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擴大會議。他在會上說：不要提《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彭真還特地講到要對那些「左派」們進行必要的整風，不要讓他們像學閥一樣武斷地以勢壓人，進行挑撥離間和破壞活動。

在羅瑞卿被打倒後不久，彭真又成了被打倒的對象。彭真的被打倒，直接原因是主持制定了《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

彭真把姚文元的文章納入「學術討論」範圍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壓力下,《北京日報》轉載了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但該報編者按語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強調對《海瑞罷官》這齣戲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

按照彭真的意見，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和《前線》雜誌發表了鄧拓署名向陽生的文章：《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從學術問題的角度對《海瑞罷官》作了批判。

1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寫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麼社會思潮》，這是《人民日報》第一篇在這個問題上的表態文章。文章本身並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支持他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但不同意姚文元對清官的分析，並認為《海瑞罷官》反映了一種社會思潮，當然這種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這就是「方求」的文章與姚文元文章的主要區別。換句話說，「方求」試圖把《海瑞罷官》當做一個學術問題來討論，並將吳晗的問題限定了「社會思潮」的範圍內，而不是從政治立場上進行批判。

「方求」在為《海瑞罷官》定性上，還頗費了一番心思，特地引用了列寧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對工人的方法》中的一段話：「歷史喜歡作弄人，喜歡同人們開玩笑。本來要到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意思是吳晗主觀上並不是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但客觀上卻走錯了門，走到反社會主義的「房間」去了。

其實，在討論這篇文章的時候，作為「方求」文章的指導者周揚還講過，要講政治影射的話，最大的影射是罷官，那個時候罷了誰的官？這個影射，政治上就更嚴重了。但他又說，姚文元的文章沒有提這個問題，我們的文章，也不去提這個問題。可見，「方求」並非沒有發現《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而是不願這樣做。文章寫罷，已傳來毛澤東關於要害是「罷官」的話，周揚趕忙告訴寫作組補上幾句相關的話。於是「方求」的文章最後便有了這樣的文字：「至於《海瑞罷官》這個劇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個人物、哪一段情節、哪一點思想、哪一句唱詞和道白，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呢？有哪一點影子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呢？說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寫照和頌歌，豈不是更像一些嗎？」

12月27日，《北京日報》發表了吳晗的《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吳晗首先給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發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個時間表，以論證自己寫《論海瑞》「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反對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辯解《海瑞罷官》同「單干風」、「翻案風」無關。吳晗也承認，《論海瑞》這篇文章，在論點上，在評價上，缺點、錯誤是很多的。特別是缺乏階級分析。他還說：「至於《海瑞罷官》問題就更嚴重了」，「完全是為古而古，為寫戲而寫戲，脫離了政治，脫離了現實。是資產階級思想在指導著，而不是無產階級思想在指導著。」「總之，沒有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沒有用一分為二的科學方法，沒有用歷史唯物主義來正確地評價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義的方法，片面地、絕對地、主觀地來描述海瑞和農民群眾，這是思想問題，也是階級立場問題，錯誤是嚴重的。」

江青、張春橋利用關、戚發動新一輪攻勢

江青、張春橋等人見姚文元的文章雖然被轉載，但北京方面仍將之作為學術問題對待，豈能就此善罷甘休。於是，他們積極物色「左派」，組織文章，準備發動新一輪攻勢。

在北京的「左派」人物中，跳得最歡要數關鋒和戚本禹。關鋒出身貧窮，少年投身革命，1958年《紅旗》雜誌創刊後，出任《紅旗》雜誌編委。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找幾位理論家談話，關鋒也名列其中。因毛澤東在談話中對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都作了肯定，也使關鋒明白了毛澤東對《海瑞罷官》的態度。於是，他緊緊跟上，成為「左派」理論家中的一員幹將。

