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格瓦拉死了，一個偶像誕生了。當後現代青年頂禮膜拜這位革命者的時候，細細研究他的歷史，卻發現他還有另外一面。而切只不過我們文化消費大餐中的一個符號而已……

1957年格瓦拉槍殺了一個遊擊隊員歐蒂米奧，「我用32口徑的手槍解決了這個麻煩，就站在他腦袋的右邊……現在，他的一切都是我的了。」然後，他又把槍對準一個鄉下人，只因為他為歐蒂米奧求情。

格瓦拉還非常殘酷地對待那些不是敵人的敵人，當一個17歲的童軍被押到格瓦拉面前時，格瓦拉沒有絲毫猶豫地槍殺了他

一些新的著作披露，格瓦拉的部隊開進哈瓦那，他策劃處死以及放縱私刑致死的人就有12個

1959年年初，一位名叫斯台芬的羅馬尼亞記者有幸拜見格瓦拉，正好聽見格瓦拉向他的執刑隊下達命令「Fuego」，這位記者寫下一首詩歌：《我不再歌唱切》。據記載，在這次屠殺中，共有600多人喪生。

聖誕前夜，一名身懷六甲的婦女被處死。據記錄共有219名婦女經過審判被處死，其餘被處死的婦女則未經審判。在這些被處死的人中還有兩名修女。

格瓦拉是檢察院的首腦，但很多死刑卻未經審判。一名叫帕德羅的古巴軍隊上尉被法庭裁決為無罪，最終還是在格瓦拉的要求下被執行死刑。

《探尋真實的格瓦拉》資料認為，1961年，殺戳也不僅僅限於卡瓦尼亞堡監獄以及數十個與之相似的官方死刑場。軍隊、警察在街頭搜尋著他們的目標。在6400萬古巴人中，有30萬人被投入監獄。不過，書中未註明上述數據的來源。

內文導讀——

1965年3月，切在埃及開羅觀賞夜景，一個煙花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他不顧勸阻將這個女子帶進了下榻的酒店，還讓警衛再送幾個姑娘來。 格瓦拉說：「從來沒有人規定一個男人必須一輩子和一個女人過日子。不要偏袒婦女，並且認為男人是罪魁禍首，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馬克思主義不是清教主義。」看到未婚妻奇奇娜給他的斷交信，他說：「我相信她是愛我的，我應當用思想去征服她。她是我的，我曾經跟她睡過覺！」

格瓦拉很早就知道毛澤東，並且崇拜毛。1956年2月，第一個女兒出生以後，他寫道：「我非常高興有了她。我那共產主義的靈魂興高采烈，因為她長得像毛澤東，寬寬的前額，親切的眼神和鼓起的下巴。雖然目前她只有五公斤，但將來一定會長得像毛澤東一樣高大健壯。」

《國家歷史》雜誌 文/梁欣 編譯/李玉 陳璐怡

 1967年10月9日的9聲槍響之後，格瓦拉死了，一個偶像誕生了。

他是一個完人，薩特說。於是，格瓦拉從一個人成為一個英雄，從英雄成為一個偶像。

在革命戰士中，他是戰鬥旗幟；在軍事迷眼中，他是遊擊戰大師； 在知識分子看來，他是舊秩序的造反者；在搖滾青年眼裡，他和他們一道迷戀「甲殼蟲」； 他的長髮，召喚青年們去流浪；他冷峻的眼神，誘惑少女們去愛戀。

中國知青揣著他的日記越境打遊擊，法國學生舉著他的畫像衝擊警察的街壘。他們一起高喊： 「切！切！切！」

然而在另一些人眼裡，他是劊子手，殺人機器，無知的經濟蠻幹者，魯莽的軍事冒險家，甚至，隱含著精神病人的徵象。

40年後，我們逐漸看到了兩個格瓦拉，作為人和作為神。

還原從人到神的製造過程，或許才能弄明白：他是「我們時代的完人」，還是「我們時代的病人」？

或許，格瓦拉是一個病人，格瓦拉是一種病。

走下神壇的聖徒

1967年10月，來自古巴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被秘密槍決，他的死，成就了一個薩特所稱的「我們時代的完人」。但隨著越來越多資料被披露，越來越多的親歷者開口，在「切」的神聖光輝背後，出現了另一個格瓦拉。

1968年，巴黎的學生們高舉著那張著名的格瓦拉肖像，口中呼喊著「切！切！切！」的口號走上街頭，第一次向全世界傳遞著格瓦拉式的激情。

此時的格瓦拉，完成了從傳奇到聖徒的轉化。全世界所有的激進者都將這個職業革命家作為自己的精神偶像。一個貫穿整個時代的精神符號誕生。

可惜，人們對格瓦拉的符號化膜拜，距離那個真實的格瓦拉其實已經很遠了。

格瓦拉的出現，完全顛覆了以往西方世界對共產主義革命者的認識，他的一生浪漫而悲壯，並且充滿了令人驚異的叛逆色彩。當整個共產主義世界都在批判西方腐朽墮落時，格瓦拉在聆聽來自「甲殼蟲」的搖滾；當整個西方世界都在醜化社會主義時，格瓦拉以他詩人般的氣質，陽光般的微笑向西方世界述說他的革命浪漫。格瓦拉口中的雪茄與那張傳遍世界的肖像似乎都在向西方述說著這樣一個傳奇：一個國家的領袖，一個純粹的革命者，酷愛雪茄和名牌手錶，喜歡打高爾夫，一生艷遇無數……

格瓦拉在古巴革命勝利後，並沒有丟下手中的槍，安安穩穩地坐在勝利的寶座上。在世人看來，他是扔下卡斯特羅給他的部長不當，繼續出國鬧革命去了，從剛果到玻利維亞。

最後，展現在大家眼前的格瓦拉安靜地躺在停屍床上，眼神裡透出純真和平靜。就連拍攝這張照片的攝影師阿爾波塔也回憶說：「我只是拍攝了當時的氣氛，不過在格瓦拉的遺體周圍，確有一種神聖和神化般的氣氛。」

於是他的死就讓他從這個時代中脫離，成為一個傳奇。

傳奇與死亡成就了格瓦拉，法國哲學家薩特稱格瓦拉是「我們時代的完人」。但這個格瓦拉，是真實的格瓦拉嗎？

他為什麼離去

在古巴期間，格瓦拉的政壇足跡遍佈古巴政治、農業、財政和軍事。與此同時，他形成了自己獨立的和注重實效的遊擊戰馬克思主義。與卡斯特羅相比，格瓦拉並不害怕將他的理論置於政治之上。1965年，二人在對蘇態度以及輸出革命思想等問題上發生分歧，從此在政治上分道揚鑣，結局是格瓦拉離開古巴。

長久以來，對格瓦拉的離去，人們都是一種褒揚的態度，稱讚格瓦拉與卡斯特羅之間的關係為「放棄權力，保持友誼」。然而作為一個外來者，進入到這樣的權力核心，其間的難處恐怕只有當事人自己才能體會。即使格瓦拉已經被卡斯特羅宣佈為「生於古巴」，但他知道古巴人仍視格瓦拉為外國人。因而在現實中，對其個人野心設置了限制。古巴革命的勝利，只是格瓦拉式革命的一個部分，並非他革命的終結，也注定當這些權力鬥爭到來時他只能離開，放棄權力。

