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澤東和陳毅

20世紀60年代末，隨著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各自矛盾的逐漸暴露，各國都從自身國家利益出發，更加注重維護本國的安全。與此同時，中國還面對來自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從南北兩個方向的壓迫和威脅，國家安全環境十分嚴峻。為了準確判斷形勢，毛澤東提出讓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身經百戰的老帥研究國際問題，密議國家安全。

毛澤東提議：四位老帥集中精力做好兩件事

1969年2月19日，毛澤東在其住處召開會議。在會上，毛澤東針對當時複雜的國內外形勢，提出讓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當務之急做好兩件事：一是分別到北京四家工廠蹲點；二是共同研究國際形勢，由陳毅具體負責。3月2日珍寶島事件發生後，國內戰爭臨近的緊張氛圍進一步加劇，分析戰爭的可能性和採取可行的對策已成為當時中共中央十分緊迫的任務。

4月1日至26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九大報告在分析國際形勢時強調：「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主義，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在反華、反共、反人民、鎮壓民族解放運動和進行侵略戰爭方面，他們互相配合、狼狽為奸。」「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放鬆自己的警惕性，絕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總而言之，我們要有準備。」

不久，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對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的工作進行了周密安排。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門要及時將涉外文電分送四位老帥閱讀，並親自選定四家具有代表性的工廠作為蹲點單位。其中陳毅在南口機車車輛修配廠，葉劍英在新華印刷廠，徐向前在二七機車車輛廠，聶榮臻在化工廠。周恩來還就四位老帥蹲點期間的勞動、休息、飲食、安全及職工應持的態度等，向所在蹲點廠的負責人作了細緻交代。同時周恩來還要求四位老帥每個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廠蹲點3天，其餘時間由自己支配，主要是看有關國際問題的材料。每月由陳毅召集兩至三次座談會，研討國際形勢。

剛開始，四位老帥認為，經毛澤東審定的九大報告才對國際形勢作了詳細闡述，現在又讓他們研究國際問題，對此有些不理解。於是，周恩來就向四位老帥解釋說：主席交給你們這個任務，是因為主席認為還有繼續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貫思想是，主觀認識應力求符合客觀實際，客觀實際不斷發展變化，主觀認識也應隨著發展變化，並對原來的看法和結論及時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正。所以你們不要被框住。周恩來還說：現在國際鬥爭尖銳複雜，各部門都在集中力量進行「批、斗、改」，而且熟悉國際問題的幹部大部分又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於處理日常工作，實在擠不出時間過細地考慮天下大事。主席沒有讓你們回到原崗位，就是想讓你們不受行政事務的干擾。你們除了蹲點以外，每星期還有幾天時間專心考慮國際形勢，而且你們都是元帥，都有戰略眼光，可以協助主席掌握戰略動向，供主席參考。這個任務很重要，不要看輕了。周恩來還強調說，你們也不要因為我這樣講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體，量力而行。世界風雲天天變，但戰略格局不是天天變，一個月討論兩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較成熟的看法，請陳老總歸納幾條送給我看，我幫你們參謀參謀再轉呈主席，但討論的內容要保密。

5月27日下午，陳毅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又去找前駐英代辦處常駐代辦熊向暉談話。兩人見面後，陳毅就對熊向暉說：你是總理「點將」點到的。前段時間，我們四位老帥各自帶秘書開了一次會，我把這一情況向總理作了匯報，總理「批評」了我。總理說，為什麼要帶秘書？以後開會討論，只限於你們四位，不允許其他人參加。我一聽就明白他的心意。總理是擔心我們四人聚在一起，難保不「放炮」，傳出去怕惹禍並連累秘書。當時我就對總理說，你的批評和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謝，堅決照辦。但主席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們也要努力做好，只是我們四個都上了年紀的人，有些事力不從心，能否請總理給我們派個幫手。總理說，哪就讓熊向暉協助你們。我說，好，贊成！並請總理馬上下命令。總理說讓我直接同你談，你看可以不可以？熊向暉說，我還沒有分配工作，總理給了我向四位老帥學習的機會，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帥的指示，全力以赴。由於這兩年多來我脫離外交實踐，不瞭解外交內情，建議再請外交部派一位現職工作的同志參加，這樣就能使靜態材料和動態材料結合，對研究形勢更有益處。陳毅說，這個意見好，我馬上報告周總理。

