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以前的魏晉南北朝時代，士族門閥作為社會和政治中的核心力量，成為幾百年間中華大地執牛耳之階層。而唐代，出身平民者日漸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政壇上如此，文化藝術界也是如此。對此現象，很多史學家們有所關注，他們有一個大致相似的看法，那就是唐代開啟了社會流動的大門，讓平民能夠在各個方面發揮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

　　但是，如果我們站在歷史當事人的立場上，就會感覺到壓力：在士族佔據了主流幾百年之後，平民是否真的有能力駕馭時代之車？平民們，是否能夠推動唐代一步步走向全盛的局面？

　　還好，歷史給出了完滿的答案。

　　張九齡：平民出身而成就事業的主流

　　開元時期的宰相張九齡代表了平民出身而成就事業的主流。

　　張九齡同樣出身於非士族家庭，他的祖父因擔任韶州別駕，所以全家遷居到該地，成為被視為「瘴癘之地」的居民。他的祖父是中下級官員，他的父親沒有做官，因此張九齡完全是靠著個人的才能拚搏出來的。

　　張九齡的文學才華出眾，他13歲就曾經寫信給廣州刺史王方慶，王方慶十分欣賞他的文學才華，認為他必將一鳴驚人。果然，他參加進士科的考試，然後入仕做官，被任命為校書郎。校書郎雖然沒什麼實際權力，但文采出眾者往往都是在這個職位上得到進一步陞遷的。張九齡就是如此，當時的太子李隆基選拔那些文學之士，考察他們的政治能力，張九齡所寫的對策被評為最高等級，順利地通過這次選拔，被任命為右拾遺。

　　憑藉著過人的文才和對人物的品鑒能力，張九齡曾多次被任命為科舉考試的「閱卷」官員，以公允著稱。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陞遷並沒有出現飛躍，而是按照當時的陞官序列，一步一個腳印地靠著才幹得到提拔。就這樣，他先後做到了吏部的司勳員外郎和中書省的中書舍人。

　　當時的文壇鉅子、宰相張說十分欣賞張九齡，他認為張九齡必將是日後的文壇領袖，因此對他十分照顧。後來張說被同僚傾軋而罷相，張九齡也受到牽連，被外放為地方刺史。他本來要去東部任職，但考慮到母親年老，他便主動請求到南方去，因此先後在洪州、桂州一帶為官，增加了地方管理經驗。後來，唐玄宗召他回京，任命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而後又升他做中書侍郎。至此，他才真正從一個文學之士轉型為中央的政務官員。他針對當時的政策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若干改進措施，唐玄宗多有採納。 

到了開元二十一年，張九齡正式被任命為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唐朝已經進入最鼎盛的時代，他則站在歷史的高峰上，對唐代未來的發展進行了規劃。當然，文學之臣的出身，讓他對於各級政務機構的工作並不完全瞭解，所以他提出的暢想在落實上總有問題。可是，應該看到，在以經驗主義為基礎的古代官僚體制下，張九齡能夠做全局、宏觀的考慮，對國家的未來提出發展思路，是非常難得的，如果那些精通行政工作的官員能夠予以配合的話，唐朝可能不會轉向衰亂，而是應該出現一波又一波的高潮。

　　但是，當時以具體、務實的行政能力而著稱的「吏治」派代表李林甫因為個人的私慾，處處針對張九齡進行非難。同時，唐玄宗李隆基也覺得張九齡的想法雖然好，但從短期來看不易實施，也就漸漸疏遠了他。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罷相，不久後因病去世。

　　張玄素：沒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地方官員

　　武德九年，李世民剛剛做了皇帝，在處理國家政務之餘，召見了一位沒有任何家族背景的地方官員——景城都督府錄事參軍張玄素。張玄素在隋朝擔任景城縣戶曹，深得百姓愛戴，隋末義軍領袖竇建德在攻佔景城後本打算將他處死，在幾千名百姓的請求下才釋放了他。這使他贏得了極高的名望，毫無治國經驗的李世民，就想向他請教如何才能讓百姓安居樂業，讓國家長治久安。