格瓦拉不是一個天生的革命者，雖然他的革命歷程充滿了激情，但其過於理想化的一面卻總不能忽視。

格瓦拉《遊擊戰爭》一書就揭示了他革命哲學的缺陷。他制定了一個組織農民進行卡斯特羅式革命的按部就班的計畫，但卻忽略了卡斯特羅在古巴實際上並沒有創造一個農民革命。卡斯特羅革命勝利的轉折點在於，城市中產階級突然開始拋棄獨裁政府，並且開始逃亡。

在實踐中，格瓦拉通過打破他最重要的基本準則而與他的理論謬誤之處達成了和解。

他的死也與自己的性格有關。在玻利維亞，格瓦拉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不瞭解軍隊的能力，也錯誤地判斷了農民的情緒——他們並不想革命。為了招募遊擊隊員，格瓦拉不得不在街頭僱傭士兵，並許諾以工作，然後威脅他們參加戰鬥。

格瓦拉最後的，也是最致命的錯誤是他們輕信當地人。他們給了一位當地婦女50比索，要求並威脅她對他們的行蹤保密。但格瓦拉本人對此也並沒有信心，他在日記中也記錄了這件事。而正是這一點，終於讓他被政府軍圍困在峽谷中而被俘。

血色浪漫

很多人為格瓦拉的死亡迷醉，那聖人般的最後一瞥，讓他迅速成為60年代青年人的偶像。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其實，死亡，正是格瓦拉的獨特嗜好。

「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險的境地裡，用最冒險的方法解決問題……」，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這樣評價他的老搭檔。如果缺少格瓦拉自己寫下的日記，我們現在就很難看到一個走下神壇的格瓦拉。

1967年4月，在和別人談論作戰經驗的時候，格瓦拉將他的經驗總結為：「仇恨是鬥爭的一個要素，對敵人刻骨的仇恨能夠讓一個人超越他的生理極限，成為一個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選擇性的，冷血的殺戮機器。」 格瓦拉在他的早期著述中也體現了這一思想。在他的《摩托日記》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我覺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擴張，因為它聞到了火藥的強烈味道和敵人的身體散發出的血腥味。」

在其他時候，這個年輕的革命者更是分不清普通的死亡和殉難之間的輕重。1954年格瓦拉在危地馬拉寫了一封信給母親，當時，他們親眼看到革命政府被推翻。格瓦拉在信中敘述：「這真是太有趣了，我看到炸彈，然後是一場場的演講。這裡有太多好玩的事為我平淡的生活帶來了樂子……」

人們發現一張格瓦拉在1957年寫下的工作部署，這時的格瓦拉和卡斯特羅正從墨西哥轉移到古巴。格瓦拉寫到：「這裡是古巴叢林，我們生龍活虎地戰鬥著，我們渴望的是敵人的鮮血。格瓦拉認為對敵人絕不能手軟，一定要用酷刑。」

1957年格瓦拉槍殺了一個遊擊隊員歐蒂米奧，因為他懷疑歐蒂米奧向敵人透露信息。「我用32口徑的手槍解決了這個麻煩，就站在他腦袋的右邊……現在，他的一切都是我的了。」殺完人後，格瓦拉如是說。

然後，他又把槍對準一個鄉下人，只因為他為歐蒂米奧求情。在完成這一切後，他在寄給父親的信中寫道：「我得承認，爸爸，在那一刻，我發現我真的喜歡殺戮。」

格瓦拉還非常殘酷地對待那些不是敵人的敵人，當一個17歲的童軍被押到格瓦拉面前時，格瓦拉沒有絲毫猶豫地槍殺了他，美國裔古巴作家Fontova在《探尋真實的格瓦拉》一書中敘述了這件事：儘管這個孩子一再求饒，述說自己是一個寡婦的獨子，手上從未沾染過鮮血，參加巴蒂斯塔的軍隊也只是為了那份餉金，好每個月寄給自己的母親。

一些新的著作披露，在反對巴蒂斯塔的戰鬥勝利後，格瓦拉的部隊開進哈瓦那，他策劃處死以及放縱私刑致死的人就有12個。這些人中包括證據確鑿的敵人，嫌疑人，以及一些不該在錯誤時間在那個地方出現的無辜的人。

格瓦拉在1959年最初的幾個月的大屠殺有的與復仇和正義都沒有關係，而是理性而冷血的行為。這似乎是他對保護革命成果的一種認識——為了防範復辟。他看到過危地馬拉總統阿本斯被推翻，他認為阿本斯的錯誤在於沒有及時處死他潛在的敵人。

在巴蒂斯塔政權垮台後，卡斯特羅讓格瓦拉掌管卡瓦尼亞堡監獄。格瓦拉命令他的手下給所有的人定罪，「要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剷除敵人。」

Fontova還得到了當時卡瓦尼亞堡監獄牧師沙勿略的證詞。沙勿略作為當時安撫這些死囚的牧師，這樣描述當時的狀況：「那裡大概有800個死囚，他們擠在只能容下300個人的房間裡。這些人是前巴蒂斯塔政府的憲兵和警察，也有的人是記者，以及少部分的商人……切·格瓦拉負責上訴法庭的工作，但是，他從來都是維持原判——死刑。」「我在5月就離開了，就我看到的而言，他們處死了55個人……我們稱他為屠夫，因為他喜歡殺人……」

1959年年初，一位名叫斯台芬的羅馬尼亞記者有幸拜見格瓦拉，會見的地點即在卡瓦尼亞堡監獄的格瓦拉辦公室裡。斯台芬準時到達，正好聽見格瓦拉向他的執刑隊下達命令「Fuego」，一個人抽搐著倒下。這位受到刺激的記者立刻離開，並為此寫下一首詩歌 ，題目是：《我不再歌唱切》。據記載，在這次屠殺中，共有600多人喪生。

兩個研究格瓦拉文稿的研究員發現了一份前革命軍指揮官吉米·科斯塔的證詞。他說很多死刑的命令都是格瓦拉的意思。格瓦拉一直堅持「如果有疑點，幹掉他」。甚至在勝利前夕，格瓦拉還命令他的縱隊在古巴中部處死了24個嫌疑人。

1959年9月，格瓦拉便不再在卡瓦尼亞堡監獄任職，但他所建立的審判系統卻一直在有效地運行。1961年4月17日，一位名叫阿米莉婭的女青年被當作反革命者處死。聖誕前夜，一名身懷六甲的婦女被處死。據記錄共有219名婦女經過審判被處死，其餘被處死的婦女則未經審判。在這些被處死的人中還有兩名修女。

格瓦拉是檢察院的首腦，但很多死刑卻未經審判。一名叫帕德羅的古巴軍隊上尉被法庭裁決為無罪，最終還是在格瓦拉的要求下被執行死刑。格瓦拉的一個親信，檢察官費納多這樣解釋這一行為，他說：「我們把死刑作為社會預防的一種手段。」