幾天後，陳毅告訴熊向暉說，總理讓姬鵬飛從外交部司局長以上幹部中推薦一位同志，並強調此人要政治歷史清楚，熟悉國際情況，組織紀律性較強，不是造反派。於是，姬鵬飛就推薦歐美司司長姚廣，總理立即就同意了。

6月2日，周恩來在陳毅6月1日上報的「國際問題研究小組」活動安排上作了批注，進一步向四位老帥明確了三項任務：一、到工廠、學校、公社去蹲點；二、對國際形勢通過閱讀材料和集體討論，提出意見；三、對國防問題通過閱讀材料和集體討論，提出意見。

6月7日下午3點半，四位老帥在中南海武成殿開會，姚廣和熊向暉列席。陳毅在開場白中說，主席指定我們議議天下大事，讓我牽頭。平時各人看材料，用不著我牽頭。上次我們談過，材料很多，但有價值的不多。一些單位的調研報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麼說，自己作註腳，這種「二路貨」可以不看。要重視第一手材料。《參考資料》每天兩大本，內容很豐富。香港、台灣的幾家報紙雜誌，有時也透露一些內幕消息。對有用的材料要認真看、仔細看。對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形成看法，開會的時候交換意見。我們每個月討論兩次到三次，地點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閣。時間一般定在禮拜六下午 3點開始，討論半天。每次開會之前，由我打電話分別通知大家。我們這個會就叫「國際形勢座談」，在沙發上「座」而談之。上次開的會不算，今天重打鑼鼓另開張，算作第一回。現在我們是四個老傢伙，外加兩位「壯丁」。一位是熊向暉同志，他不再當駐英代辦，總理讓他專門協助我們，包括從英文書報裡選擇材料。另一位是姚廣同志，他的工作比較忙，不一定每次都參加，但他可以向我們通報情況，提供外交動態。開會的時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請客，算是一點「物質刺激」，「 刺激」大家踴躍發言。既歡迎長篇大論，也歡迎三言兩語。現在開不得「神仙會」，我們就來個「自由談」。

陳毅接著說，發言可以打斷，也可以質問，還可以反駁，講錯了允許收回，但自由不能漫無邊際。國際形勢千頭萬緒，什麼都議也不行，雞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點，抓要害。現在北邊蘇修磨刀霍霍，會不會向我們發動大規模進攻？南邊美國虎視眈眈，會不會把侵略越南的戰火燒向中國？這些都是關係國家安危的大事，我們要作出明確回答，不能模稜兩可、含糊其詞。總理的批示對我們很重要，第一，腦袋裡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戰略格局的發展變化。有些複雜問題一次議不出名堂，就多議幾次，由向暉同志做記錄，意見比較一致後再寫書面材料上報總理。如果總理認為有可取之處，他再轉呈主席閱讀。討論的過程和內容都要保密，這是總理規定的紀律，大家要遵守。

陳毅的「開場白」講完後，四位老帥一個接一個地發言，毫不冷場。雖然他們沒有稿子和提綱，但個個發言都高瞻遠矚，語言生動，條理分明。在連續討論了3個半小時後，他們的精神仍然很好。此後，每次開會他們都提前幾分鐘到達，而且討論的次數也超過了預先計畫的次數，有時星期天也開會討論。

　　四位老帥判斷：蘇聯暫時不會發動侵華戰爭

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人民日報》和國內的其它報刊雜誌報道的內容主要集中在：一、繼續揭露蘇軍入侵我國領土的真相；二、更加強調美蘇以反華為重點的勾結；三、一再渲染美、蘇聯合日本等亞洲國家反華。在此背景下，6月7日至7月10日，四位老帥對國際形勢進行了6次共19個小時的研討，並寫出了《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7月11日，陳毅將《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報呈周恩來審閱。

