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一詞，早已在現代生活中受到關注，可說是從陌生走到了面熟，至少因為多聞習見而不可謂似曾相識。

問責，不問可知是專對各類官員的；他們既有官職，亦當有所負之責。古書中就不乏此種記載。北宋纂輯的類書《太平御覽》卷二百七至二百九，便可查得。例如所引《周禮·地官》認為，司徒之職在保息萬民，《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司徒。」《韓詩外傳》曰：「群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責之司徒。」再如司空，《韓詩外傳》曰：「山陵崩阤，川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尚書大傳》曰：「溝瀆擁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又如司馬，《尚術大傳》：「蠻夷猾夏，寇賊奸究，則責之司馬。」《孔子家語》：「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飭是整攝之謂，亦即整頓示新，使職官知畏懼。上述諸例，均為先秦時代的問責內容。所言誠然並不詳備，不知可操作性如何，但有一點可以明白：它不涉職官做了些什麼，只看他們的不作為，也就是說，政績原不限於有所為，還在於有所不為，職責要求必須做好的事不去做或沒有盡心盡力，乃是負面政績，更其重要，問責就是追問這種負面政績。古代的問責，執行得如何，大概難如人意，這是屬於題外話了。

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稱官員為公僕，猶言為人民服務是也。今者，口稱「為人民服務」的許多「公僕」，對於「造門面」的「政績」頗費心思，而職責所在的諸事卻不作為；籌而下之，則專注於造假，應付上司，應該做的服務工作在部門之間互相推諉，以不作為當作作為，這又豈是「問責」二字足以盡之。

古人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個「政」字倘若單純作行政、用權理解，似乎並不能否定全句的提法。在今天，對於那些在其位而不謀其政者固然需要問責，不在其位而越位謀政的，又當如何看待呢？這誠然非常特殊，卻未始沒有。比如一個球隊的領隊，忽然決定球員的去留，突然出位指揮賽前的訓練，且對全隊講起戰術來，如此這般，還需要主教練幹什麼？越俎代庖，就大有不在主教練之位而謀其政的樣子，成敗得失之責要不要問？設若要問，該問什麼責？領隊職位上的責抑或皰代主教練之責？這當然不能追補先賢屈原的《天問》，但寡學如我，無可釋疑，只能存而不論；解鈴還須繫鈴人，若得當事人自問，未始不是好事，不知是否還有自責的雅量，倘有，我們就會看到一次自我問責，讀到幾許驚人之筆。

問責令人面熟，如果見到自我問責那就使面熟又陌生化了。儘管陌生化之來，源於不愉快的前因，可也不失為亡羊補牢之舉。問責只在制度上需要，事之起始但願其少；自我問責本不望其必有，行事之初職責已然分明，皰代實屬意外，這種陌生化之一為甚，何可再乎，以自我問責啟人之思，斯之謂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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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會忘記2005年11月13日，松花江水污染事故發生。導致在中環保「一把手」的位置上坐了12年的解振華，終於因為對一次重大事故的應對有誤而黯然離去。國務院的通報中對此的解釋是：事故發生後，國家環保總局作為國家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對事件重視不夠，對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估計不夠，對這起事件造成的損失負有責任。筆者在對有關權威媒體發表評論說，解振化引咎辭職「凸現了中國官員問責制的日趨成熟」感到高興的同時，更為在位一些現官的現狀感到擔憂，也許有的現官為此在沾沾自喜，慶幸這種倒霉事沒有落到自己頭上，正起哄看熱鬧呢。如此麻木不仁者，肯定大有人在，也許今天丟烏紗是解振華，明天就輪到你了！解振華的去職教訓，不能不引起現官的反思，究竟帶給我們什麼，從中應當汲取點什麼？說到這裡，筆者倒想起一個古代「引咎自殺」的故事。

據《史記·循吏列傳》記載，春秋時期晉國的一位典獄長官名叫李離，一向秉公不阿，執法如山。有一次，他在審閱過去的案件時，發現一起錯判死刑的冤案，感到惶愧不已，立刻脫下官袍綬印，讓衛兵把自己捆綁起來，送到晉文公的大殿前，請求判處死罪。晉文公見了，慌忙下座為他鬆綁，說：「官職既然有貴有賤，處罰也當有輕有重，再說這件案子是下面官吏弄錯的，並不是你的罪責。」李離長跪不起，說：「臣下佔據的官職是最大，從來也不讓給下屬一點權；享受的俸祿最多，也從沒有分給下屬一點利。今天我有了過錯，難道就可以推給下屬了嗎？請判處我死刑吧！」晉文公聽了，不高興地說：「照你這麼講，下屬犯罪，上司有責，難道連寡人也有罪了嗎？」李離回答：「典獄訂有反坐之法，判錯刑者便當服刑，殺錯人都就要被殺。大王因為我能夠體察民情，聽微決疑，而任命我為典獄長官，如今卻經臣下之手造成了冤殺案，我罪該處死！」說罷，他猛地站起，朝臣衛兵手執的寶劍撲去，頓時鮮血迸濺，死於堂前。

