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宮前的文繡。就在這張照片上，溥儀劃了一個鉛筆圈，從而決定了她的命運。

　　「房漏偏逢天連雨」，文繡身邊惟一的親人三妹文珊又病逝了，她更覺得形只影單，淒苦無比。雖然還有一位同父異母的「黑大姐」，可是，自入宮後便與這位姐姐斷了來往。她只有重操童年舊業，二十多年前文繡曾為讀書而拚命地挑花活兒，二十多年後文繡又為吃飯而拚命地挑花活兒了。

　　馬錫五先生這時也來看望過文繡，他述說看到的情景道:「她(指文繡)搬家了，住在一個小院內。她破落了，只住兩間小屋，傢俱簡陋；幾年不見，她顯得蒼老了，身穿一件藍布舊旗袍。她對我感慨地說:『你看我還像個樣子嗎?落到這步田地，都是命……』我轉達了全家對她的問候，並贈給她一個紅紙包(錢)，她顯得有些不好意思，但還是收下了。臨走時，她流著淚對我說:『這裡的保甲有時找我的麻煩，求七兄弟和他們說說，關照關照。』」

　　由於這是馬錫五先生最後一次見到文繡，所以能留有較深的印象，文繡已經成為極普通的勞動婦女，收入甚微，還不得不忍受地頭蛇的欺侮。她重新學會了儉樸，把租用的兩間北房又退掉一間，靠自己的雙手掙飯吃，洗衣、做飯、買糧、買煤，一切家務活計全部都自己拿了起來。

　　這時候有些好心人看文繡生活太苦，勸她再嫁。如果能找到合適的人，文繡也同意再嫁。鑒於宮妃生活的教訓，文繡追求的是那種專一的愛情，她要找一個未婚男人或是死了妻子而又沒有兒女的男人。她希望婚後能夠獲得丈夫真誠的愛，倘不能如願以償，寧可獨身以終，死而不憾。

　　抗戰勝利那年文繡三十六歲，已是人到中年，毛遂自薦的，替人說親的，還是絡繹於途。但文繡不願降格屈就，為了躲避糾纏，她又想搬到別處去住。可是，她能搬到哪兒去呢?

　　文繡硬著頭皮去找在北海公園當工人的黑大姐，倘能找個園藝工的差使，也肯做。作為看大門的女工，黑大姐只能另給文繡指一條路:讓她找找娘家表哥劉山。

　　劉山安家時全仗文繡之母蔣氏接濟，後來當了瓦工，技術不錯，人又憨厚耿直，眼下一家五口在北京西城石駙馬大街後閘租住三間平房。這會兒聽文繡述明來意，二話沒說就找車幫文繡把家搬了過來。

　　劉家的生活是很艱難的。所謂三間房，其實只是一明一暗兩間，裡間是個小套，另有一間廚房。晚上睡覺，劉山夫婦住在最裡邊的套間內，劉山的兩個女兒和文繡住在外間，而劉山的兒子就臨時在廚房用木板搭鋪，早撤晚鋪湊合著住。劉山的妻子是個家庭婦女，家務之餘糊包裝用紙盒，掙幾枚手工錢貼補家用。文繡來這以後不忍白吃白住，也和表嫂一起糊紙盒。

　　糊紙盒畢竟收入甚微，文繡總想多幫劉家一點兒，就主動提出要出外找點兒活幹，經劉山與包建築蓋房的瓦工頭說好，讓文繡當小工給瓦匠們挑灰遞磚。天哪!一個曾為皇妃、動輒使奴喚婢的女人，一個過慣了貴婦生活、整天吟詩作畫的女人，居然能幹這個苦活兒?文繡有毅力，她挺著做，咬緊牙關做。有半個月吧，劉山看出她實在是支撐不住了，就替她辭了活兒，不讓她再遭罪。文繡還想找點兒別的活幹，又苦於沒有門路，只好回家仍和表嫂一起糊紙盒。

