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到代宗廣德元年（763）的安史之亂，持續8年，攔腰斬斷了大唐黃金盛世。中原地區和北方在大亂中血流成河，民不聊生，經濟徹底摧毀。

大亂之後的廣德二年（764），京城米價飆升到每斗1000文。據《通典·食貨七》載，大亂之前的開元十三年（725），每斗米才13文，通貨膨脹率遠遠超過5000%。政府稅收一落千丈，倉庫一空如洗，根本拿不出東西增加供應平抑物價，當時物資已經緊張到連皇宮也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程度。

更恐怖的是，皇宮警衛部隊一度斷軍糧餓肚子，竟想造反。急得代宗每天晚上睡不著覺，坐立不安。幸虧江南未經戰火，唯一的希望，就是以長江中下遊的物產接濟京師。

於是，唐朝恢復經濟的命運就寄托在漕運（水路運輸）上了。代宗急切下旨，要宰相元載解決糧食漕運問題，元載推薦不久前剛被罷免宰相職務的劉晏擔此重任。代宗立即任命50歲的劉晏任御史大夫（監察部長），兼安徽、河南以東稅賦、運輸及糧儲的最高經濟負責人。

都城長安附近地區產的糧食，遠不能滿足當時京城上百萬人口和大量駐軍需要。如何把糧食運到京城，是一件重要大事。用馬車牛車陸路運輸，不但載重低而且牲口也要消耗，而一艘大型木帆船能運十幾萬斤甚至幾十萬斤糧食。因此，漕運成為重中之重，不然皇帝也要餓死。幸好隋朝開發大運河，為唐代漕運創造了條件。

當時漕運過程複雜之極，先是組織幾千艘船隻，把長江中下遊產的糧食經長江運到揚州集中，再從揚州經運河進入淮河，由淮河轉入汴河，再進入黃河，入黃河之後西上，經三門峽之險，再轉入渭河，最終到達長安，水路蜿蜒超過三千里。

劉晏受命危難，腳踏實地，親自沿著漕運路線，從江蘇到安徽，再赴河南，最後到陝西，細緻考察一遭。

映入劉晏眼簾的，是安史之亂之後的慘狀。兵亂以來，很久沒有整治河道了，到處泥沙淤積，河床堵塞，千里河道變成了淺水灘，水路運輸猶如旱地行船。再有就是百姓死傷流亡過半，人工奇缺。三是盜賊蜂起，沿河兩岸到處是匪徒巢穴。四是沿岸駐軍多為驕兵悍將，糧米經過，馬上截留。在這種情況下，恢復漕運談何容易？河道兩岸，到處都流傳著一個說法：一斗錢運一斗米。運輸成本已經高得令人無法接受。

劉晏心裡沉重至極，他在寫給元載的報告中說，洛陽附近「百戶無一存」，宜陽、滎陽一帶，五百里之內，居民不過千戶，整個地區沒有一間完好的房子，也看不見炊煙，簡直是一個「獸遊鬼哭」的世界。正如杜甫創作於此時的《無家別》所云：

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淒。

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

在這種情況下，漕運當然無法正常進行。

劉晏在報告中把困難向元載和盤托出，請求全力支持。《資治通鑒》說，元載「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

劉晏得到元載全力支持，自代宗廣德二年（764）開始，在解決漕運問題的過程中，充分表現了他統籌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細的頭腦和改革創新的才智。

他首先是組織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哪裡有困難，劉晏就出現在哪裡，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終於順利通航。

在運輸方案設計上，劉晏有兩個突破。一是改全程運輸為分段運輸，二是首次把散裝大米改為袋裝。他認為，漕運全程過長，不同地域的地貌、水道、安全、人文因素差別極大。過去一隻船從頭運到尾，歷經風險，到達目的地時，糧食還剩八成就算優等了。改為分段接運之後，運糧船負責運到本段水路邊界，將糧食交給地區糧倉，再安排新的船隻起運。為了降低風險，劉晏派官吏和軍隊沿途押送，一站接一站，到達目的地時，100萬斗米沒有1斗損失。至於將散裝大米改為袋裝，更是一個減少消耗的創舉。

在運輸工具方面，劉晏經過縝密研究，撥付大批資金在揚子（江蘇儀征）開設10個船廠，建造2000艘急需的大型運輸船，每艘船給1000緡（緡，穿銅錢的繩子，每緡1000文），用以支付材料和人工。有人質疑說，每艘船500緡足夠了，投資那麼多，不是浪費國家開支嗎？劉晏說，辦大事的不能在小地方剋扣，應該選用上等原材料，並且讓工匠們不愁衣食，這樣造出來的船才能堅固耐用。如果處處卡錢，船的質量不好，麻煩就大了。果然，到後來憲宗、懿宗時期不斷壓低造船經費，物料次等，工錢極低，造出來的船薄脆易壞，漕運漸漸就廢了。