《探尋真實的格瓦拉》引用的資料認為，1961年，殺戳也不僅僅限於卡瓦尼亞堡監獄以及數十個與之相似的官方死刑場。軍隊、警察在街頭搜尋著他們的目標。在6400萬古巴人中，有30萬人被投入監獄。不過，書中未註明上述數據的來源。

1962年，格瓦拉發表名為「一個年輕社會主義者應該是怎樣的」的演講，他說：「一個年輕人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就是當他把子彈射向敵人的時候……」

從共產黨員到經濟學家

取得古巴政權後，卡斯特羅莊嚴宣告，他和他的人民要為這個嶄新的國家，創辦一所同樣嶄新的銀行，所急需的，是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卡斯特羅想知道，他的同志中，是否就有他需要的人。

又是格瓦拉，他總是習慣第一個舉手。讓人難以置信，連卡斯特羅也詫異道：「切，我不知道你還是一個好的經濟學家！」格瓦拉笑了：「對不起，我聽錯了，我以為你說你要的，是一個好的共產黨員！」

這不知是事實還是傳說。總之1959年11月，格瓦拉被任命為國家銀行行長。這個昔日的醫生，富於浪漫氣息的革命者在一瞬間成為了國家核心管理層中的一員。他還先後當上了工業部長、中央計畫委員會委員、經濟委員會委員等，成為一個國家經濟的掌舵人。

勝利後從戰士成為國家管理者，這是許多革命者都必須經歷的角色轉換。但輪到格瓦拉身上，他雖然雄心勃勃，但其執政業績卻遭致不少非議。

格瓦拉有革命的激情，但卻未必有恰當管理國家經濟的能力，所有的經濟事務在他看來，似乎都能通過革命激情來彌補。作為國家銀行行長，他卻主張廢除貨幣建立「不用錢的文明」。從事建設時，他反對「物質動力」，主張消滅個人主義，要求用勞動競賽來驅動工作。他固然可以身先士卒，但可惜不能要求別人也同他有一樣的覺悟。人民歸根到底，所要求的還是吃飯穿衣。

1959年在古巴市場上有5.1億比索在流通，而次年，流通比索的總量就達到了10億，幾個月後更是飆升到11.8億，而此時還有約4.7億面值的比索即將投放。

格瓦拉還曾動員古巴人參加義務勞動。修建學校，碼頭搬貨，去農場種地，工廠做工。記者的膠片一次次地記錄下格瓦拉在田間勞動的場景，並被當作一種革命宣傳而四處散發。但好景不長，隨著人們熱情的退卻，勞動不再義務。到1964年，格瓦拉所宣傳的這種義務勞動已然名存實亡。

古巴是一個缺乏資源的國度，長久以來的經濟命脈都是糖業。但在格瓦拉統領古巴經濟期間，他似乎完全忽略掉了這一古巴經濟的先天缺陷， 一味強調勞動積極性，強調革命理想。他治理經濟的理念就是一種完全超脫物質層面，講求精英效應的方式，格瓦拉不止一次地談到過他的「新人」理論，但這種新人理論超過當時古巴民眾甚遠，注定無法企及。

在格瓦拉成為工業部長以後，他更是將自己的革命經濟理念發揮到極致。格瓦拉從不討論如何進行「物質刺激」，只是一味強調「精神鼓勵」的重要。他說：「社會應該成為一個巨大的學校」，在經歷過社會的「直接教育」以後，人就完全擺脫自身的「異化」得到「全面發展」從而達到「共產主義」的境界。

格瓦拉還在古巴推行工業體化過程，要求各種門類的工業體系都要健全，他理想中的工業古巴將能製造大型船舶、機械，還能利用搾糖的廢渣造紙，為工業提供原料。格瓦拉完全忽視了古巴沒有礦產，原油需要進口，沒有專業人才等一系列事實。他認為只要依靠蘇聯，這個他所認為的「全世界最好的國家」，這一切就都不是問題了。但蘇聯給予古巴的許諾，在飛彈危機後也變得飄渺虛無。

1962年，在格瓦拉擔任工業部長一年後，古巴經濟開始滑坡，蔗糖產量甚至低於50年代中期500萬噸的最低數。大米、玉米產量也大幅下滑，導致卡斯特羅不得不在3月12日宣佈，從1962年3月19日起實行食品配給制。

1964年，針對前兩年甘蔗歉收的情況，格瓦拉定出1964年的蔗糖產量應達到550萬噸，1965年應是700萬噸，更提出在1970年將要達到1000萬噸。工業化道路的失敗，只能讓古巴選擇單一蔗糖經濟，但結果只是古巴由美國的「糖罐」變成了蘇聯的「糖罐」。

格瓦拉未必需要對所有的這些狀況負責，但從破壞者到建設者，他和他的同事們，的確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

「完美的人」？

1965年3月，切在埃及開羅和《大金字塔日報》一個記者觀賞夜景，一個煙花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他不顧記者勸阻將這個女子帶進了下榻的酒店，還讓警衛再送幾個姑娘來。

格瓦拉說：「從來沒有人規定一個男人必須一輩子和一個女人過日子。不要偏袒婦女，並且認為男人是罪魁禍首，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馬克思主義不是清教主義。」看到未婚妻奇奇娜給他的斷交信，他說：「我相信她是愛我的，我應當用思想去征服她。她是我的，我曾經跟她睡過覺！」

這些或許僅僅屬於私德，那種放浪不羈甚至可能讓浪漫青年們著迷。但格瓦拉身上的另一些東西，或許不僅僅關乎他個人。

Fontova的書中一份文件記錄了1961年４月，哈瓦德·安德森被處死時，體內的血液被抽乾。從古巴逃出的奎斯塔博士和其他一些在南佛羅里達的古巴流亡者也證明了在被處死前，受害者的血液被抽出。這些人並非遭受了什麼酷刑，而是被格瓦拉授意，將他們的血賣到了越南。受害人的血液被抽出後就存在血液銀行中，然後再運到亞洲。一些受害者因體力不支被抬上刑場，還有一些身體不好的受害者在抽血過程中就死去。

格瓦拉的賣血運動從1961年他擔任工業部長就已開始， 這種行為對格瓦拉來說似乎是革命的另一種方式。1967年4月7日，美國人權委員會對這一行為發佈了一份詳細報告。但在此之前，這一賣血計畫沒有引起主流媒體和一般學者的任何注意。

1965年，反革命行動在古巴放慢了。甘迺迪與赫魯曉夫的交易使反卡斯特羅抵抗組織沉寂下來，於是卡斯特羅政權將反革命罪行稍微放寬，變為「反社會分子」，而如「行為不軌者」、「有違法傾向者」和「流浪者、無業遊民」則是由格瓦拉提出，尤其長頭髮的青年更是其打擊目標。不僅如此，欣賞西方音樂、穿緊身褲、公開的基督教信仰等都會被視作違反了革命道德。關押這些違規人員的勞動營被稱作「幫助生產的軍事單位」。而此時的格瓦拉則絲毫沒有掩飾自己對高尚生活的喜好，帶名牌手錶，打高爾夫，更在一年後迷戀上了「甲殼蟲」樂隊。