戚本禹在「左派」理論家中屬於年輕者。建國後在中央團校學習時，被選調到中央辦公廳給田家英當助手，後在中央辦公廳信訪辦公室當了一名科長。1963年8月，戚本禹寫了《評李秀成自述》一文，斷定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將領李秀成是叛徒，將其罵了個一無是處，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反對。不料此文被毛澤東看到，得到肯定。1965年12月，他又寫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對翦伯贊大加討伐，從而成為「左派」理論家中的重要人物。

1966年1月13日到17日，關鋒和戚本禹寫成幾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送給中宣部，其中兩篇文章是關於「要害是罷官」的，並且上綱上線很高，「要害」講得很明顯。戚本禹在文章中說：吳晗1959年6月寫的《海瑞罵皇帝》，「實質上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錘鼓助威」，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向黨進攻的「開場鑼鼓」；而他1961年1月寫的《海瑞罷官》，則是「為一小撮被人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題是號召被人民『罷官』而去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東山再起」。文章中還說，吳晗用「兵部尚書」的歷史人物來影射，並特地註明，「兵部尚書」就是「國防部長」，就只差沒點彭德懷的名字了。由於關鋒等人亂扣帽子，亂舞棍子，為許多人所不齒。

為了不引起學術界、思想界的大混亂，彭真等人制訂了《二月提綱》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報刊、北京市和部隊有關負責人會議，強調「放」，全面地「放」，索性讓大家把心裡話都講出來，講透講夠，然後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在放的同時，各種問題扯得越寬越好。並說，「政治問題兩個月以後再說，先搞學術。」陸定一在會上也說，先搞學術問題，政治問題以後再搞,這有利於思想的展開。可是，康生卻在會上說：批判吳晗要同廬山會議結合起來。廬山會議前，吳晗寫了《海瑞罵皇帝》，9月間寫了《論海瑞》，以後又寫了《海瑞罷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就是海瑞。

自從提出《海瑞罷官》的所謂「要害」問題後，對吳晗批判的文章日多，調子也日高，還有人提出對郭沫若和範文瀾也應該批判，郭沫若聞之很緊張，向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封辭職信。郭沫若是中國知識界的領軍人物，他之所以要辭職，一個重要原因是他1961年遊海南時曾拜謁了海瑞墓，還寫了兩首關於海瑞的詩，因而擔心由此引來公開批判。

為了不因《海瑞罷官》引起學術界、思想界的大混亂，彭真等人認為有必要制訂一個相應的文件，並採取一定的措施，使這場討論有序進行，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這也是「五人小組」自成立以來第一次開會，有關方面負責人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范若愚、劉仁、鄭天翔列席了會議。彭真在會上說：經查明，吳晗同彭德懷沒有關係，因此不要提廬山會議，不要提《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他並且要劉仁（北京市委第二書記）、鄭天翔（北京市委書記）證明鄧拓是擁護三面紅旗的。還指出：當前開展的這場學術討論，涉及到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確實需要很好地引導。彭真還特地講到要對那些「左派」們進行必要的整風，不要讓他們像學閥一樣武斷地以勢壓人，進行挑撥離間和破壞活動。陸定一讚成彭真的意見，還特別講了斯大林時代的歷史教訓，提出學術批判不能過火，一過火就有反覆。

康生卻在會上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見。

會後，許立群、姚溱根據彭真的指示和會議精神，起草了《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會前，彭真把這個提綱送給了在京政治局常委。會上，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對提綱進行了討論，後經彭真修改後，在京政治局常委審閱同意，於2月7日用電報發給在武漢的毛澤東。

2月8日，彭真、陸定一、許立群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在聽取匯報中，除說過「『左派』整風」三年以後再說的話外，沒有對提綱表示不同意見。毛澤東在詢問「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後表示：吳晗不罷官了，還是當他的市長。這樣，就不至於造成緊張局勢，就可以放了吧。對於《匯報提綱》，毛澤東只說了兩條意見，一是關於《提綱》中提出的兩個月後做政治結論，他說兩個月以後也做不了結論；二是提出不要批評郭沫若和範文瀾，他們還要在學術界工作。