《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主要闡述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指出國際上兩大陣營的對抗，集中地表現為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這既不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七強」並立，也不同於戰後初期美蘇對峙。同時強調，美帝、蘇修都在佈局。蘇修要向西歐伸手，美帝要向東歐插足。雙方針鋒相對，都要爭奪對方的東西。真正的、現實的利害矛盾還是在它們之間。它們的鬥爭是經常的、尖銳的。《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指出：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帝、蘇修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不大。

7月25日，尼克松在觀看美國首次登月返回艙降落後，在關島發表談話時，承認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受挫」，宣佈將在印度支那收縮兵力。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還宣佈：放寬對美國旅遊者購買中國貨物的限制；放寬美國公民到中國旅行的限制。7月26日，尼克鬆動身訪問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越南、泰國、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就在同一天，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突然約見中國駐蘇代辦，面交蘇聯部長會議給中國國務院的內部聲明，要求舉行中蘇高級會談。同時西哈努克也派人見我駐高棉大使，面交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導人曼斯菲爾德6月17日寫給周總理的信，要求訪華並會見周恩來總理或其助手。他在信中呼籲，中美「20年長期交惡」，這種現狀不應繼續下去了。

隨即，四位老帥根據當時美蘇領導人的講話進行了比較研究。葉劍英說，美國不得不從南越逐步撤軍，而蘇修卻在大力推動建立「亞洲安全體系」。尼克松訪問亞洲五國，是怕蘇修接管「真空」。另外美國國務院宣佈對中國實施「兩個放寬」政策，步子雖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國而壓蘇聯。聶榮臻說，葛羅米柯在半個月前反華的調子還那麼凶，現在卻來了個180度大轉彎，要求舉行中蘇高級會談，他是害怕中美和緩。徐向前接著說，尼克松訪問羅馬尼亞，在東歐會引起連鎖反應，蘇修怕後院出問題，不得不向我們遞出橄欖枝。陳毅說，「20年長期交惡」，真是概乎言之！美國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國，說明接近中國比登天還難，這也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美帝憋不住了，蘇修也憋不住了，它們的矛盾不可開交，都向中國暗送秋波，都向對方打中國牌。局勢到了轉折關頭，後面還會有文章，我們要繼續觀察。

8月13 日，中國外交部照會蘇聯駐華大使館，指出當天上午蘇軍侵入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製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國政府為此向蘇聯政府提出強烈抗議。15日，《人民日報》以《蘇修頭目聲嘶力竭發出反華戰爭叫囂》為題，刊載新華社的報道說：「勃列日涅夫誣蔑中國『策劃武裝衝突』，叫嚷要『把防禦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對我國進行戰爭威脅。蘇修軍事頭目格列奇科?雅庫鮑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麼『軍事威力』，公然威脅要進行核戰爭。」最近，蘇修在中蘇、中蒙邊境地區不斷大量增兵，肆無忌憚地進行各種軍事演習。目前，蘇修還把中蘇邊境的本國居民趕走，並在沿邊界線建立一條寬達20公里的無人地帶。8月27日有外電報道，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赫爾姆斯向記者透露，「蘇聯可能就它對別國的核設施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問題，向其東歐共產黨同夥進行試探」。28日，蘇聯《真理報》發表文章誣蔑中國對蘇聯進行武裝挑釁，要求全世界在為時不太晚之前認識到中國的危險，並說：「在當前擁有最現代化的技術、有效的致命武器和發射這些武器的現代化手段的條件下，如果爆發戰爭，哪一個大陸也不能倖免。」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下達加強戰備的命令，包括趕修防核工事。