　　一個瓦工要養活六口大人，生活太難維持了，後來劉山又想出一個道道來。石駙馬大街處於鬧市區，街上有不少國民黨的大機關，如北平黨部、華北日報社等，上、下班來來往往的路人川流不息。一天，劉山對妻子和文繡說:「糊紙盒，時間不少搭卻沒有幾文收賬，日子還是緊巴巴的。不如在路口擺個紙煙攤，捎帶賣點兒瓜果花生，準能多掙幾個。」劉山打這個主意也是有點把握:他有個連襟是前門外果子市專門批發紙煙鮮果的商人，進貨有保證。至於做買賣的本錢，劉山支支吾吾地不想說出，其實文繡哪裡會不知道?這時文繡手邊還有最後一件值錢的東西，那就是因特別珍愛而一直捨不得出售換米的珠花頭飾，這事劉山也知道，實逼無奈就想到拿它當生意本錢。

　　文繡的心事可不在一件首飾上，那珠花確是她的愛物，而且是紀念性質的，然而為了生活，賣掉並不足惜。只是這上大街擺亂攤子，可真把文繡難壞了。想當初在四存中小學當教員，不是挺文雅麼?卻也招惹了那麼多是非，如今又要到馬路上出洋相，須知這種事形同皇妃展覽哪!

　　劉山是個老實人，一心只想養家餬口，卻哪裡料得到這一層干係?文繡則苦在心裡，說也說不出口，試想:在人家住著，天天要張嘴吃飯，挑灰遞磚的活兒又幹不了，再嫌擺小攤丟醜怎麼行啊!倘又被誤解不願掏珠花，簡直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文繡硬著頭皮答應下來，就在熱熱鬧鬧的石駙馬大街上叫賣開了。

　　「煙卷!『哈達門』、『炮台』，包金紙的，請來一支吧!」

　　一位真正的皇妃在大街上叫賣煙卷，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千真萬確的事實。

　　果然不出文繡所料，真相很快就傳開了。前來無理取鬧或揶揄調笑的地痞無賴，給文繡帶來無窮無盡的煩惱。劉山這才明白過來，像文繡那樣有歷史身份的人，上街擺攤叫賣還是不合適啊!於是，他只讓自己的妻子上街，文繡仍躲在家裡糊紙盒。

　　不久，劉山受雇為華北日報社修繕房屋，瞭解到報社需要校對員，就找報社總務科丁科長推薦文繡，為了說明文繡有國學基礎能勝任校對工作，就把她入宮並在皇家讀書十載的經歷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丁科長很驚奇，馬上向社長張明煒匯報。張社長對文繡的身世飄零極為同情，立即會見文繡並客客氣氣地告訴她，馬上就來上班。

　　校對工作雖辛苦，但收入固定。只是年頭不大好，通貨膨脹很厲害，每月發下薪水就得一分鐘也不敢耽誤地交給表嫂，換成糧食和煤球擱著，多餘的再兌換成銀元。

　　自從文繡的身世在報社傳開以後，人們同情她，都想幫她安個家，真可謂求婚者不絕。文繡本人也動了心，實在沒必要還守著皇家那條「不許再嫁」的規定。再說長期住在劉家，表哥自然沒甚話說，表嫂哪能不挑理?寄人籬下就免不了出閒話，終究不是曲子啊!

　　社長張明煒頗欣賞文繡的才學，打算把她介紹給自己的姑表弟劉振東。自日本投降後，張明煒即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駐華北特派員，兼華北日報社長，人還正派，官僚習氣也較少，加之一貫同情文繡，文繡對他也很敬重。這回張社長要給她介紹對象，自然多了一層信任。

