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風動一時，不僅為法國大革命之肇因，後來的「民主」、「理性」、「平等」、「人權」、「無神論」等理念亦發源於此。「在這場震撼西方的運動中，中國，至少是耶穌會士們看到的中國，有它的責任」，啟蒙運動中的翹楚如伏爾泰、霍爾巴赫、狄德羅等人的重要思想，很多都來自中國儒學，這一點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

法國人知道中國及儒學，是從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傳教開始的。

1600年，利瑪竇進入北京，這是中西方交流史上一個標誌性的事件，之後到1687年，共有一百六十多位耶穌會士到達中國，其中著名者有湯若望、南懷仁、艾儒略等。他們的到來，給中國帶來了一種全新的宗教、科學知識，同時他們也在學習、吸收中國的文化。利瑪竇傳教伊始有一策略，因為他看到中國是以儒教立國，便以基督教義附會儒學，倡儒耶同質之說。張爾岐《蒿庵閒話》云：「瑪竇初至廣州……言我儒也。遂就館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子、五經皆通大意。」

之後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大都走此「融通闡發」（Accomodation）路線，精通儒家經典是必修功課。

1688年2月7日，法王路易十四特派的五名耶穌會士到達北京，中法文化交流開始進入一個長達三十年的黃金階段。五人都是法蘭西學士院中的碩學大德，除肩負傳教任務外，另有重大使命。宰臣柯爾伯（Colbert）給他們說：「我希望，諸神父們利用這一機會，在傳播福音之暇在當地進行種種觀測，使我們能夠完善多種科學與藝術。」當時康熙帝雅好西學，對這些傳教士禮敬有加，他們得以全面參與中國社會生活，如張誠曾八次陪同康熙出巡蒙古，並且在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中擔任通譯，他和徐日昇提出的折衷方案最終為兩國採納；1709-1717年，白晉和後期到達的雷孝思、費隱等人，用近代科學儀器勘測繪製了二十七幅中國地圖，在中國出版後，又於1730年在歐洲印刷，從此，中國在歐洲不再是一塊「隱姓埋名的土地」。除此之外，教士們主要通過寫信的方式，全面記錄了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如1712年殷弘緒寫的信中，便詳細記述了景德鎮瓷器的生產步驟，1726-1727年，他在另外幾封信中又專門介紹了中國發明的種痘方法以及用通草製作人造花果的技術。

許多傳教士開始翻譯介紹中國的歷史、哲學。據統計，十七、十八世紀耶穌會士將大約七千種西學書籍帶到了北京，與此同時在歐洲出版了與中國有關的作品七百二十三種，其中以法國為最多。儒學方面，1662年郭納爵出版《中國科學提要》，是《論語》和《大學》的合譯本；1672年，殷鐸澤出版《中國政治道德科學》，是《中庸》的譯本，十五年後他又出版《中國哲人孔子》；1711年，《中國六經》以拉丁文出版，這是《四書》的新譯，外加《孝經》和《小學》，據信，萊布尼茨、沃爾夫等著名哲學家都曾受到此書的影響。沃爾夫有一次在哈雷大學演講「中國的實踐哲學」，認為中國人「靠著治國之術使這個國家在所有方面都超過了所有別的國家」，結果引起舊派反對，被當局勒令在四十八小時內離開哈雷大學，否則立即絞死。此事遂成為德國學界的一大公案，是非爭論長達二十餘年，結果搞得沃爾夫名利雙收，中國儒學名聲大噪。

杜赫德的兩部書使法國對中國文化的介紹達到高潮。他主持編撰了來自中國的「即時通訊」，以「有益而有趣的書簡」之名發行。這些通訊發行前後歷時七十四年之久（1702-1776），後來編輯成著名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1735年，杜赫德劃時代巨著《中華帝國志》出版，旋即轟動歐洲，幾年內法文本出版三次，英文本兩次，還有俄譯本和德譯本。當時法國一門新的學問——「漢學」剛剛誕生。

耶穌會士描繪的關於中國光輝燦爛的圖景在法國乃至歐洲都成為轟動一時的事物，十八世紀是一個「中國世紀」，在當時的法國，「中國比英格蘭更受青睞」，「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十八世紀時歐洲大盛『中國風』，他們不僅對儒教的理性思想予以理想化，而且中國的建築風格、瓷器、傢俱和室內裝潢亦風靡一時」。曾有一個時期，「（法國許多家庭）所有的壁爐上面都擺滿了中國的瓷人。」即便現在，很多有文化的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還是停留在十八世紀的中國「鏡像」中。

