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第一次直轄時的街景（圖為小什字，是當時最繁華的商業街）

抗戰時期書寫於牆上的標語「愈炸愈強」，這代表重慶人的精神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重慶市民歡迎解放。

2007年6月18日晚，直轄十週年焰火晚會在朝天門兩江交匯處舉行。記者 陸綱 攝

1939年、1950年和1997年，58年間重慶經歷了三次直轄，這在中國城市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其基本可循的規律是：中央政府每一次對重慶進行直接管理，往往出現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是歷史賦予重慶的重大使命，重慶也因此對中國歷史進程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在深入學習貫徹十七大精神的今天，回望重慶三次直轄的歷史，從走過來的路程中汲取養分，將增強我們堅持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信心。

1939年，血火中的第一次直轄

1939年5月5日，國民政府行政院以255號訓令頒布：「查重慶市現經改為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應即行通行飭知。除明令公佈外，合行令仰知照並轉飭所屬一體知照。此令。」就此，重慶開始了近代史上第一次直轄。這次直轄，確定了重慶作為抗戰大後方的戰時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場的指揮中心地位，大後方的製造業中心。

狂轟濫炸促成重慶直轄

1939年的5月3日，暮春，是市城建局退休幹部紀杏鸞永生難忘的一天。

那天，時年13歲、從揚州逃難來渝的紀杏鸞和妹妹，正從菜園壩燕喜洞前往海棠溪上學，要從儲奇門碼頭乘輪渡過江，快到碼頭時，「空襲警報響了，跟著炸彈就掉下來。」那一刻，紀杏鸞還沒見到血，一直下到江邊碼頭，才見輪渡中彈，幾十個沒來得及逃的乘客被炸得血肉橫飛。此時，第二次空襲警報又響了，紀拉起妹妹拚命往燕喜洞方向跑。整條街道亂成一鍋粥，屍體、火光、煙塵、哭喊，就像末日降臨……這場轟炸史稱五三、五四大轟炸，炸死市民3991人，傷2323人，損毀建築物4889棟，使20萬人無家可歸，創下了當時世界空襲屠殺史上的最高紀錄。

「你知道兩天後重慶就直轄了嗎？」記者問。老人搖頭。

事實上，非但普通百姓，即便政要精英，對重慶直轄也不甚瞭解，因為當時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大轟炸上。那麼，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大轟炸的第二天，宣佈直轄呢？

市檔案館研究員唐潤明及三峽博物館副研究員張仲經過長期研究後認為，國民政府宣佈重慶直轄，既未說明原因，也未闡明意義，且用詞之少、內容之簡，在戰時命令中甚為少見，「我們認為這與五三、五四大轟炸後，重慶面臨的特殊地位分不開，而選擇於5月5日公佈，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反擊日寇的野蠻轟炸，粉碎日本軍方關於國民政府遷都昆明或成都的謠言，向全世界表明中國不會亡、中華民族決不投降的意志！」

可以說，重慶的第一次直轄，是由日軍的瘋狂轟炸促成的。

移民入渝提升重慶實力

這次直轄距重慶建市只有10年。據悉，1929年重慶建市後，時任市長潘文華將軍曾兩次呈文國民政府，請求將重慶由「普通乙種市」改為「直轄甲種市」，但均被駁回。

「駁回的理由很簡單，規格不夠。」市檔案局局長、文史專家盧大鉞說，儘管直轄要求被駁回，但重慶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重要性越來越為各方重視。1935年3月12日，蔣介石第一次飛抵重慶。來渝目的是想一箭雙鵰，「其一，擁兵自重的四川軍閥劉湘、劉文輝軍力強悍，老蔣一直無法干預川防。此番以追剿中央紅軍為名，老蔣正好將他的中央軍10個師名正言順楔入四川。其二，時值華北日軍囂張，中日難免一戰，老蔣來渝亦有考察退路之意。」這是重慶直轄的一個契機。

而城市的歷史即人的歷史。重慶第一次直轄的底氣，還得益於大量移民湧入。建市之初，全市人口約30萬；抗戰結束後的1946年，人口達到124.5萬人，除新生和死亡的抵消外，外遷移民在90萬左右。

「這90萬人中，僅兵工人就有9萬多，加上其他行業，工人總計不下20萬，他們徹底改變了重慶的生產形態。」盧大鉞說，還有文化學術人，以及民族資本家和各類管理人才，「他們帶來了資金、技術，改變了重慶傳統的生產方式，促進了城市進步。」

「反過來看，重慶人有包容的心胸，他們不排外。」當時重慶人叫移民為「下江人」，下江人能在重慶站住腳，大力發展生產，與重慶人的支持和幫助分不開。

但飽經戰火戕害的重慶，能否在關鍵時刻挑起千鈞重擔？

為抗戰勝利提供物質保證

根據重慶作為戰時中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地位，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線在全球只確定了四個中心，即倫敦、莫斯科、華盛頓和重慶。