再說漕運最後一關三門峽。這裡水流湍急，常常浪激船翻。劉晏參與設計了一種超大型的「上門填缺船」，還研究改進了船縴所用的材料，製成堅韌的纖繩，減少縴夫傷亡事故。每船配備30人拉縴，5人撐篙，解決了船隻通行的技術難題。

在人力使用上，廢除無償徭役，改為工資僱用制。利用鹽稅雇工，減輕對農民的徵調勞役。這樣一來，就充分保證了漕運所需的人工。漕工則採用特殊軍事化方式組織起來，紀律嚴明，責任到位，堵塞了可能發生的跑冒滴漏。

由於綜合治理措施得力，江淮的糧食、物資順利運到京城，徹底解決了關中糧荒。關中即使遇到災害，物價也不至於飛漲了。

代宗大喜過望，說道：「我們父子有飯吃了！」他派警衛部隊帶著樂隊到長安東渭橋迎接劉晏，元載和文武百官親迎救命糧，向劉晏轉達代宗的問候：「你真是我的賢相蕭何！」

創設食鹽間接專賣制

漕運需要大量經費，每年用度幾十萬緡，錢從哪裡來？

難不住劉晏。他還兼任鹽鐵使（管理鹽、鐵、茶的專賣），這位經濟大家在食鹽專賣方面展開改革，既方便了百姓，又提供了巨大財源。

唐初對鹽的稅收不太重視，安史之亂發生後，朝廷財政困難，一個名叫第五琦的高官開始推行食鹽政府專賣制。辦法是，所有鹽戶都到政府註冊，由政府確定生產計畫，生產的鹽全部由政府購買，私自賣鹽給商人的，抓起來坐牢。然後，政府官員把鹽運到各地，由政府開店把鹽賣給民眾。總之，官產、官運、官銷，各級鹽吏大包大攬。政府這樣做，雖然籌措了部分資金，但是產生了三大弊端。

一是各級官員上下勾結，貪污腐敗，這是官商一體的通病。二是政府直接從事商業，效率奇低，百姓大吃苦頭。比如銷售點少，不管老百姓遠近。再比如鹽多賣不出去，硬把鹽攤派到老百姓頭上，鹽少又不見蹤影了。三是由於上述種種弊端，稅收難以持續增加。

劉晏把官產、官運、官銷改為民產、官收、商運、商銷，這就變成間接專賣制。他撤銷了很多基層監管生產的小吏和冗員，百姓生產食鹽的環節放開，但生產的鹽仍由政府統一收購，儲存在鹽場裡，然後向商人批發。商人買到了鹽，自由運往各地自行銷售，不受限制。這樣，產、運、銷三環節全部由私人進行，國家只從購銷的差價中獲得稅收，調動了各方面積極性。劉晏還奏請罷免了各州縣設置的對食鹽的「過境稅」，使食鹽的生產和流通蓬勃發展。

另外，在距離產鹽區較遠的地方，劉晏下令設立常平鹽倉，平時備鹽，應對鹽荒，避免鹽商囤積居奇，哄抬鹽價。他在主要產鹽區設立13個巡院，在其他地區設立10個鹽監，專辦鹽務，負責調研和執法。另外還在各交通要道設立幾千個鹽倉，儲備食鹽，哪個地方鹽脫銷，可以就近調運供應。

由於他的措施適應市場需求，唐朝鹽稅從第五琦時期的60萬貫急劇上升到600多萬貫，稅收增加10倍，超過唐朝所有稅收的一半。漕運經費、宮廷費用、軍費、官員工資，都仰仗鹽利所給。

劉晏創設的食鹽間接專賣制，為以後各個朝代採用。從五代到宋，直至明清，雖有部分變動，但實質上一直是這個辦法。

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

劉晏在各地都設立了巡院，作為經濟信息基地，並以高報酬招募大批善於奔走的信息員（當時叫「疾足」或「駛足」），傳遞經濟信息。為此，還在巡院和京師之間設立了專門的驛站，負責接應信息員。此前，郵遞由富人把持，送信算服徭役。窮人在服徭役期間送信，郵遞效率很低。由巡院、驛站以及專業疾足送信，是劉晏對唐中期通信制度的改革。

