時間的習慣，還是有很多人留下了家中一直存著的糧票。當時我家中就留有很多斤糧票。不過，大家都明白，那個計畫經濟的時代，隨著配給制度的結束，已經告一段落。也是在那一年，我辭職下海，搞起了公司。

從那以後，我的興趣從集郵開始轉移到收集糧票。那時候，收集糧票的人很少。我經常去大鐘寺附近，那裡有一些人交換藏品，糧票成為藏品之一。可能是因為親身經歷了那段時代，最初收集糧票是因為懷舊也是因為興趣使然。但很快，我發現，和集郵不同，糧票中的珍品很多。因為糧票在發行後要回收銷毀，並且在那個時代積攢下的糧票很少。因為稀缺，所以有些糧票變得非常珍貴。在糧票收藏中，我把50年代初期一段時間發行的糧票，稱為「黃金板塊」，因為存世稀少的緣故，這些糧票大部分都是珍品。也因此，糧票的藏品價值開始升值。一套雲南建國早期發行的糧票，曾在前年拍賣價為20餘萬元。而更多的糧票，是無價之寶。

2001年，中國收藏家協會成立。成立之初就設立了票證收藏委員會，這是第一個關於票證收藏的全國性的群眾團體，我現在協會擔任常務主任。據不完全統計的數字，全國收藏糧票的藏家和愛好者在10萬人以上，而他們的藏品中，珍品不計其數。 本報記者 王鵬 本報實習生李寅攝

糧食改革大事記

□1953年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分別公佈了《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命令》，糧食流通體制進入長達31年的統購統銷時期。

□1993年

國務院頒布《關於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通知》。全國的糧食銷售價格基本全部放開，實行了40年的城鎮居民糧食供應制度(即統銷制度)被取消。

□1998年

國務院下發了《關於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決定》，發起了新一輪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此次糧改的原則是「四分開一完善」，即政企分開、中央與地方責任分開、儲備與經營分開、新老財務賬目分開，完善糧食價格機制。

□2001年

國務院召開全國糧食工作會議，正式出台了《關於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將改革範圍擴大至全國，重點是浙江、上海、廣東、福建、海南、江蘇、北京、天津八省(直轄市)。第三次糧改由此啟動。

□2004年

國務院發佈的《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明確宣佈，2004年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市場，實現糧食購銷市場化和市場主體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