彭真以為毛澤東已經同意了《二月提綱》，就讓許立群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批語。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匯報提綱》，作為批判運動的一個指導性文件。

《二月提綱》在當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月提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自然不可能對這場波及全國範圍的批判運動加以否定，而是認為「這場大辯論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大鬥爭」，「應當足夠估計到這場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要估計到這場鬥爭不是經過幾個月，有幾篇結論性文章或者給某些被批判者作出的政治結論，就可能完成這個任務的。」「應當積極地，認真地，不間斷地把這場鬥爭繼續下去。」

但是，《二月提綱》又明確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及由此展開的對道德繼承、「清官」、「讓步政策」、歷史人物評價和歷史研究的觀點方法等問題的討論，劃定為學術批判性質，說這是「在學術領域中清除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或錯誤思想的鬥爭」，「這場大辯論勢必擴展到其他學術領域中去」。《二月提綱》同時指出：「學術爭論問題是很複雜的，有些事短時間內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因此，「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或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要有破有立（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徹底的破）。」「我們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上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地超過和壓倒對方。」「要准許和歡迎犯錯誤的人和學術觀點反動的人自己改正錯誤。」

《二月提綱》還說，對於吳晗這樣「用資產階級世界觀對待歷史和犯有政治錯誤的人，在報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如果最後還有不同意見，應當容許保留，以後繼續討論。」「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

《二月提綱》還要求「左派」「用適當的方式互相批評和互相幫助，反對自以為是」，「警惕『左派』學者走向資產階級專家、學閥道路」。《提綱》認為，即使是堅定的「左派」，也難免對新問題認識不清，在某個時候說過錯話，犯過大小錯誤，「要在適當的時機，用內部少數人整風的辦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提綱》最後提出「五人小組」設立學術批判辦公室，由許立群、胡繩、吳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人組成，由許立群為辦公室主任，胡繩負責主持學術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綱》下發前後，各地按其要求，就《海瑞罷官》等問題進行學術討論。這一段時間，《人民日報》發表了《〈海瑞罷官〉的藝術表演錯在哪裡？》、《對〈海瑞罷官〉劇質疑》、《對批判〈海瑞罷官〉的幾點異議》等文章。其中，既有對吳晗和《海瑞罷官》的批評，也有人認為對吳晗不能一棍子打死，強調「學術上的錯誤不一定都歸結為政治上的反動表現」。「吳晗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能夠分清敵我，辨別是非，只是不自覺地在學術問題上犯了政治性的錯誤。」一時頗有一點學術討論的氣息。

一份與《二月提綱》對立的文件

1966年，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主持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拋出了著名的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這實際上是對《二月提綱》的全面否定，也是對建國以來文藝工作的全面否定。為了排除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澤東指責中宣部是「閻王殿」，表示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並對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江青林彪聯手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江青一手策劃的，可是文章發表後，北京方面先是遲遲不予轉載，後來雖然勉強轉載了，彭真等人又想方設法使其限定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出現這種局面，是江青所不甘心的，於是，她轉而到林彪那裡尋求支持。

1966年1月21日，江青從上海到蘇州見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隊召開文藝座談會，以便在文藝界進行更有力的進攻。江青這種特殊地位的人竟主動找上門來尋求支持，對林彪來說可謂求之不得，他正需要利用江青來滿足自己的政治需要，於是二人一拍即合。

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說：「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託我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這個文藝座談會的紀要，是請了你們『尊神』，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他們，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繳了械。」

1月下旬的一天，葉群奉林彪之命通知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說：江青要找幾個部隊搞文藝工作的、管文藝工作的同志談談部隊文藝工作問題，你同肖華（按：時任總政治部主任）商量，把名單報「林辦」，最好肖華去。

肖華以事情太多、身體不好、又不很瞭解文藝方面的情況為由，不願帶隊去上海參加座談會。在與劉志堅研究後，決定由劉帶隊，總政文化部長謝鏜忠、副部長陳亞丁、宣傳部長李曼村參加。

