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高祖時期，唐朝已經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公佈了它的第一部法典，史稱「武德律」。這部律典仿照了隋文帝公佈的 「開皇律」的結構，其內容也大體上繼承了這部以寬大為特色的律典。唐太宗登基後，對於這部律典仍然不滿意，命令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大臣與翰林學士、司法官員一起討論修訂，以進一步施行寬大為原則。

修訂後的律典仍然沿襲原來的結構，但進一步減輕了刑罰，把 「武德律」中要處絞刑的50條死罪減輕為「斷右趾」（砍去罪犯右腳前腳掌）。唐太宗在審批時仍然覺得過於殘酷，說：「肉刑廢除很久了，還是要想辦法取代。」

有一位司法官員建議將這「斷右趾」改為「加役流」，將罪犯流放3000里，在流放地點服三年苦役，比一般的流刑罪犯加重兩年苦役，得到唐太宗批准。以後，在貞觀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又一次正式頒布了「貞觀律」。

唐太宗立法注意寬大簡單，在執法上也有很多的建樹。剛當皇帝不久，唐太宗不脫武夫舊習，動輒就要砍人的腦袋。有一次，地方報上來一個「妖言」案件，唐太宗下令徹底查處。負責審判事務的大理寺，有個叫張蘊古的大理丞上奏說：「那個案件的主犯是河內人李好德，是個有名的瘋子，說的都是瘋話，已經證實過了。按照法律，這樣的瘋子不應該判罪。」

另一個專辦皇帝交辦的「詔獄 」的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倒過來揭發張蘊古，報告說：「張蘊古的籍貫是相州，而案犯李好德的哥哥正是相州地方長官刺史，他肯定是通同作弊，故意說李好德是瘋子。」唐太宗大怒，立即下令將張蘊古斬首示眾。

過了兩天，唐太宗自己知道錯了，下詔說：「今後有死罪案件上報的，即使是皇帝下令立即執行死刑的，也要重複報告三次，三次都批准處死的，才可以執行。」

過了幾年，他又覺得死刑制度仍然不嚴密，對宰相和大臣說：「我因為人命至重，所以下令執行死刑要三覆奏，原來的意思就是要對案件深思熟慮後才最終決定。可是現在有關部門經常一天當中連續來報告三次，根本沒有時間考慮。另外，古代執行死刑，君主要撤除樂隊，減少膳食，這個現在也沒有制度。還有，有關部門總是依據法律定案，可是各項案件的情節各不相同，有的確實有可憐憫之處，卻也沒有辦法糾正。」

於是，他指示有關部門慎重立法。最後制定制度：凡是執行死刑，京師地區的案件，應該在兩天內分別向皇帝重複奏報五次；地方上報的案件，應該向皇帝重複奏報三次。執行死刑的當天，宮廷內不得進酒肉，各機關不奏樂，由門下省派出專人巡視。上報的死罪案件，如果覺得按照法律雖然應該判處死刑，但是有可以憐憫、寬大情節的，提出意見，附載於卷宗一起上報。據說，由於有了這項制度，很多人得 以保全生命。

唐太宗執行寬大政策，顯示出唐初的統治者具有很強的自信心。貞觀六年（632年）年底，他親自「錄囚」（提審在押犯），將 290名死囚罪犯釋放回家，約定明年秋天到京城集合來執行死刑。

據說第二年秋天，這些囚犯全部準時報到，於是唐太宗下令免除他們的死刑。這雖然具有玩弄權術造輿論的因素，不過至少可以說明，唐太宗有很強的自信心。

唐太宗慎重立法、執法的態度，是來自於他對於隋代政治教訓的吸取。有一次他對宰相和大臣們說：「我最近經常不依照法律來處理案件，而你們認為一些只是小事的案件，也都不再提出意見。要知道事情都是由小變大的，這就是危亡的起因了。過去夏朝的忠臣關逢龍因為勸諫夏桀被殺，我一直覺得惋惜。而隋煬帝驕傲暴虐而滅亡，是你們親眼所見的。你們要經常為我考慮隋煬帝的滅亡，我經常為你們考慮關逢龍的遭遇，那樣的話就不愁君臣相互保護了。」

由戰俘到法官

唐太宗當政後，需要把他的有關法律的理念貫徹到司法實踐中去。他挑中的執行者就是戴胄。

戴胄（？～公元633年），原來是隋朝的小官，以「明習律令，尤曉文簿（善於處理公文）」著稱。後來在武牢關戰役中被唐軍 俘虜。李世民很重視這個人才，把他召到自己的秦王府裡當「士曹參軍」（負責人事的輔佐官職）。