格瓦拉對待自己和對待別人似乎永遠都是雙重標準，而他也似乎是一個矛盾的人。1959年1月4日，在《紐約時報》對格瓦拉的訪談中，格瓦拉就說：「我從來不曾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被稱為共產主義者給我帶來巨大的痛苦。」

與此相似，在格瓦拉任古巴工業經濟要職期間，其緊縮政策使很多古巴藝術珍品遊蕩海外市場。其中一部分是流亡國外古巴人的財產，這些藝術品被古巴政府沒收，又私下賣給了歐美的私人收藏者和部分博物館。其中的絕大多數流落到了美國。對反美的堅定鬥士格瓦拉而言，這確為一個悖論。這些藝術品的原主人幾乎不可能收回自己的財產。對於他的行為，格瓦拉在1960年3月23日，作為國家銀行行長的演講中說：「為了征服某些東西，我們不得不從某些人手中拿走它。」而他們所拿走的，從美國商人手中換來了20億美金。

這些光環後的事實，很難和人們想像中的格瓦拉連接起來，人們想像中的格瓦拉是一個聖哲式的人物，但現實中的他，卻還是帶有血色的浪漫。真實的格瓦拉和那個符號化的他之間有一條不可跨越的鴻溝，但真實的格瓦拉，才是一個立體的人。

紅旗下的蛋

中國沒有多少人瞭解切，別看他們都戴著切的帽子，穿著印有他頭像的T恤。人們只是喜歡切的跟自己精神相符合的那部分，作為一種精神表達。他被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每一個人，生活在不同時代的人，分而取之了。

文/艾瑪

一本名為《切·格瓦拉語錄》的新書，今年7月份在中國大陸出版，首印即2萬冊。

在北京建國門外的一棟公寓樓裡，這本書的編者之一師永剛不免難掩臉上的喜色。「現在準備再加印1萬冊。8月10日，《格瓦拉語錄》的台灣版也上市了。」

在2005年，師永剛還曾經編輯出版了《切·格瓦拉畫傳》。按師永剛的話說，「原來只想，這書在大陸能有幾千人買就不錯了。沒想到第一版就印了25000冊，後來加印4次，共印了6萬冊，還出了台灣版。在台灣的『誠品書店』，這本書一上市，就連續六周進了暢銷書榜，共印了1萬多冊。這也是出乎意料。」

「連我自己都奇怪：我們中國人，憑什麼要瞭解他——一個來自古巴、出生在阿根廷的外國人？但是，結果就是，他被賣掉了，被消費掉了。」師永剛說。

革命兄弟

曾為古巴共產黨政權的第三號人物的格瓦拉，原本與中國的距離是那樣遙遠。

1959年，當古巴革命成功時，亞洲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人只是知道，世界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又多了一個革命兄弟。格瓦拉在古巴革命政權中，僅排位在卡斯特羅和卡斯特羅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之後，是名副其實的「兄弟黨領導人」。

而格瓦拉很早就知道毛澤東，並且崇拜毛。1956年2月，第一個女兒出生以後，他寫道：「我非常高興有了她。我那共產主義的靈魂興高采烈，因為她長得像毛澤東，寬寬的前額，親切的眼神和鼓起的下巴。雖然目前她只有五公斤，但將來一定會長得像毛澤東一樣高大健壯。」

那時候，格瓦拉正在墨西哥，在一所古巴遊擊隊秘密訓練營裡進行軍事訓練。毛澤東對於他，是一位革命遊擊戰的導師。

1960年，格瓦拉率團出訪社會主義國家，11月17日，他的專機到達北京。這是他第一次來到中國。在歡迎宴會上，格瓦拉用法語向周恩來提出了一個要求：希望能會見毛澤東主席。

兩天後，格瓦拉在中南海見到了毛澤東。毛用湖南話問候他：「切，你好年輕啊。我現在大概可以斷定，你是全世界最年輕的銀行行長了。」當時格瓦拉兼任著古巴國家銀行行長，於是，毛安排了當時中國的財政部長李先念與切會面。

這一次訪問，格瓦拉除了與中國談成了一筆價值6000萬美元的生意，從古巴向中國出口糖外，他個人還向毛澤東贈送了一本他寫的關於遊擊戰的書。據說，毛也回贈了一本他簽名的有關遊擊戰的小冊子。

1965年2月，格瓦拉再次訪問了中國。這一次，他沒有見到毛澤東，不過見到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彭真。當格瓦拉回到古巴一個多月後，他給卡斯特羅留下一封告別信，再次離開古巴，奔赴剛果，又一次開始了他的遊擊戰士生涯。

後來有人把格瓦拉稱作「遊擊戰大師」。不過，當年曾在中國接待過格瓦拉的前國防部翻譯項達成、魯元坤在後來接受採訪時回憶，當時中國人對格瓦拉的遊擊戰理論頗不以為然，只不過出於禮貌，對他保持著應有的尊重。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雷頤後來撰文說：「第一次聽說格瓦拉，還是在『文革』的少年時期。但至今我還記得，當時的『大報』和許多紅衛兵小報卻是批判他的『遊擊主義』、『軍事冒險主義』，起碼是把他作為『准修正主義』來批判的。」

「不久，他的日記、傳記就開始在一些青年中流傳。但他的日記、傳記是作為『內部本』出版的，前面都有對其『錯誤觀點』進行批判的前言。但實際上，他的傳奇經歷、他的理想主義和'女遊擊隊員塔妮婭'的愛情故事，卻深深打動了一批浪漫青年的心靈。」

有一種說法，當年在雲南下鄉的知青，有許多人，就是讀了格瓦拉的日記，深受他的革命精神鼓舞，越境到了緬甸去參加緬共遊擊隊打仗，以至於犧牲在國境那一邊。在曾經當過雲南知青的作家鄧賢的《中國知青終結》中，對這些「背包裡有一本格瓦拉日記」的熱血青年們，有過動情的描寫。據說，他們前後達數千人之多。

然而鄧賢卻對事實做了這樣的澄清：當年的雲南知青，真正讀過格瓦拉日記的，很少。他們之所以會越境投身那邊的革命，主要還是他們本身的精神苦悶所導致的。

雲南知青俞德林解釋了這種精神苦悶：那時候，我們沒有出路。在最早的上山下鄉革命熱情過去以後，我們看到的是有門路的人紛紛以各種途徑離開這裡，而我們，彷彿永遠會呆在這十八層地獄的第十七層。那時候恨不得盼著戰爭爆發！我記得我們連隊就有一個知青，在1973年的時候還越境過去打仗了，後來死在那邊。說實話，我都有心想過去！——不過，真的沒聽說過那本格瓦拉日記，我知道格瓦拉，應該是很晚的事情了。

到70年代之後，中國人在忙著自己的事情：結束文革、打倒四人幫、改革開放。格瓦拉不再有什麼人提起。

或許，如果不是中國後來又發生的一些事情，格瓦拉，恐怕也會成為一片過眼煙雲。

借格瓦拉說自己的話

坦率地說，對格瓦拉本身，他的思想，我也不是特別關心。我還是關心中國的事。格瓦拉不過就是一個載體。

1997年，在中央戲劇學院的教師沈林，找到他的好友，《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輯黃紀蘇，「我們是不是弄一個格瓦拉啊？」