在我們中國歷史上，有包拯、海瑞等一大批不險權貴、執法如山的法官，然而像上述故事中李離這樣視職責如生命，以身徇法，拿自己開刀的例子還不多見。李離引咎自殺的故事讀後非常感人，我們在對李離敢於堅持原則，敢於承擔責任的勇氣和氣概感到欽佩的同時，他用自己生命換來的沉甸甸的教訓，也足以讓我們警醒和清醒。而今，有些高官卻不是這樣，對出現的問題是搪賽，是躲避，是推卸。在李離面前，他們顯得那麼渺小。從古代的李離，到當代被責任「問」倒的張文康、孟學農、馬富才，再到現在的解振華，筆者發現，不管是李離的引咎自殺，還是其他人的引咎辭職，這些教訓都是血淋淋的。李離是因為誤判而殺了無辜的生命最終以身徇法；張文康、孟學農因為處置非典不利，使得多少平民百姓死於病魔之手；馬富才離職的背後，更是243條生命的死亡。現今，用老百姓生命和鮮血換來的代價是高官辭職，相對古代的李離引咎自殺來說，已經不足為重了。不管是中國高官問責制的開始也好，成熟也罷。我們從中應該知道，大凡違背民意、民心的高官，都會引來民憤，最終也會受到民眾的拋棄。所以，「責任」兩字重千鈞，馬虎不得，為官者當思量，只有像古代李離一樣視職責如生命，才能時時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心上，只有有了這種強烈的責任心，才能當一個好官。

從媒體上看瞭解振化、張文康、孟學農、馬富才其人其事的介紹後，筆者發現，其實他們為國家作了不少工作，為老百姓辦了不少實事，貢獻是功不可沒的，他們也有著為人民鞠躬盡瘁、為工作滿腔熱情的理想和願望。解振華為啥起名振華，就有振興中華之意，人民不會忘記他大刀闊爺的淮河治污；張文康的夢想是讓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能夠得到最基本的醫療；孟學農是讓「新一屆政府一定要做一個敢於負責任的政府，透明的政府」；馬富才給絕大多數與他接觸過的人的印象是「低調、務實、能力強」。然而，他們都因為處在領導位置上，最終因為工作不力而引咎辭職。他們為人民謀利益的很多願望不能再親手實現了。他們被問責制「問」倒的現實，給官員們帶來了危機感，自己不光不能犯錯誤，還要踏實地幹好工作，他們的去職給官員們發出一聲響亮的警告：工作不力，官位不保。我們可以推測，如果這些突發事件沒有發生，也許上述高官依然在其位謀其職，依然在為國家貢獻著力量。可假設畢竟歸假設。除此之外，我們難道就不能汲取點什麼了嗎。筆者以為，當今社會，當官容易，當個好官不容易，有為老百姓幹好事的願望容易，但有為老百姓幹好事的本領更不容易。解振華、張文康、孟學農，他們豪情滿志，在很多事情上曾經受到人民稱讚。面對這些突發事情，並不是不想把事情處理好，其中不容忽視的一條是，他們駕馭複雜局面、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還很缺乏。面對突如其來的事情，有的高官不知所措、亂了陣腳，缺少的是沉穩，是智慧，是冷靜、是運籌。我們從國務院的通報解釋看，環保總局對事件重視不夠，對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估計不足。其中，我們不能排除主觀原因，但也不能排除對事件估計的能力問題。

能力不夠，官位也難保。這也同樣足夠引起官員們的危機感。在其位不會謀其職，沒有能力履職，躲得了今天，同樣也躲不了明天。你失去的也許是位置，而老百姓失去的可能就是生命，是鮮血。能力大小，繫著的是老百姓的生命安危。所以，筆者奉勸哪些糊塗官、昏官、懶官倒真要清醒清醒頭腦了，不僅要好好洗洗腦子，更要加強學習，提高素質，多一點「知道恐慌」。不要等到老百姓受苦受痛了，才意識到「責任」兩字的份量，才意識到「能力」兩字的責任。同時，筆者還想說的一點是，高官「問責制」能否關口前移，不要等到老百姓的利益已經受到損害了，或者等到群眾的命都沒有了，再來「問責」。這樣「問」到的是什麼，除了「問」掉了高官位置和頭上的「烏紗」外，總不會像古代李離一樣引咎自殺吧。即使是這樣，高官的「位置」乃至引咎自殺，也不能換回老百姓的生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