唐太宗登上皇位後不久，大理少卿（審判機關大理寺的副長官）位置空缺出來，唐太宗說：「大理，人命所繫。戴胄為人清直，正是 擔當這個職務的人。」下令將戴胄提拔為大理少卿。可是戴胄剛當上大理寺少卿沒有幾天，君臣之間就發生了激烈衝突。

當時，唐朝允許前隋朝官員可以到朝廷吏部來參加選官，參照隋朝時的官職品級。授予官職。可是有很多人偽造履歷，提高自己在隋朝時的官職品級。唐朝繼承的隋朝檔案也不完整，難以核對。

唐太宗很惱火，下詔規定：已經通過偽造履歷獲得官職的官員都必須自首；不自首而被揭發出來的，要處死刑。正好有個溫州司戶參軍（州政府中負責財政事務的官員）柳雄被人揭發是偽造了隋朝任職的品級，唐太宗特意下詔要柳雄自首，明確說再不自首的，就處死刑。柳雄還嘴硬，仍然堅決不承認。唐太宗把柳雄交給大理寺去審問，幾次審下來，柳雄承認自己確 實偽造了履歷。

戴胄去向唐太宗匯報，說是已經查明柳雄的罪狀，按照法律，應該判處徒刑。唐太宗大怒，說：「我已經判處好了，只應死刑！ 」

戴胄說：「陛下既然把這個案件移交給了臣所在的審判機構，罪不至死，就不可以殘酷濫刑。」

唐太宗說：「朕已經下詔不自首者死，而今天判一個徒刑，是告示天下朕不守信譽，你難道是想『賣獄』嗎？」

戴胄說：「陛下如果直接命令處死，那也就非臣所及。既然委派給臣處置，難道可以虧法嗎？」唐太宗又說：「你只顧自己守法，而使朕失信，那又怎麼說？ 」

戴胄回答：「法律，是向百姓宣佈的『大信』；言語，只是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時的憤恨要處死柳雄，既而又知道不可不守法律，這就是忍小忿、存大信。如果陛下是只顧憤恨違背大信，臣為陛下惋惜。」唐太宗被他的話感動，最終還是接受了戴胄的意見，並且向群臣宣告：「戴胄能夠為我這樣嚴守法律，難道還會有冤死的人嗎？」

在以後的一些案件中，戴胄依然時常敢於冒犯唐太宗，堅持法律。每次爭論時，他都仔細分析法律的意義，並且嚴密推論，越是激烈，越是言若泉湧，唐太宗也對他更為敬重。

皇帝妻舅的罪行

不久，發生了這樣一個案件，使得戴胄又站到了爭論的中心位置。

唐太宗妻子長孫皇后有個哥哥叫長孫無忌，是唐太宗的親信，也是策劃唐太宗登上皇位的功臣，擔任吏部尚書。有一次長孫無忌忘記解下佩刀就進入皇宮的東上閣。按照法律規定，這是個死罪。長孫無忌既是皇親，又是功臣，按照法律規定的「八議」制度，這樣的案件應該由朝臣集議，再提出處置意見，由皇帝批准。

宰相封德彝提議：長孫無忌是過失犯罪，改判徒兩年，按照貴族官僚徒刑可以銅贖罪的規定改罰贖銅20斤；守衛東上閣的校尉沒有及時發 現長孫無忌帶刀，應該判絞刑。

戴胄堅決反對，說：「校尉和長孫無忌都是過失犯罪，法律之所以規定即使過失，帶刀入閣也要判死刑，是因為臣子之於尊極，不得有過失，因此法律規定在供御湯藥、飲食、舟船之類有誤的都要處死。陛下如果認為長孫無忌可以功抵罪，那就不是司法部門所能決定的事；要是按照法律，那麼就不應只是罰銅。」

唐太宗表態說：「法律，不是朕一人的法律，不能因為長孫無忌是我的親戚就寬免。」要求大臣繼續討論。

下一輪討論中，宰相封德彝仍然維持自己原來的意見，唐太宗打算接受這個意見了。可是戴胄仍然堅持爭辯說：「校尉是因為長孫無忌才犯罪的，算是從犯的話，按照法律也應該比照首犯減輕一等。如果認定長孫無忌是過失犯罪可以寬大處理，那麼校尉自然也是過失犯。這一情節的認定，生死攸關，我堅持要仔細鑒別。」

唐太宗見戴胄立場毫不動搖，予以表彰，並且接受了戴胄的意見，校尉被免除了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