黃紀蘇回憶說，他對格瓦拉沒什麼太深印象。「我很早就聽說過他。原來，覺得他是個瘋子，只不過比起另一些領袖來，他是個小瘋子。坦率說，我對格瓦拉的浪漫情結也沒有什麼太大興趣。可是這時候，我突然有了另外一種感覺，突然覺得，格瓦拉與我們有點關係了。」

受沈林的鼓動，黃紀蘇曾把一部義大利的話劇《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改寫後搬上舞台，曾轟動一時。但是黃紀蘇覺得，「當時無論是在舞台上還是在劇本中，都沒有把自己這幾十年的滄桑感受給表達出來。」此時，黃紀蘇忽然覺得自己有話想說。「我覺得借格瓦拉，可能能把這些感受好好說說。」

「幾十年的滄桑感受」，這是一種怎樣的時間和空間概念？

黃紀蘇10歲時，目睹了文革中自己家被抄家。「那種感覺，你一夜就成熟了」，黃說。後來，是林彪事件，天安門事件，改革開放，一路下來，風風雨雨。

到了1990年代，中國發生了什麼？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確立；接著，全國下海經商熱，股市熱；1993年通貨膨脹，宏觀調控；1995年開始，工人下崗；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5月8日，美國飛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11月15日，中美關於中國入世達成協議。

對於這段歷史，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感受。用黃紀蘇的話來總結，到了2000年，「可能是中國的貧富分化最嚴重的時候」。

「文革以後，80年代中國走了另外一條路。經濟發展，效率提高，自由也是空前的。當時還有一些上一年代的好處，比較平等，有些保障。大家還都有鐵飯碗。你嫌大鍋飯還不夠好，得不到施展，你還可以出去。整個生活是擴張的，增量的。這時，中國的思想界也沒分裂。」

「90年代之後，在社會層面上，下崗，改制，醫療教育產業化，住房改革……國企不改也不行，股市弄起來也有它的道理，很多人的實際利益受到了損害。有的人是用自己的身體，有的是用自己的感覺——知識分子更多的是從感覺上——感受到這種損害。90年代末，思想界有一批人覺得，這事得重新看了：中國走的這條路到底怎麼回事，得重新看看。」

在2000年出現的話劇《切·格瓦拉》，就是這樣一部「想重新看看」的作品。劇本署名「集體創作」，有五個人的名字，實際主要是三個人：黃紀蘇、張廣天、沈林。

黃紀蘇在今年又寫了一部新戲《我們走在大路上》。這部劇的結構更宏大，是想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做一種總結。當劇中在敘述文革、以及文革剛剛結束的改革開放階段時，人們的反應還比較一致，但是，劇情一進入到90年代，下面的評判就變成鮮明對立的兩派。

實際上，這也反映了中國知識界的現實：在80年代之前，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鐵板一塊」，一致擁護改革，他們的對立面，實際是僵化的保守官員。而到了90年代中期以後，對於怎樣評判中國的現實，知識界出現了兩派陣營：「新左派」和「自由主義」。

腐敗的原因、全球化、大躍進、五四、「9·11」等等都成為兩派爭論的焦點。這之中，最大的爭論還是社會公平問題。

話劇《切·格瓦拉》的核心就是討論社會公平問題，它被很自然地視作是新左派的代表作。黃紀蘇倒不否認這一點：「原來兩派爭論，都是很學術的，你『法蘭克福』來，我『慕尼黑』去，這回，話劇一出來，變成一種很直接的接觸現實的論戰」。

「坦率地說，對格瓦拉本身，他的思想，我也不是特別關心。我還是關心中國的事。格瓦拉不過就是一個載體。沒有他，那我就寫別人了。」黃紀蘇說。

這個戲不是藝術，而是政治

2000年4月12日，《切·格瓦拉》在北京人藝小劇場正式上演。

它的演出形式相當另類。一位記者這樣描述：「舞台一角，是面容嚴峻穿工裝的窮人，舞台另一角，是幾個傲慢無情衣著時髦的女人。一些刻薄的諷刺引起大笑，一些尖銳直白的台詞引起雷鳴般的掌聲，也引起一些觀眾的緊張、尷尬和對立情緒。有人哭，有人向同伴亮出拍紅的手掌。很多觀眾站起來，跟著劇中人物高唱《國際歌》。戲結束在一片飄揚的紅旗中。……」

這部劇沒有什麼故事，沒有固定人物，只有正面與反派兩種角色，全是一段段的吟誦：「富有富的難，窮有窮的好。富人頭疼事多，窮人累心事少。珠寶店成天心驚肉跳，廢品站很少聽說被盜，大明星高處不勝寒，一失足摔成無數段，哪兒像草民腳踏實地一個跟頭一個包……」

「語錄體與痞子腔對仗，英雄頌配校園歌曲旋律」，一位觀看者如此形容。

有位外國記者看了戲，評價道：這個戲不是藝術，而是政治。對於這種說法，黃紀蘇回答說：「當然了，它首先就是個政治劇。政治是我第一關心的。但我不是不關心藝術。這幾十年的，對社會變遷的感受，你要為它找到形式。」 有意思的是演員們的反應。他們一開始都不願演「正角」，即革命者，特別是女演員。覺得「革命者」誰愛看啊，而「反角」，說些陰陽怪氣的怪話，一出場就滿堂彩。後來劇組做了妥協，乾脆女演員一律演反角，男演員一律演正角。

《切·格瓦拉》在北京演時，主要觀眾當然還是知識分子和白領。果然是反角一說話，底下就哄堂大笑。到了上海，黃紀蘇的感覺是「那是一個商業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好像是沒有什麼原則，對價值觀的高下不關心，但只要你說得特別有效果，他就鼓掌。而到了河南的開封，就又不一樣了。反角的詞，沒人鼓掌，而正角一說話，底下掌聲雷動，就跟潮水似的，從後邊一下就捲到前面來了。」。

這種效果讓女演員們都有點傻了，她們又要求演正角了。

也不知是不是這樣的演出效果讓人感覺到了什麼。《切·格瓦拉》第一輪共演出37場，第二輪第三輪去河南、廣州、上海，又演了二十餘場。本來還有第四輪，去湖南，但後來，悄悄地被叫停。

《切》劇的製作人袁鴻有一個統計：頭37場演出，觀眾共有1萬餘人，其中學生占近40%，50歲以上的觀眾700多人，25~35歲的觀眾占相當大比例。袁鴻說，從第七場開始，有些從不看話劇的人來了。這其中包括一些退休高官微服到場。

從第一輪的演出開始，人們為這部戲爭論得一塌糊塗，主要是發生在知識界。用一位記者的話說，「每次演出結束，一些學界人物即包圍上來，盛邀主創進出飯館茶社，促膝深談……《切》劇先後舉辦過兩次座談會，每次都演變成吵架會。」

「新左」們對這部劇的振奮與捍衛，自不待說。而「自由主義派」們對這部劇的批評，影響最大的有兩點：《切》劇在利用這部劇賺錢，以署名「洪小兵」的一篇《有人叫賣紅旗下的蛋》為代表。