1747年，一位作家寫道：「伏爾泰追隨杜赫德，這幾乎是他唯一可以追隨的人，而且是沒有比之更好的嚮導了。」伏爾泰服膺孔子學說，竟將耶穌畫像改易為孔子像，晨夕禮拜，更做詩讚美云：

孔子，真理的解釋者，

他使世人不惑，開發了人心，

他說聖人之道，絕不是預言者的那一套，

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國外國都有。

「最有趣的，就是伏爾泰是一個『全盤華化論者』」，對於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他均讚美有加，「只有中國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愛的民族了」，「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來」，「對於中國，我們應該讚美、慚愧、尤其是模仿他們啊」。伏爾泰甚至歎息：「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真是大不幸。」像這樣的言論在九十七卷《伏爾泰全集》中幾乎俯拾皆是。伏爾泰反對基督教甚為激烈，他主張一種自然宗教，或說是哲學宗教，其中「沒有迷信、沒有荒誕傳說，沒有褻瀆理性和自然的教條」。儒家學說作為一種成功的範例而得到伏爾泰的青睞，也就不足為奇了。

對孔子學說同樣癡迷的還有霍爾巴赫，此公以倡導堅決的唯物論而在哲學史上著名。日人五來欣造曾著有《霍爾巴赫與儒教》之論文，認為儒學對霍氏影響極深。他本是德國人，十二歲隨父親移居法國。父親給他留下巨額資產，他在家裡大開沙龍，狄德羅、愛爾維修、盧梭、格拉姆、達隆貝爾等群賢每週四、週日必至，作政治、哲學、文學方面的研討。後來更聯合出版《百科全書》，形成「百科全書派」。「霍爾巴赫沙龍」是啟蒙運動的大本營、革命思想的策源地。

霍氏亦主張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且比伏爾泰更為堅決。在被譽為「唯物論的聖經」、「法蘭西革命原理第一指導書」的《自然的體系》中，他教人們「對於理性放出勇氣與尊敬心」來。既倡導理性、唯物而反對神學，便有道德無處建立之問題，於是霍氏主張「理性宗教」，這一主張在本質上特別接近儒學，故霍氏亦多引孔子言論作後援。

在《社會的體系》中，霍氏主張「歐洲政府非學中國不可」，因為「中國可算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將政治的根本法與道德相結合的國家。國家的繁榮須依靠道德，在此廣土裡面，道德成為一切合理人們唯一的宗教，因之道德科學之進一步的研究，遂成為獲得職位或立身致仕的唯一法門」。

相比較而言，狄德羅稍為溫和一些，在編撰的《百科全書字典》中，他認為中國文化在各民族之上，更讚歎孔子的儒教只需以「理性」便可以治國平天下，暗中諷刺基督教的「神道設教」。

賴克韋恩曾經說過，「孔子成了他們（啟蒙者）的守護神」。遙想二百多年前的法蘭西諸賢，意興遄飛，英姿勃發，欲以一己「理性」之力，撼動基督教一千多年的傳統教義，反抗實力強大的貴族專制政府的壓迫，而掃除歷史陰霾，擺脫因循桎梏，開出人類歷史文化一番新境界來，如果沒有強力後盾，幾不啻於蚍蜉撼大樹、螳臂擋巨車。這些「異端」在中國儒學那裡找到了「正統」力量的部分支持，「孔子」成為他們敢於反抗的守護神，儒學成為啟發他們理性思想的源泉。故有識者雲，他們是「借孔子的名義，來辦他們的革命」。

儒學在經濟學方面也有深刻影響。法國學者魁奈，馬克思稱之為「現代政治經濟學始祖」，他創立的「重農學派」名重一時，他另有一綽號為「歐洲的孔子」，因為他對孔子儒學的崇拜之情絲毫不亞於伏爾泰。魁奈創立的「經濟表」，被譽為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三大發明，有學者認為完全繼承自孔子。魁奈認為希臘哲學不如中國遠甚，一部《論語》即可打倒希臘七賢。因為他是路易十五情婦家的醫生，故有機會在朝堂宣傳他的學說。遊說之下，1756年，竟使法王仿照中國皇帝，舉行耕田典禮。