2月2日，劉志堅一行從北京飛抵上海。他們到上海後，江青說：「請你們來不是開什麼會，主要是看電影，在看電影中講一點意見。」然後宣佈幾個不准：「不准記錄，不准外傳」，特別是不准讓北京知道。她接著說：「我們的文藝界不像樣，讓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舞台」，「有一條與毛主席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現在該是我們專他們政的時候了」，「現在的論戰，還只是前哨戰，決戰時期未到來」。這就為座談會定下了調子。

座談會2月2日開始，2月20日結束。座談的時間實際分為兩段，即2月2日至2月10日為一段；2月10日至15日沒有開會，因為江青2月9日說「有事」，座談會停幾天。2月16日，座談會繼續開，到20日結束。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據會後形成的《紀要》說，主要是閱讀了毛澤東未發表的兩篇文章（1944年1月給延安平劇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以及有關文藝工作的九個材料；江青同劉志堅個別談話8次，集體談話4次；江青與其他人一起看電影13次，看戲3次，邊看邊談話；看了電影《南海長城》的樣片，江青同劇組談了三次話。說是座談會，其實主要是江青一個人談。她在談話中的主要觀點，體現在會後形成的《紀要》中。

2月19日，江青對劉志堅等人說，沒有什麼可說了，她有事，暫告一段落，你們可以回去了。劉志堅覺得，來上海花了十幾天時間看了這麼多電影，聽江青說了那麼多話，回去之後總得有個東西向總政黨委匯報。於是，他就同謝鏜忠、陳亞丁、李曼村一起，根據江青的談話精神，於20日晚形成了約3000字的《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匯報提綱。

這份材料劉志堅等人本來是用來向總政黨委匯報的，在給不給江青的問題上還頗為躊躇。不給吧，怕她知道後發脾氣；給吧，又怕她看後不滿意。考慮再三，還是決定送給她一份。21日，他們將材料給了江青，然後坐飛機經濟南回到北京。

果不其然，江青看到匯報提綱打印件後很不滿意。2月23日，劉志堅一行剛到北京，就在機場上接到了江青秘書打來的電話，說匯報提綱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劉志堅派人去上海幫助她修改，並說此事已告訴了毛澤東，要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也參加修改。劉志堅在同肖華商量後，決定派陳亞丁返回上海參加修改，並交代他：江青要怎麼改就怎麼改，有什麼問題回來再說。

座談會《紀要》全面否定了《二月提綱》

2月25日，陳亞丁返回上海參與匯報提綱的修改。在這個過程中，陳伯達提出了幾條具體的修改意見，主要內容是「十七年文藝黑線專政」問題要「講清楚」，並從三十年代講起；「要講一段文藝方面的成績」，陳伯達還點明說，江青領導的戲劇革命，搞出了《沙家濱》、《紅燈記》，這才真正是無產階級的東西，要把這些寫進去。這樣，破什麼，立什麼，就清楚了。江青聽後高興地說，陳伯達的意見很好，擊中了要害。

按照江青和陳伯達的意見，陳亞丁和張春橋對匯報提綱作了許多修改，加進了座談會上江青沒有講過的東西，文字由原來3000字增加到5500字，使江青的觀點得到更系統的發揮，又將江青的看法改成「座談會的同志們認為」，但題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稿子修改結束時，江青說稿子經張春橋、陳亞丁修改後，她就「不管了」，可以「傳達了」。但事後，她又在不徵求別人意見的情況下，把稿子鉛印後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陳伯達、張春橋再次對稿子進行了充實和修改。