另一種批評，以雷頤的《精神吸毒》為代表：「格瓦拉作為一種消費符號很正常，但如果借格瓦拉向『那個年代』致意卻是一種精神吸毒。雖能一時精神亢奮，但最終還是自己深受其害。因為把理想發揮到極端就是『惟我獨革』，他人皆誤。這正是那個年代的特點。」

紅旗下的蛋

時光流逝。當初最早和沈林開始談話劇《切·格瓦拉》時，時值格瓦拉犧牲30週年。到今天再談起格瓦拉，已是40週年。記者問黃紀蘇：你覺得當初你為這部話劇做的一切，值嗎？

「一言難盡。那個時候，2000年，中國的貧富分化可能是最嚴重的時候。能有機會用一種比較強烈的方式把這問題談了，表達出來，還是挺好的一件事。」

「但是馬上，紅色的東西到處都是，變成商業了。紅色馬上就淹沒在這裡面了——回想起來，當時人們批判的那些東西，『紅旗下的蛋』，以革命的名義……沒全說錯。他們指出了一個事實，你們在這方面太可疑了。紅色一弄完，就奔了錢，奔了名去了。你要是不賣錢，有人知道你嗎？你迅速地被淹沒了。你還戰勝不了這個東西。這也是挺深的一種悲涼。」黃紀蘇說。

師永剛說，他接觸格瓦拉與話劇《切·格瓦拉》沒什麼關係。他當初甚至沒去看過這戲。他的念頭來自於2001年，他走在香港街頭，看到一些人賣格瓦拉圖像做的明信片，10元錢一張，還印了一行字：「以切的名義，請原諒我們這樣，因為熱愛他而盜版，出他的明信片。」師永剛很奇怪，為什麼以切的名義？就買了20張。「緊接著，我就找了一本他的《摩托車日記》。讀了以後特別喜歡，覺得這個人值得好好研究。後來看了很多東西，才一點點認識了他。」

2000年以後，關於格瓦拉的著作和傳記在中國大陸出版了大約有十幾種。師永剛說，他這本《切·格瓦拉畫傳》是賣得最好的。不過，為此他們「這樣工作了一年多。真不是為了賺錢」。

而按照黃紀蘇的歸類，師永剛是個標準的商人。除了編《格瓦拉畫傳》，師還編過《鄧麗君畫傳》《宋美齡畫傳》《戴安娜畫傳》等，本本都是暢銷書。

今天在互聯網上，有不少討論格瓦拉的網頁，格瓦拉的「粉絲」仍是個龐大的人群。有人號召，要前往古巴尋找格瓦拉的足跡，有人說，我有格瓦拉個性T恤，誰要啊？有人問，喜歡格瓦拉的都處於什麼年齡？從網友們的紛紛回答中可看出，大約在17~25歲之間。

師永剛其實很明白，今天的人為什麼還喜歡格瓦拉：「切身上有一種神秘的東西。他是作家，他的文字非常有天賦。他身上有很多流浪、漂泊的東西。為理想不斷向前行，儘管他的理想你今天看很可笑。他很早就已經學會開飛機，騎一輛摩托車遊遍南美。這在今天來說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們看《在路上》，你說『垮掉的一代』是在模仿他還是沒模仿他？而且他很帥。他是天生的一個受難者形象。他贏得女人的同情，男人的尊重。」

至少，格瓦拉犧牲後的形象如同一個受難者，這一點讓師永剛受到啟發，在《畫傳》中將他的遺照與一幅「基督蒙難圖」擺在一起。

「中國沒有多少人瞭解切，別看他們都戴著切的帽子，穿著印有他頭像的T恤。人們只是喜歡切的跟自己精神相符合的那部分，作為一種精神表達。他被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每一個人，生活在不同時代的人，分而取之了。」師永剛說。

在師永剛的內心中，做格瓦拉的東西，有時像個悖論：「你是一個商業化的人。很庸俗，斤斤計較，爾虞我詐。但是你看到格瓦拉這樣的事情，你所有的想像力，判斷力，都會崩潰掉。不值一提。你覺得自己很委瑣。他是這樣一個純粹乾淨的人，他啥都不要！這種東西特別吸引我，也特別值得我崇拜。」

但是，「結果就是，他被賣掉了，被消費掉了。」

格瓦拉語錄

我願意誠懇地把我生活中這種如此現實的愛與你分享，我每時每刻都在自覺地享受著這種生活。

——寫給蒂塔·因方特。

我走上了一條比記憶還要長的的路。陪伴我的，是朝聖者般的孤獨。我臉上帶著微笑，心中卻充滿悲苦。

——1954年9月24日，格瓦拉向伊爾達求婚失敗後，獨自前往墨西哥前寫下這傷感的詩歌。

我不喝酒，我也不吸煙。但是假如我不愛女人，我就不再是男人了。

雪茄煙是我命運中的一部分，它是槍，某些時候幫助我戰勝自己。它是道德，但我不知道，這樣評述這支煙是否是一種過錯。但我真的這樣認為。

對我來說，「切」這個名字表示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寶貴的東西。事情只能是這樣，我原來的 姓名只是屬於個人微不足道的東西。

——古巴革命勝利後，阿根廷人格瓦拉獲得了新國籍，他的新名字「切」也成為古巴人的驕傲。

革命並不會瓜熟蒂落，你必須親自採摘果實。

我怎能在別人的苦難面前轉過臉去。

我從古巴出發時，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勞爾·卡斯特羅要求我到中國後，一定要見到毛澤東主席。這也是 我的熱切期望。

——1960年11月17日，格瓦拉來到他神往的中國。19日他見到了毛澤東。

古巴是拉美和世界革命的先鋒，是先鋒就意味著犧牲。

我相信武裝鬥爭是各國人民爭取鬥爭的唯一途徑，我始終不渝地堅持這一信念。……假如他不能面對死亡，那麼，他永遠只不過是個政客。

遊擊隊員為何而戰？我們的結論必然是：遊擊戰士是社會改革者，他們為了自己的人民所受到的壓迫而拿起武器，他們為了改變那些使他們所有手無寸鐵的兄弟陷於恥辱和困苦的社會制度而戰鬥。

沒有悲天憫人的態度，社會主義便無法存續。

流浪漢腳步的芳香，在我們身上久久飄蕩。

仇恨是鬥爭的一個要素，對敵人刻骨的仇恨能夠讓一個人超越他的生理極限，成為一個有效率的，殘暴的，有選擇的冷血的殺戮機器。

摘自《切·格瓦拉語錄》

評價格瓦拉

我們時代的完人。

——薩特。1960年2月，薩特訪問古巴，與格瓦拉會面後如此評價格瓦拉。

「如果我們要找一個典範的人，一個不只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典範的人，一個屬於將來的典範的人，我衷心地說，這樣一個在行為上，沒有一絲污點，在舉動中毫無瑕疵的典範就是切！ 如果我們想表達我們要我們的子女成為怎樣的人，那麼作為熱情的革命者，我們一定會從心底說：『我們要他們像切！』」