「重慶直轄後，迅速成為大後方的製造業中心，從經濟上支撐了中國抗戰大業，奠定了此後半個多世紀重慶發展的基礎。」市三峽博物館副研究員張仲評價說。

「在重慶的工業體系中，兵工業佔據了中心地位。」據西南兵工局兵工史專家劉登仕介紹，「至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全國擁有5000人以上的大兵工廠，全部集中在重慶，總計員工94493人，佔全國兵工總人數的77%，他們撐起了我國抗戰兵工三分之二的天！」

盧大鉞統計，從1938年至1945年，重慶的兵工人以「上下一心，堅逾金石」的氣概，冒著日機轟炸加班加點生產，共生產各種槍彈8.54億發，步槍29.34萬支，輕機槍1.17萬挺，馬克沁重機槍1.82萬挺，火炮1.4萬門，炮彈599萬顆，甲雷43萬個，手榴彈956萬顆，各式擲彈筒6.79萬具，擲榴彈154萬顆，炸藥包376萬個，「這些武器裝備，為抗戰勝利提供了物質保證！」

同時，全市掀起一股工業建設熱潮，機械、鋼鐵、煤炭、橡膠、化工、電器等體系逐步形成，成為戰時全國的製造業中心，「它從經濟上支撐了中國大後方的抗戰大業，加快了重慶的城市化和近代化進程。」

教育文化迎來黃金時代

「我認為重慶的影響不僅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更在教育上。」張仲介紹說，「重慶在戰時為未來中國培養了大批一流人才，這是她對中國發展的重要貢獻。」

隨著抗戰初期大批高校和中央級研院所來渝，「一大批著名專家學者來到重慶，他們中有華羅庚、蘇步青、竺可楨、馬寅初、李四光、陳省身、周谷城、呂振羽、曹禺、馬宗融、梁宗岱、洪深等，這些大師勵精圖治，讓重慶的教育文化事業走在了全國前列。」

重慶戰時還為未來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傑出人才，「美國華裔的老一代科學家和目前中國的頂級專家學者，換句話說也就是中國的諾貝爾們，如新中國蜚聲世界的兵工專家俞濯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鏈、三峽大壩設計者黃伯明等，他們青年時代都是在重慶求學的。許多青年學子在重慶完成了學業，成為國家棟樑之才。」

1950年，朝氣蓬勃第二次直轄

重慶的第二次直轄，充滿朝氣和活力，人民沐浴在新中國溫暖的陽光下。這次直轄給老百姓最深的印象是物價真便宜：那時，上等白米0.14元/公斤，雞蛋一分錢1個，新鮮豬肉四五角錢1公斤……而無論是成渝鐵路的修建還是地標性建築的聳立，都成了一代重慶人心中永遠的紀念。

直轄初期困難如山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時年18歲的上海姑娘陳虹(後任市顧委辦公室主任)、小伙子徐雄(後任市委副秘書長)到重慶後，第一印象並不佳，「我們是隨西南服務團進駐的。老實說，當時重慶雖然也叫中央直轄市，但和上海沒法比，可以說是電話不靈、電燈不明、到處泥濘……」

建國初期，中央政府為鞏固政權，將全國劃為六個大區，每個大區都有隸屬中央的直轄市，如東北4個，即瀋陽、旅大、長春和哈爾濱；華北是北京和天津；西北是西安；華東是上海、南京、青島；中南是武漢、廣州；整個西南，只有重慶。

但這時的重慶百業凋敝、敵特猖獗、物價飛漲，「困難如山啊！」市建委離休幹部馮三義回憶說，「譬如，當時全市公交車只有14輛，要麼燒柴油，要麼燒煤炭，熄火後還要人推。這叫直轄市嗎？」對重慶的困難，中央是有預見的。早在進軍大西南之前，重慶的組織機構就在南京搭建了；1949年7月17日，中央決定成立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的中共西南局；同年12月3日，重慶市軍管會成立。

剛解放的重慶市情複雜。在百萬人口中，散兵遊勇有9000多人，潛伏敵特6000多人，流氓、扒手1萬多，妓女1萬多，加上亟待改造的人員，「這是接近10萬人的龐大數字，新政權受到嚴重威脅。」為保衛新生政權，在西南局統一指揮下，解放軍和公安部隊開展了大規模行動，逮捕各種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6000餘名，從嚴審判、槍斃320名，「重慶的社會秩序迅速好轉。」

生產總值占西南三分之一

在鞏固政權的同時，當務之急是恢復和發展生產，「作為中央直轄市，如果不把生產搞上去，就沒有發言權。鄧小平主政西南不到三年，重慶經濟就超過抗戰最鼎盛時期，可以說是一個奇跡。」市黨史辦文史專家艾新全說。

當時重慶人口雖然只有110萬，但創造的生產總值占西南區7000萬人口的三分之一強，佔四川省的70%以上。生產恢復後，重慶的工業品源源供給西南五省區，並為抗美援朝生產了大量軍工產品。