這次修改稿印出後，江青將稿子送給毛澤東審閱。3月14日晚，江青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收到信和稿子後，再次對稿子作了修改。並於3月17日對江青的信和報送的《紀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徵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徵求軍委同志的意見。」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劉志堅和謝鏜忠、李曼村到上海，參加《紀要》定稿事宜。3月22日，林彪對《紀要》修改審定後，給賀龍、聶榮臻等軍委領導人寫一封信，連同《紀要》由劉志堅分別送給軍委各位常委。林彪在信中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文件，「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並且說：「十六年來，文藝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文藝這個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去佔領，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意識形態領域裡極為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搞不好就會出修正主義。」

在此期間，毛澤東對《紀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經毛澤東這次修改，《紀要》就最後定稿了。中央軍委將《紀要》和林彪的信報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於4月10日將之轉發全黨，要求認真討論研究，貫徹執行。

《紀要》認為，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兵英雄人物，為工農兵服務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間狀態的作品；還有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因此，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

這個《紀要》實際上是對《二月提綱》的全面否定，也是對建國以來文藝工作的全面否定，它表明毛澤東已決心採取更大的行動了。

張春橋伺機攻擊彭真

毛澤東在支持江青等人炮製《紀要》的同時，對身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的彭真的不滿也與日俱增。

《二月提綱》下發後，局勢得到了一定的穩定，由姚文元的文章引發出的大批判運動，逐步呈現出學術討論的趨勢，這恰是江青、張春橋等人所不滿的。但是此時的張春橋雖然為江青所賞識，但僅僅是上海市委書記處的一個書記，並不知曉《二月提綱》產生的底細，而《二月提綱》是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下發的，因此，一方面他不得不對《二月提綱》在一定範圍內進行傳達，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局勢就這麼平靜下來。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摸清北京的情況，張春橋於3月初派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到北京「探底」。

楊永直找到了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等人，反覆詢問《二月提綱》中提到的「學閥」是否有所指，雙方談了幾次，均不得要領。3月11日，在楊永直準備返回上海前，許立群向彭真匯報了同楊永直交談情況，並請示如何回答上海方面提出的問題。

許立群說：「楊永直問，學閥有沒有具體對象，指的是誰？」彭真回答說：「學閥沒有具體指什麼人，是阿Q，誰頭上有疤就是誰。」許又說：「楊永直問，上海要批判一批壞影片，包括《女跳水員》行不行？……因為有大腿。」彭真說：「你去問張春橋、楊永直，他們遊過泳沒有？」許立群又說：「楊永直問，重要的學術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審查？」彭真生氣地說：「過去上海發姚文元的文章，連個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裡去了？」

許立群把彭真的這些答覆告訴了楊永直，楊永直回上海後，立即向張春橋作了匯報。張春橋聽了楊的匯報，意識到這是一個攻擊彭真的好機會，說道：「現在有把握了，這個談話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在兩個月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春橋說：「所謂學閥，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針對毛澤東同志的；所謂武斷，還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罷官》同政治問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說要害是罷官；所謂『以勢壓人』還不是說毛主席以勢壓人，上海市委以勢壓人。」

「彭、羅、陸、楊」成為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級幹部

3月17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在講話中說：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

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在上海接連同康生談了兩次話，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了一次話，批評「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批評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說如果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毛澤東還要康生告訴彭真，要就許立群的問題打電話向上海市委道歉。4月2日和5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光明日報》分別發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壓」的「左派」文章，即戚本禹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本質》和關鋒、林傑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開會，康生、陳伯達發言批判彭真。會議決定：第一，起草一個撤銷並徹底批判《二月提綱》的通知（即後來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即後來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報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隨後，毛澤東於4月14日對《通知》作了重要修改，這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論依據。

4月16日至24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22日，毛澤東在會上說：吳晗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朝裡有人」，中央有，各區、各省、市都有，軍隊也有，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出，黨政軍也會出。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評一、二個。

4月28、29日，毛澤東又講了兩次話，對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嚴厲的批評。在5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真被徹底打倒。

因為毛澤東還表示「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作為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自然也擺脫不了遭打倒的命運了。

就在這年5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被打成「反黨集團」，他們的職務被撤銷，成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第一批高級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