——卡斯特羅。1967年10月18日，百萬古巴人雲集革命廣場，卡斯特羅致悼詞。

「格瓦拉的模樣很像一個波西米亞流浪漢。他言行詼諧，具有阿根廷人好挑逗的幽默感。他光著上身來回走動，好像是在自我陶醉。他中等身材，皮膚微黑。他喜歡抽煙斗，也愛喝馬黛茶，他像一位運動員，但又是哮喘病患者。他常讀斯大林和波德萊爾的著作，不斷在詩歌和馬克思主義之間進行選擇。」

——卡洛斯·弗朗基《十二名人傳》

他的光輝成就並不在於取得勝利——所以勝利與否實際上並不重要——而在於將現實化為符號。

——福柯

「他的意志迫使他養成一絲不苟的紀律性。他將去做事先確定的事情，將在事先設定的道口拐彎，將觸摸到事先指定的樹林和鐵柵門，以便未來的前途也能像過去的那樣留芳人間。」

——博爾赫斯

「20世紀有太多的英雄豪傑，但像他那麼純粹、潔淨、頭上罩著道德光環的悲傷英雄，可謂絕無僅有。格瓦拉不朽，是因為他對世界的不義充滿了悲傷，並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這個悲傷的命運。這個長得十分英俊、出身上流世家、自己也是醫生的革命家，他的人生如果選擇的是另一條路，一定嬌妻美妾，榮華富貴到老，但他卻硬實拋棄了這一切，自己提槍走向全世界的窮山惡水。這是偉大的人道浪漫，要用一個人的力量去和那個足以征服全世界的大美國對敵。他當然沒有成功，但他革命的終極理想真的永遠不會成功嗎？」

——南方朔（中國台灣作家）

格瓦拉是三人執政中最引人注目和危險的一位。他臉上充滿著使許多婦女為之動心的帶有傷感的微笑，他用冷靜的頭腦、超凡的能力、過人的智力以及幽默的情緒領導著古巴。

——《時代》週刊

他純潔而堅強。……是最不易被腐蝕的人。

——法國作家德佈雷《切的遊擊戰》

摘自《切·格瓦拉語錄》

當格瓦拉成為消費品

他提供了一個「生活在別處」的秘密通道。就這樣，失去了具體革命內容的格瓦拉，卻成為了這個龐大體制中的人們寄托反抗夢想的偶像，進而被這個龐大體制加以利用，而成為了消費的符號。

文/莫之許

北京有一家叫做「A-che」的餐廳，就在使館區附近。「A-che」不是別的，它在古巴指的就是切·格瓦拉。因此，在這個餐廳裡，也處處可見切·格瓦拉的圖片，大廚來自古巴，供應有正宗的拉丁食品、美酒。每到週末，餐廳變酒吧，正宗的拉丁音樂和舞蹈，吸引了不少中國人前來。

在這個物質主義的時代，反資本主義的「A-che」卻成為了消費符號，實在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情。

A-che與其同志屬於20世紀偉大的社會實踐——運用武器暴力改變不平等的所有權制度——的一部分。從淵源上講，這一努力一直伴隨著整個現代化進程，正因為現代化的巨輪碾碎了前現代的種種不平等制度——封建制、貴族制、等級制，從而將不平等的所有權制度暴露在了人類追求平等的前沿陣地。

早在19世紀，托克維爾就曾寫道：「平民起初希望改變一切政治機構來改變自己的現狀，然而每次變革之後，他們發現自己的命運並沒有得到改善，或者只是改善得極其緩慢……可以說，曾經隱瞞了所有權特權的一切特權都已經被廢除了，但所有權卻依然是人民平等的主要障礙，而且似乎還是這一障礙的主要特徵，這回人們不經意地要求廢除它……這難道不是必然的嗎？」

因此，從19世紀直到 20世紀，除去世界權力頂端的英語國家，從歐洲的1848，俄羅斯的1919，直到更多的第三世界國家的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針對不平等的所有權制度的戰鬥持續進行並越來越蔚為大觀。切·格瓦拉的光榮，首先來自這一壯觀的行動實踐所帶給人們的震撼。

A-che們的努力與實踐，其實隱含著兩個追求，其一，對所有權的否定將帶來一個平等的社會；其次，對所有權的否定還將帶來一個富足的社會。而不幸的是，這兩個追求都不能成立。即使在一開始，對所有權的否定就被異化為了另外一種不平等。托克維爾記錄了發生在1848年法國革命中的一幕場景：「在起義開始的那天晚上，他（托克維爾的朋友布朗基）聽到這孩子一邊收拾飯桌一邊說：『到星期天（那一天是星期四），就該我們吃雞翅膀了』，另一個在他家裡幹活的小女孩應聲答到：『那也該我們穿漂亮的絲裙子了。』」針對所有權的革命看似從平等的要求出發，其實卻建立在對不平等的控訴之上，因此，其最終指向「翻身」也就是新的不平等，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所有針對不平等所有權的革命，在成功後都導致了另一種形式的不平等，也就不足為奇了。

而尤為重要的是，對所有權的否定通向的不是富足而是匱乏。在20世紀的實踐中，真正戰勝了絕對貧困而逐漸走向富足的社會，所遵循的都是分立產權的發展之路，而所有試圖取消所有權的國家，卻無不陷入到匱乏和消極的景況中難以自拔。因此，A-che們在反對不平等時候所煥發的活力與光彩，一旦轉移到建立一個平等社會的時候，卻變成了壓抑與窒息——在我的理解，這也是為什麼格瓦拉最終選擇從解放了的古巴出走，重新走上遊擊道路的根本原因。

格瓦拉們的實踐，目標是不平等的所有權，手段是暴力的革命，而這也正是其全部魅力之所在。在其實踐的早期，人們熱愛他是因為他提供了一種改變社會的可能，而在今天，格瓦拉的實踐及其意義，已經很難得到嚴肅的認同，但格瓦拉依舊挺立在潮流的前端。這是因為，儘管人們已經難以認同其目標，卻依舊迷戀其手段，迷戀那種敢於以暴力對抗龐大體制的形象。

每當看見身邊的紅男綠女穿著印有A-che那著名頭像的T恤走過身邊，總不由得想起昆德拉在《不朽》中的一段話：「二十歲參加共產黨，或者拿起槍到山區參加遊擊隊的男青年，被自己的革命者形象所迷惑，正是他自己的這個革命者形象使他與其他人有所區別，使他變成了他自己。」

不幸的是，在這個後現代也就是後革命的時代裡，對於都市裡的男男女女來說，成就自己的革命者形象是極其困難的。儘管在追逐捕鯨船的綠色和平行動中，在抗議全球化的聲浪中，以及在反對皮草的裸體遊行中，這種努力依舊頑強殘存著。但大多數的青年男女都選擇了更為簡易的方式——穿上印有A-che頭像的T恤，又或者是到A-che餐廳消磨一個晚上，就「把他的這個自我送往匯聚著成千上萬道目光注視下的歷史的偉大舞台前」，從而使自己超越了日常凡庸的生活，獲得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自我形象。