針對時局變化，四位老帥反覆研究萬一蘇修對中國發動大規模戰爭，我們是否從戰略上打美國牌的問題。葉劍英說，魏、蜀、吳三國鼎立，諸葛亮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可以參考。陳毅說，當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也可以參考。姚廣匯報說，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反華政策，已上報中央。概括起來就是美國在玩弄「遏制不予孤立，壓力加勸說」的既定兩手方針。一方面美國把中國看作潛在威脅，對台灣問題一直不鬆口，加緊對中國的軍事包圍；另一方面美國搞些假和緩姿態，意欲做一張牌壓蘇修，希望同中國接觸，妄圖軟化我們，爭取喘息時間，消除「潛在威脅」。姚廣還說，外交部主要領導同志希望今後四位老帥向中央提建議時，可以原則上講要利用美蘇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體。陳毅說，外交部的老同志關心我們，怕我們又犯「右傾」錯誤，我們尊重外交部領導同志的意見。

四位老帥通過對國際形勢的認真研討，一致認為：一、《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提出的看法是正確的，蘇修不會馬上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二、中央決定加強戰備非常必要，無論何時都不能放鬆戰備，要立足於打，有備無患；三、毛主席說，中央領導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主席從最壞處打算，我們擁護。

陳毅建議：借重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係大門

1969年9月3日，越南領導人胡志明逝世。4日以周恩來為團長、葉劍英為副團長的中央代表團到達越南河內弔唁，並於當晚回國。8日，李先念副總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往河內參加胡志明同志追悼會。9日，李先念在胡志明的追悼會上，未與蘇聯黨政代表團團長柯西金交談。10日中國代表團回國。柯西金即通過越方向中方傳話，希望在他回國途中，能取道北京在機場會晤周恩來總理。後因越方延誤，沒能及時將柯西金的這一要求傳遞給中方。隨即蘇駐華代辦又向中國外交部緊急提出柯西金希望在北京同周恩來會談的請求。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此時，柯西金已經離開越南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別（現為塔吉克斯坦共和國首都）。當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與他會談後，立即於9月11日上午9時從杜尚別抵達北京，並與周恩來在機場進行了會談。

會談涉及的主要內容有：一、理論和原則問題的爭論，不應影響兩國的國家關係。兩國的問題只要心平氣和地處理，總可找到解決的辦法。二、在邊界衝突問題上，中國是被動的。中方認為，中國領土廣大，有足夠我們開發的空間，而且中國在國外沒有駐軍，更不會侵略別人。而你們卻調動很多軍隊到遠東，並說要用先發制人的手段摧毀中國的核基地。如果你們這樣做，中國就要堅決抵抗到底。三、中蘇不應為邊界問題而打仗。中蘇邊界談判應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舉行。中蘇雙方首先應就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等問題，達成協議。

當時，對於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有些人認為是蘇修大舉侵華前施放的煙幕，猶如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派特使去美國迷惑羅斯福一樣。持這種觀點的根據：一是柯西金在同周恩來談話中，並未否認蘇修向中國揮舞核武器，更未保證今後不向中國發動核戰爭。二是柯西金在返回莫斯科時，蘇聯的主要領導人均未到機場迎接，這說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緩和承諾，可能並不代表蘇聯政治局的意見。三是外電報道，9月10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一位成員曾對美國一位代表說，蘇聯在軍事上具有對中國的壓倒優勢，如果中國對蘇聯的敵對態度繼續下去，一場軍事較量無法避免。四是9月12日《人民日報》在題為《核訛詐救不了新沙皇的命》一文中揭露，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扎哈羅夫說，蘇聯戰略火箭部隊「隨時準備立即行動 」，「出其不意地進行打擊」，「使敵人措手不及」。五是9月16日，倫敦《新聞晚報》刊載蘇聯自由撰稿人、經常透露蘇聯重大決策的維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章說，如果中蘇爆發戰爭，「世界只會在戰爭爆發以後才會知道」，並說蘇可能對新疆羅布泊的核試驗基地進行空襲。