　　張玄素直言不諱，他用隋朝滅亡的例子來分析，認為皇帝不宜對具體的行政事務干預過多，因為以一人的心智不能做到每件事都處理公允。治國就應該「廣任賢良，高居深視」，讓官員們依法行政，發動百官們的聰明才智，自己去思考一些如何讓社會安定、百姓幸福的原則問題。這一觀點被李世民視為座右銘，不僅奉為圭皋，而且還經常講給其他大臣。正因為提出了這項治國原則，張玄素先被任命為侍御史，而後又陞遷為給事中，成為朝廷的中高級官員。

　　在此後的十幾年間，張玄素不時校正李世民的政治方向。貞觀四年，社會經濟與對外局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鬆了一口氣的李世民打算修建洛陽的宮殿，準備在日後巡遊使用。張玄素極力反對，他提出了五條反對的理由，核心觀點就是修建宮殿勞民傷財，很容易將幾年來凝聚起的民心和簡樸的作風葬送。這次，他同樣是以隋朝滅亡的教訓提出警示，讓李世民大為震驚，並採納了他的建議。就連一向以犯言直諫而著稱的魏徵都讚歎：「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

　　他的清醒，他的堅持原則，讓李世民對他十分器重。於是先後任命他做太子少詹事、太子左庶子，負責幫助太子處理府中的事務。他在任期間，多次對太子李承乾的行為進行勸諫，可惜李承乾不聽告誡，反而對他採取激烈的手段報復。最後李承乾被廢，張玄素以其剛正不阿的立場沒有被牽連，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可以說，張玄素靠著他的才幹與耿直，贏得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與青睞。唐太宗對他事跡的留意、對他意見的採納、對他的破格提拔，給了他施展自己抱負的空間，而他也用自己的表現，回報了唐太宗的知遇之恩。

　　啟示：一個社會對待人才的態度

　　張九齡的一生雖然以政治失意而收場，但他對唐代的未來所提出的規劃，卻在日後被逐漸實施，而他作為科舉入仕而拜相的楷模，也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科舉士子們。而且，唐玄宗罷免他的宰相，是出於政治考慮而非才能的估量，就在張九齡被罷免後，只要是有人向他推薦宰相和高級官員的人選，他都要問一句：「此人風采能夠比得上張九齡嗎？」可見，無論政治上的功過如何，張九齡的文才與人格魅力，在唐玄宗的心中是永遠無人能夠取代的。

　　科舉考試給了無數和張九齡同樣出身、同樣經歷的平民以機會，讓他們能夠成功通過選拔成為國家的建設者，並將自己的政治訴求表達出來。所以，雖然表面上看是各階層的人被官僚機構所「降伏」，實際上則是他們進入官僚機構後，逐漸改變著這個機構的整體風貌。到了宋代，范仲淹、歐陽修等一大批朝氣蓬勃的政治家，正是通過這樣的形式步入政壇，發揮出自己的實力的。因此，王亞南先生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認為，官僚政治在中國古代之所以如此發達，就因為科舉制和兩稅法這兩大槓桿的存在。所以，儘管此時的張九齡政壇失意，但日後的科舉士子們會一次次將與張九齡類似的社會訴求與政治主張再次提出，於是有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人情懷，有了一代代推進古代中國向前進步與改革的動力。

　　其實，張九齡也好，張玄素也罷，通過科舉考試做官也好，被皇帝重視而提拔也罷，這些具體的個例和成功的形式背後，都體現著一種原則，那就是一個社會對待人才的態度。

　　實際上，唐代歷史上還有一些出身於官員子弟而在政治上大有作為的人才，只不過顯得沒有張玄素和張九齡這般傳奇，所以才容易被人所忽視。應該說，唐代對官員子弟、平民這種一視同仁的公平態度，以及不以出身作為評判標準的原則，才是張玄素和張九齡們能夠脫穎而出的根本原因。只有將才能作為第一標準，才能讓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享有機會，在他們獲得事業成功的同時，社會也會隨之充滿活力、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