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13日，張普生在他的辦公室裡向記者出示了一份文件的複印件。這份文件的題目是《關於公安機關不再干預麻將、紙牌的製造、銷售問題的通知》。通知只發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級別的單位，通知上還特別強調此事必須內部掌握，不登報、不廣播。

張普生是安徽省老年體育協會的秘書長，已退休多年。他雖然職位不高，但卻將一個可能是最具廣泛群眾基礎的體育活動———麻將，推動成為國家競技項目。

即使在今天，麻將依然經常和腐敗、腐朽的事例聯繫在一起，時不時會成為媒體抨擊的焦點。而稍微年長的人應該也記得，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打麻將都不能光明正大，因為被公安機關抓到就是以賭博論處，輕則開除公職、重則判刑，連買賣麻將牌都得要偷偷摸摸。

而這個情況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突然就改變了，各地陸續出現正式的麻將比賽，到1998年麻將更是進入國家競技體育項目。怎麼會出現這樣的轉變，張普生在其中又做了什麼關鍵性的事情呢？

老幹部想打麻將

一篇介紹安徽省田徑運動的報告，其中有一段關於張普生的描述：「(1958年)是蕪湖市田徑運動員破省紀錄最多的一年，張普生、虞中勤、徐善義還打破了馬拉松全國紀錄。」張普生在體育界算是小有名氣，這也為日後推動麻將進入競技體育項目積累了人脈關係。退役後，張普生留在安徽省體委工作，並在1981年安徽省老幹部俱樂部成立後擔任副主任。

1983年前後，張普生和他的同事突然發現，以前挺熱門的橋牌和圍棋兩項活動越來越冷清。張普生說：「這個現象讓我有點好奇，難道是我們組織工作沒做好？調查後才發現，很多老幹部都偷偷回家打麻將了。一些老幹部也不避諱自己這個愛好，就跟我說，能不能在老幹部俱樂部裡搞次麻將比賽？」

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麻將的名聲一直就很臭，成了賭博及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代名詞，早就被打入「冷宮」。不過，張普生沒有簡單地回絕那些老幹部。因為國家體委有很多他當年做運動員時認識的老朋友，張普生決定將這個情況反映上去。

兩上北京四處碰壁

張普生首先找到了國家體委社會體育處處長曾憲越，曾聽完張的匯報後表示：理解，但愛莫能助。張普生隨即又去了趟公安部，「我滿懷希望，但他們很冷漠。」

碰了一鼻子灰後的張普生回到了安徽。一些老朋友聽說他為麻將奔走以後，都很擔心他。

「雖然已經撥亂反正好幾年了，但大家的一些個神經依然繃得很緊。他們覺得我在做出格的事，怕我因此出事。」

北京碰壁的張普生並未洩氣，他決定到關係不錯的安徽省公安廳就「麻將問題」進行政策咨詢。公安廳的一個處長建議老張去調查賭博的歷史，這樣可以為麻將不能和賭博畫等號提供歷史依據。

隨即，張普生一頭扎進了故紙堆。合肥，找不到。南京，也找不到。張普生又想去北京看看。出發之前，張普生向單位借了200元錢，他靠這筆錢在北京的各大圖書館泡了20多天。

「歷史上只要統治穩定了，那就會放鬆對賭博的控制，但在動盪時期，賭博則要受到酷刑。」張普生笑著說。此次北京之行讓張普生眼界大開，更加堅定了要將麻將辦成體育競賽的決心。

逆境頂住壓力

回合肥後，張普生拿著北京之行的車票到單位報銷，一向跟他很客氣的財務人員對他板起了面孔，拒絕給他報銷。原來，當時的單位領導對張普生熱心麻將的行為很反感，不許他報銷，另外還要扣發他4個月的工資以抵衝他借走的200元。以前的窮朋友們認為張普生嚮往「腐朽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主動跟他劃清界限，而更有些好事之人四處散佈謠言，說張普生積極推動麻將「合法化」，是為了拍老幹部的馬屁。

就在張普生感覺人財兩空，前路渺茫的時候，他的妻子用行動默默地支持了他。「我妻子一個人在家門口開了幾塊荒地，種一些蔬菜，全家就靠這個餬口。」張普生說。

在這些壓力之下，張普生還是沒放棄。經過多方努力，1985年10月11日，公安部下發了一份標有「機密」字樣的通知。這個通知給了張普生極大的鼓舞。

轉機一份神秘的通知

2007年8月13日，張普生在他的辦公室裡向記者出示了一份文件的複印件。這份文件的題目是《關於公安機關不再干預麻將、紙牌的製造、銷售問題的通知》。通知只發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級別的單位，通知上還特別強調此事必須內部掌握，不登報、不廣播。

「如果沒有改革開發的大環境，這樣的通知是不會出現的。」張普生長舒了一口氣說，「文件中特別指出麻將『是我國傳統的娛樂活動用具』，說明麻將和賭博不是一回事，這意味著我們可以組織麻將比賽。」

得到政策支持的張普生立即開始組織公開的麻將比賽。1987年，第一屆安徽省老幹部麻將比賽正式舉行。張普生對記者說：「這可能是全國最早的麻將比賽了。」

定局房山會議

1995年底，張普生已經成功組織了多次全國性的麻將比賽。他覺得，把麻將納入國家競技體育項目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當時，張普生把麻將比賽在安徽省試行情況寫了一個報告，交給了國家體委元老、中國老年體育協會常務副主席董念黎，並由董在國家體委1996年的新年團拜會上親手交給了當時的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同志。

1996年8月19—24日，國家體委在北京房山水利局培訓中心召開了「麻將牌座談會」。據張普生回憶，參加會議的代表有來自9個省、市13個單位共20人。他在這個會議上，張普生將之前報給伍紹祖主任的報告重新做了一次匯報。這個報告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會後，國家體委社會體育中心將這個座談會整理了一份《麻將牌座談會紀要》，向國家體委做了匯報：建議將麻將列入國家競技體育項目。

國家體委黨組為了慎重，每位成員都簽了名。張普生至今還保留著這份由當時國家體委黨組所有成員簽名的批示複印件。

1998年4月12日，國家體育總局社體中心正式組織編審了《中國麻將競賽規則》，張普生則成為這個競賽規則的編寫者之一。

「別看我是編規則的，其實我打牌很差勁。好多人上門來請教牌技，我除了規則沒什麼好教的。」張普生笑著說，「我就是對組織麻將比賽特別有興趣。」

這個執著的老人，就這樣參與和見證了共和國「麻將解禁」的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