魁奈之所以崇奉儒學，是因為中國儒家倡導的經濟政策恰好符合他的理論：一是自然法，這一概念非常類似於儒家的「道」，即尊重自然秩序，中國皇帝雖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卻也必須遵守此自然法（道），所以魁奈稱中國政治為「合法的專制」；二是重視農業，因魁奈認為只有農業才是國家財富的源泉，而歐洲國家還不能如中國那樣認識到農業的價值。魁奈更認為中國之自然科學不如人文科學發達，中國人更多尊重與人類生活幸福有關的學問，其結果造成人文科學成為社會的顯學，自然科學則停滯不前，歐洲恰好相反，故建議歐洲應傚法中國人文科學之發達，以求自然、人文科學平衡發展。二百多年後，我們重讀魁奈的這一番議論，可能會有些耳熱臉紅的感覺吧。

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特質，在於塑造人類「理性」的權威。法國大革命時期，曾有一口號廣為流傳：「在今日以前，一切都受宗教的管轄；今日以後，卻是理性管轄的時代了。」革命領袖阿貝爾曾演出一場鬧劇，他和黨徒幾百人在聖母院大禮拜堂舉行一儀式，將一女優裝扮成女神狀而伙其眾羅拜之，且拜且曰「敬禮理性女神」。故「尊重理性」也是大革命的口號之一。

此種理性精神之來源，學者說法不一，一說來自希臘，一說起源於中國儒學。朱謙之在《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中認為：「到了啟明時代，這種希臘的精神影響，已為中國的文化所替代了，中國成為十八世紀精神文化的誕生地，其力量之大，實遠過希臘。希臘不過歐洲本土的產物，中國則為外來的生力軍，影響所及，使歐洲文化為之劃一新時代。」他認為，「理性的觀念，可以肯定地說，有些是從中國來的」。

顧立雅在《孔子與中國之道》中提及，法國學者朗松專門研究了「大革命」時期思想觀念的轉變情況，認為在六個方面有明顯的轉向，其中第二「良心是自主的，信條是獨立的」，似明顯來自儒學。但顧氏以為其他五項，如「不向權威和偏見讓步」，「善良和快樂是一致的」，「善非本有，而是文化和文明的產物」等，「每一種最終達到的地步是與《論語》中的和真正早期的儒學之間具有不同尋常的相似性」。而且不要忘了，當時正是儒學強勢輸入法國思想界的時期。

另外顧立雅還考察了「平等」、「民主」觀念的來源，也都和儒學脫不了干係。所以他的結論便是：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儒學的傳入在法國導致了一種「精神的革命」，整個思想模式發生了轉變，而轉變之後在許多方面與孔子思想都很相似，這種相似還不是膚淺、表面、巧合性的，「這種精神革命使得整個西方世界逐漸地再次朝向了東方，走向了民主。不用說，儒學的新知識只是這場革命所依靠的許多因素中的一項」。

「中國哲學是法國革命的原動力之一」這一結論如果已經讓人感到意外，顧立雅另一論斷是否會讓人覺得有些匪夷所思：「孔子哲學對美國民主思想之發展的影響，主要地並且只可能是通過這種法國影響而表現出來的。」富蘭克林1767年到達法國，與魁奈過從甚密，彼時魁奈《中國的專制政治》初版，富蘭克林即進行過深入研究。另外，也有「明顯的可能」證明，「傑弗遜的治國思想受到了中國科舉制度的影響」，例如民主國家普遍實行的「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及其「根據人的才能而非名望來挑選官員」的原理，其根源就是中國的科舉制度。

孔子及其儒學，難道真的在家鄉父老毫不知情的情形下飄洋過海，在異國他鄉參與了人類「民主」、「理性」、「平等」等觀念的製造過程？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因為思想影響不能簡單地被量化處理，特別是當一種思想被置換為實踐行動時，還必須考慮一些外衍意義上的社會因素，例如文化傳統、經濟體系、權力結構等等。儘管如此，顧立雅、朱謙之在儒學和西方啟蒙思想之間的相似性上尋找立論的依據，還是能夠說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