雄厚的經濟實力，讓重慶為和平解放西藏、維護祖國統一作出了重大貢獻。最初，黨中央和毛澤東把解放西藏的任務交給中共西北局負責，「1950年1月初，毛澤東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經再三考慮，任命在重慶的鄧小平為解放西藏的總指揮，重慶也成為解放西藏的大本營。」文史專家楊耀健對這段歷史作過認真研究。

為堅決執行中央指示，鄧小平親自修訂了與西藏上層談判的《十項條件》，經中央批准後，鄧指示將《十項條件》全文譯成藏文，要求進藏部隊認真執行，「還有，我18軍進藏的全部物資，包括我軍發起昌都戰役的武器彈藥，爬雪山的大衣鞋襪、進藏的物資裝備等，幾乎全是重慶提供的。」

讓艾新全等專家略感遺憾的是，「重慶五十年代生產總值占西南區三分之一，這個數據我們至今還沒達到，所以重慶還有努力的空間！」

見證重慶的光榮時代

1949年的最後一天，在鄧小平主持的西南局常委會上，擱置半個世紀的成渝鐵路被提上議程。清政府和國民政府修不好的成渝鐵路，共產黨能不能修好？

時值建國初，百廢待舉。全國至少有兩條鐵路亟待開工，一是剛成立的海軍提出修從山東藍村到煙台和浙江蕭山的鐵路，以備海防；二是寶蘭、蘭新鐵路，以鞏固西北邊防，這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務。當鄧小平赴京向毛澤東請示時，毛澤東答：你能說服我，我就鼎力相助；若說不服，那就暫時擱置。

面對雄才大略的毛澤東，睿智的鄧小平用了三招，「第一招，鄧小平說，四川交通閉塞，政令不暢，古人云：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作為西南首省，不修鐵路不利於政令暢通。此其一。」

「其二，重慶、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鐵路，不僅可以帶動四川乃至西南百業興旺，還可向全國提供優質大米、豬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無。此其二。第三，中國人還從未自行設計施工建鐵路，如成渝鐵路修成，既可提高我國際聲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廠訂貨充足，加快工業發展，有百益而無一害焉。」

楊耀健說，這三招讓毛澤東下定決心：「修成渝鐵路！」1950年6月15日，鐵路開工；1952年7月1日，全長505公里的「新中國第一路」建成通車了，成渝兩地歡聲雷動。

除鐵路外，第二次直轄還至少給重慶留下三座地標。

第一座：市人民大禮堂。工程於1951年9月動土，由西南軍政委員會組織修建，造價600萬元，1954年3月竣工，至今仍是我市最重要的大型集會場所，並成為全國著名人文景觀。

第二座：大田灣體育場。1951年4月底宣告落成，成為我市大型集會和活動的主要場所，也是重慶建國後第一個城標性建築，「後來的體育館等設施是在賀龍主持下於1956年全面建成的。幾十年來，它給多少重慶人留下多少歡樂的記憶啊！」

第三座：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家住七星崗的工程師李清華說，「這不但因為文化宮大門那幾個字是鄧小平提的，更在於，它在我們那一代人的青春期裡，給我們傳播了文化的種子，譬如它的露天電影，幾十年來，有多少萬青少年接受過它的教益啊！」文化宮於1952年8月建成，至今已55年。

1997年，振翅騰飛第三次直轄

1994年10月，江澤民同志視察重慶，並作「努力把重慶建設成為長江上遊的經濟中心」的題詞。1997年3月14日，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並批准了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議案；當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正式掛牌。從此，重慶迎來巨大發展機會，邁開大步向前走。

這10年，重慶的巨變，世人矚目。市長王鴻舉曾說得很形象：「重慶每三個月就需更新一次地圖。」美國《紐約時報》曾用「巨人般的建築」來描述重慶，並認為它將是中國未來都市的範本：10年前，位於渝中半島中心的標誌性建築解放碑，在周圍一片低矮的平房中還顯得鶴立雞群，但今天，大批高樓拔地而起，隨便進一家商店，坐電梯上樓，都能輕易俯瞰解放碑的碑尖——10年前，解放碑還只能仰望。

10年直轄，除城建、交通、工業、農業的快速發展和國內生產總值年近3500億、財政收入500億、一小時經濟圈等數據名詞外，讓普通市民感受最深的，是錢袋子變得充實起來。據國家統計局重慶調查總隊發佈的數據，重慶直轄初的1997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323元，通過10年的改革發展，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萬元大關，達11570元，是直轄當年的2.2倍。截至去年末，我市居民人均擁有存款1.99萬元，貸款1.58萬元，兩項指標均居西南地區第一位，是1997年的5倍；2007年，城市居民儲蓄存款餘額預計可達3440億元。

經濟的發展給重慶人帶來了切切實實的好處，也改變了重慶人的消費方式。1997年，人們還在為請客吃飯在家裡還是上館子而精打細算，今天，更多的重慶人正在考慮投資股票、購買商品房或汽車。

今年兩會期間，總書記胡錦濤為新重慶定向導航：努力把重慶加快建設成為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上遊地區的經濟中心、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重慶的明天會更好！」這幾乎是每個重慶人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