這，或許就是A-che這個革命者成為消費時代時尚符號的內在秘密吧：他提供了一個「生活在別處」的秘密通道。就這樣，失去了具體革命內容的格瓦拉，卻成為了這個龐大體制中的人們寄托反抗夢想的偶像，進而被這個龐大體制加以利用，而成為了消費的符號。對於一直致力於推翻這個龐大體制並為此獻出生命的切·格瓦拉來說，再也沒有比這更具有諷刺意味的了。

格瓦拉大事記

1964年11月5日，率領古巴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慶祝活動。

1964年12月9日，率領古巴代表團參加在紐約舉行辦的聯合國第十九屆大會。

1964年12月17日，離開美國前往阿爾及利亞、坦桑尼亞、剛果金、埃及、馬裡、幾內亞等。

1965年2月2日，格瓦拉率團訪問中國、法國、阿爾及利亞。在阿爾及利亞參加亞非團結組織第二屆經濟討論會，這是他在國際外交舞台上最後一次重大表演。

1965年2月3日，格瓦拉率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代表團從廣州抵達北京，在機場受到了鄧小平和彭真的熱烈歡迎。 2月9日離開，這是他最後一次訪問中國。

1965年3月，在古巴神秘消失，給菲德爾·卡斯特羅寫了辭別信。這封信見證了一段偉大的友誼。7個月後卡斯特羅在古巴共1928年6月14日，出生於阿根廷羅薩裡奧市。

1947到1953年，就讀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國立大學醫學系，期間遊歷拉美大陸。

1953年3月，大學畢業，第二次漫遊拉丁美洲各國。

1954年9月，因危地馬拉局勢激變而移居墨西哥。

1954到1956年，在墨西哥做過攝影師、記者、編輯、醫生，繼續著他流浪的革命。

1955年7月9日，墨西哥城思帕蘭街49號，格瓦拉和卡斯特羅一見如故，成為革命戰友。

1956年11月25日，作為卡斯特羅率領的82名起義者中的一員，乘「格拉瑪」號遊艇從圖克斯潘港口出發，經過七天七夜的顛簸，12月2日抵達古巴。

1956到1958年底，參加古巴馬埃斯特臘山等地的武裝鬥爭。

1957年5月率部攻佔烏維羅，自此聲名鵲起。7月，卡斯特羅授予格瓦拉少校軍銜，並任命其為第四縱隊司令。

1958年8月21日，奉命率領第八縱隊進軍拉斯維利亞斯省，並被任命為拉斯維亞斯省城鄉起義部隊總司令。

1959年2月9日，古巴內閣會議授予切·格瓦拉古巴國籍，享有與出生在古巴的人相同的權利。

1959年6月12日到9月5日，受古巴政府委派，格瓦拉出訪非、亞、歐三大洲：埃及、蘇丹、巴基斯坦、印度、緬甸、印度尼西、錫蘭、日本、摩洛哥、南斯拉夫、西班牙。

1959年10月7日，被任命為土地改革全國委員會工業司司長。11月26日，被任命為古巴國家銀行行長。

1960年5月，格瓦拉總結了古巴革命的經驗，出版了《遊擊戰》一書。切指出：古巴革命對美洲革命運動做出了三個基本貢獻。

1960年10月22日到12月9日，率領古巴經濟代表團訪問捷克斯洛伐克、蘇聯、中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等社會主義國家。11月17日抵達北京，訪問中國期間，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及陳毅等人的接見。11月19日，格瓦拉在北京中南海見到了毛澤東。

1961年2月23日，就任工業部部長，兼任中央計畫委員會委員，全面負責古巴改革經濟結構、進行財政經濟建設等方面的工作。

1962年3月12日，格瓦拉被任命為革命統一組織書記處書記和經濟委員會委員。

1962年8月27日，率領古巴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繼訪問莫斯科之後，又訪問了捷克斯洛伐克。

1963年5月，由於革命統一組織改組為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格瓦拉被任命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

1964年4月15日，訪問法國、阿爾及利亞、捷克斯洛伐克。

1964年11月5日，率領古巴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慶祝活動。

1964年12月9日，率領古巴代表團參加在紐約舉行辦的聯合國第十九屆大會。

1964年12月17日，離開美國前往阿爾及利亞、坦桑尼亞、剛果金、埃及、馬裡、幾內亞等。

1965年2月2日，格瓦拉率團訪問中國、法國、阿爾及利亞。在阿爾及利亞參加亞非團結組織第二屆經濟討論會，這是他在國際外交舞台上最後一次重大表演。

1965年2月3日，格瓦拉率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代表團從廣州抵達北京，在機場受到了鄧小平和彭真的熱烈歡迎。 2月9日離開，這是他最後一次訪問中國。

1965年3月，在古巴神秘消失，給菲德爾·卡斯特羅寫了辭別信。這封信見證了一段偉大的友誼。7個月後卡斯特羅在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立大會上宣讀切·格瓦拉寫於4月1日的辭別信。

1965年4月18日，格瓦拉出現在坦桑尼亞，隨後到了剛果，在剛果前後7個月時間，但這段時間的格瓦拉暗淡無光。

1966年3月，格瓦拉抵達布拉格。在這裡的3個月，甲殼蟲樂隊的歌聲讓他成了一名搖滾迷。

1966年11月7日，格瓦拉到達玻利維亞尼阿卡瓦蘇河畔卡拉米那農場，這裡成為他在玻利維亞開展遊擊戰的據點。革命的烈焰即將在這塊苦難的土地上燃起。

1967年3月25日，格瓦拉召開了全體遊擊隊員大會，決定為遊擊隊取名為玻利維亞民族解放軍。

1967年10月9日，切·格瓦拉在拉依格拉村被殺害，時年39歲。 H

格瓦拉的人生軌跡

阿根廷（1928年到1954年）

1928年6月14日，出生於阿根廷羅薩裡奧市。

墨西哥（1954年到1956年）

1955年7月9日，墨西哥城思帕蘭街49號，格瓦拉和卡斯特羅一見如故，成為革命戰友。

古巴（1956年到1965年）

1959年6月12日到9月5日，出訪埃及、蘇丹、巴基斯坦、印度、緬甸、印度尼西、錫蘭、日本、摩洛哥、南斯拉夫、西班牙。

1959年10月7日，被任命為土地改革全國委員會工業司司長。

1959年11月26日，被任命為古巴國家銀行行長。

1960年10月22日，出訪捷克斯洛伐克、蘇聯、中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等。

1961年2月23日，就任工業部部長，兼任中央計畫委員會委員。

1963年5月，被任命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

1964年4月15日，訪問法國、阿爾及利亞、捷克斯洛伐克。

1965年2月2日，訪問中國、法國、阿爾及利亞。

剛果（1965年到1966年）

1965年4月18日，格瓦拉出現在坦桑尼亞，隨後到了剛果。

布拉格的三個月

1966年3月，格瓦拉抵達布拉格。在這裡的3個月，甲殼蟲樂隊的歌聲讓他成了一名搖滾迷。

玻利維亞（1966年到1967年）

1966年11月7日，格瓦拉到達玻利維亞尼阿卡瓦蘇河畔卡拉米那農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