　　張社長讓太太和文繡談，文繡聽說，劉振東乃是張家兩輩老親，人又耿直憨厚，遂同意見面再說。

　　文繡這次考慮再婚確實是慎之又慎，雖屬中年再嫁，絕不敷衍將就。他與劉振東相識後，居然又用五個多月時間相互瞭解，似乎可以算是地道的戀愛了。

　　兩人接觸之中，劉振東深深同情文繡的遭遇，文繡也逐漸瞭解了劉振東其人。他本是河南人，出身窮苦，人挺勤快，也讀過幾年書，到十七歲上已長成身材高大的彪形大漢，繼而應徵入伍。在國民黨軍隊中他雖說不會阿諛奉承、討好上級那一套，卻是打仗不要命，漸漸攢了點軍功，從士兵一直升到少校。與文繡相識之際正在中南海國民黨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部下任職，管理庫房。此人戎馬半生年過四十尚未娶妻，最令文繡喜歡的是，他為人爽直，又沒有脾氣，特別是從不拈花惹草、遊逛煙街柳巷。文繡衡量再三，總算滿意了。

　　結婚前，劉振東拿出自己的全部積蓄交給文繡，讓她置辦傢俱，購買衣物用品並籌備婚禮宴席。

　　劉振東是老實人，任職一向謹小慎微，不敢營私舞弊。積蓄全是從二十多年的官俸中一點一滴儉省下來的，因為紙幣不穩，他便隨時兌成黃金和銀元放在箱底，現在總算要有自己的家了，便高高興興地拿出來讓妻子派用場。

　　1947年夏天，文繡和劉振東在北京東華門「東興樓」包了十桌魚翅席，隆重地舉行婚禮。「東興樓」可是一家名氣很大的餐館，當時，「看梅蘭芳的戲，吃東興樓的館子」乃是北京人的兩大快事。

　　男方的主婚人是劉振東的頂頭上司北平行營副官處長李宇清，此人後來曾任代總統李宗仁府邸的副官長，女方的主婚人就是族兄傅功清。「東興樓」距中南海北平行轅不算很遠，前來賀婚的劉振東的同事很多，濟濟一堂，把十桌席坐得登登滿。其時，文繡年屆四十一，經歷多年的顛沛困苦，但看外表並不顯老，皮膚仍很細膩而有光澤。當她滿面羞容陪新郎挨桌敬酒的時刻，能不想起二十多年前清室大婚而身受冊封的情景麼?可是，她又怎能願意重提那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呢?

　　婚後，劉振東在北平西城白米斜街租了三間平房，擺設了新添置的傢俱，還僱傭一個老年女僕做飯、打雜，文繡也把《華北日報》的校對職務辭去，一變而為國民黨的軍官太太。

　　文繡又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寧靜的家，她最不願意再提宮裡的往事。每天料理家務，並不輕易出門，得閒有暇還是看書習字，手不離管。文繡喜歡京劇，嗓音還相當清亮，有時能操琴的族侄來看她，一時興起便要唱幾段花旦、青衣戲，還真夠味兒。

　　白米斜街離前門大柵欄也不算遠，文繡常和丈夫一起到那兒看戲、下館子，也度過那麼一段吃喝玩樂的好光陰。她梳起時髦的卷髮，身著漂亮的旗袍，打扮得很講究。

　　有時候兩口子也不免拌嘴，劉振東是個倔人，文繡也有個性，舌頭碰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畢竟兩人都不年輕了，遇事互相擔待也就成為過去，夫妻感情還不錯。

　　1948年夏天，李宗仁赴南京出任國民黨政府副總統，北平行營名存實亡。劉振東和文繡商量，決定退役，用手頭積蓄買下日本人遺留的八輛平板車，當上靠租車吃息的老闆。他粗通文墨，社會上的人緣也不錯，租車生意滿興隆。

　　中秋節過後，時局突現緊張狀態，李宗仁副總統的副官長李宇清已經撤到台灣去了，劉振東也想賣掉家當投奔李宇清，可文繡卻捨不得她苦心經營的這個白米斜街的新家。

　　白米斜街的家終於被賣掉了，八輛平板車換回一張船票錢，全套傢俱又換回一張船票錢，可正當劉振東和文繡準備前往天津購買船票的時候，傳來天津陷落的消息，繼而北平城及城內二十餘萬國民黨軍隊又被鐵桶般地圍困了起來。劉振東這才放棄南逃的念頭，把船票錢換了白米，與文繡兩人守在沒有傢俱的空房中，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靜待命運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