為此，四位老帥從7月29日至9月16日，對相繼發生的國際國內重大事件進行了10次共29個半小時的研討。9月13日，四位老帥還集體閱讀了周恩來同柯西金的談話記錄。17日，四位老帥將寫好的《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報呈周恩來審閱。

《對目前局勢的看法》指出，「蘇聯確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蘇修的戰略目標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並妄想把我國納入其社會帝國主義的版圖。最近，蘇修變本加厲地製造反華戰爭輿論，公然對我進行核威脅，陰謀對我核設施發動突然襲擊，這表明「蘇修領導集團中的一批冒險分子，想趁我國『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核武器尚在發展，越南戰爭尚未停止時，依靠飛彈和『烏龜殼』，對我打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對目前局勢的看法》認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於反革命實用主義的需要，試圖改變對我國的戰爭邊緣政策，打出和談旗幟，借此擺脫內外困境」，並「探詢我方意圖，作為蘇修決策的依據」。「估計蘇修可能同我談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張暫時維持邊界現狀或解決劃界問題；在繼續反華的同時，緩和並改變同我國的國家關係，以便爭取時機，堵塞國內漏洞，穩定東歐形勢，鞏固和擴展在中東及亞洲等處的陣地；特別是想利用對我國的反革命兩手政策，在同美帝的爭奪中，增加一點資本，求得一些主動」。

《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強調，「蘇修雖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並且作出了相應的軍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決心」，因為「對華作戰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帝的態度。迄今美帝的態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為它最大的戰略顧慮」。美帝也「絕不願蘇修在中蘇戰爭中取勝，建立資源、人力超過美帝的大帝國」。從「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國改善關係，這在尼克松訪問亞洲前後達到高潮」即可看出此用意。與此同時，蘇修生怕我們聯合美帝對付它，於是在7月26日尼克松出訪亞洲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長會議給中國政府的聲明，充分表明了蘇修惶惑不安的心情。蘇聯 「對中美可能聯合的擔心，增加了它大舉進攻我國的顧慮」。文章在列舉種種有關戰爭因素的基礎上，最終認為「蘇修不敢挑起反華大戰」。

《對目前局勢的看法》還針對「在中、美、蘇三大力量的鬥爭中，美對中蘇，蘇對中美，要加以運用，謀取它們最大的戰略利益」時，建議：我們在對美蘇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時，也可採用談判方式進行鬥爭。「原則上堅定，策略上靈活。」「蘇修要求恢復大使會談，我也可以選擇有利時機給予答覆。這種戰術上的行動，可能收到戰略上的效果。」同時，在《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定稿後，陳毅還就如何發展中美關係提出了設想，並向周總理作了口頭匯報。

陳毅認為，現在尼克松出於對付蘇修的戰略考慮，急於接近中國。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係大門，並採取相應的對策：第一，在華沙會談恢復時，我們主動重新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別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我們只提會談的級別和討論的題目，不以美國接受我們的主張為前提，估計美方會樂於接受。如果我們不提，認為美國也會向中國提出類似的建議。如果這樣，我們應該接受。第二，中美大使級會談已經證明不能解決像緩和消除台灣地區緊張局勢這樣重大的問題，必須舉行中美外長會議，在高級別會談中謀求解決問題。舉行的高級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戰略行動，我們不提先決條件。第三，恢復華沙會談不必使用波蘭政府提供的場所，也可以在中國大使館裡談，以利於保密。

此後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兩項決定：一、允許在高棉逗留的美國參議員曼斯菲爾德來華；二、同意重開中美大使級會談。應該說這兩項決定的作出，與《對目前局勢的看法》以及陳毅發展中美關係的設想不無關係。

後來事態發展證明，四位老帥經反覆研究寫出的《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和《對目前局勢的看法》以及陳毅對發展中美關係的設想，判斷正確，並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指導意義。後來，的確蘇中戰爭沒有發生、邊界衝突也未繼續。1971年7月16日中美兩國同時發表公告：尼克松總統在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