各地生產態勢、物資余缺、物價變化、氣候異常、市場心理等等信息，都要通過疾足上報，以便採取措施，調劑余缺。劉晏據此發佈命令，再由疾足傳回各地執行，以保持供求平衡，物價穩定。

古代交通不便，不少地方和京城距離遙遠，再「疾」的「足」，往返也要十天半個月。遇到糧食收穫季節或災害突然發生，政府買進賣出機不可失，怎麼辦呢？

劉晏自有奇招。

他責成交通方便的產糧州縣，統計出最近幾十年糧食的收購價格和收購數量的歷史數據。然後，把收購價格按從高到低的順序排為5等，把收購數量按從多到少的順序也排為5等，這樣產生了兩排數字。這些數字上報議定之後，就作為各地政府收購糧食的依據，以便及時收購。

具體做法是，價格最貴的一等價格的糧食（高價），按收購量最少的第五等數量收購（少收）；反之，價格最低的第五等價格的糧食（低價），按收購量最多的第一等數量收購（多收）。第二等價格按第四等數量收購，第三等價格按第三等數量收購，第四等價格按第二等數量收購。收購要搶時機，不必等候批示。這樣一來，在那些糧價低賤的地區，就能夠把糧食盡量多收購到手。

這實際上是一種數學模型在經濟上的應用，有如後來華羅庚運用數學模型創立的「優選法」、「統籌法」。

這個在經驗基礎上產生的解決問題的方案，不但簡潔明瞭，避免了繁複不清的討論，而且符合地方實際，也有利於政府以最小的成本平抑物價，調控市場。

劉晏要求各地把收購數量逐日上報，由他匯總之後，按「避貴就賤、取近捨遠」的原則調節安排。如果收購量不足，就讓價低路近的地區增加收購。如已夠數，就命令價高路遠的地區停止收購。這樣做，既掌握了市場規律，也能有效地保持物價（主要是糧價）穩定。在劉晏主持下，當時農產品市場大體實現了「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

由於劉晏及時地掌握市場信息和各地氣候情況，所以他常常能走在市場大波動和大災害的前面，事先就採取了預警和救助措施，佈置到位，使災難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被當時人尊稱為「神」。

唐代中葉的格林斯潘

所有沉迷於自己專業的天才人物，在冥思苦想中容易出現某種奇跡，劉晏也是如此。

他自稱每時每刻都看到地上流著錢。他的責任，就是把這些錢引導到應有的歸屬方向，產生效益，利民利國。每當騎馬上朝，他都利用路上空閒，用馬鞭子指指畫畫進行籌算。天剛亮就開始辦公，到深夜才停下來，放假也從不休息。

劉晏講求效率，不管是緊急的問題還是不那麼迫切的問題，都是當天處理完畢，絕不拖延積壓。

劉晏慧眼識才，他提拔重用的大批人才如戴叔倫（唐代著名詩人）、包佶、陳諫等人，在經濟上都能獨當一面，頗有建樹。

《舊唐書·劉晏傳》說：「晏沒後二十餘年，韓洄、元秀、裴腆、包佶、盧徵、李衡，繼掌財賦，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數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其中，陳諫機警聰敏，過目不忘，後來成為順宗時「二王八司馬」改革集團的重要成員。陳諫撰文推崇劉晏是管仲再現，稱讚劉晏在極為混亂的局面下，細心研究每州每縣經濟狀況，每當一個地方的災情剛露苗頭，就詳細測算。結果，老百姓還沒到最困難的境地，政府救災措施已經下來了。劉晏的辦法叫「常平法」，即豐年大量收購糧食，災年以賤價在災區出售。同時大量收購災區雜貨，再把雜貨運到收成好的地方營銷，而不是單純採用無償救濟手段。這樣，政府和民間都得好處，唐朝的經濟復甦並發展起來了。

安史大亂，貨幣緊缺，金融一塌糊塗，京師幾乎「人人鑄錢」，惡幣充斥，國家財政破產。劉晏掌管貨幣鑄造發行權之後，允許江南人以物購物，然後把這些物品置換為銅，在當地監督鑄錢。鑄出來的錢成色非常好，大量運往長安及重要城市，增加了貨幣供應，幣值穩定，物價下跌，良幣驅除了惡幣，剎住了民間私鑄錢幣之風。

劉晏的同代人陸羽寫了《茶經》，但促進種茶業發展的卻是劉晏。茶有豐厚利潤，劉晏當政時卻始終沒有收稅，除了少數官營茶場之外，大量民產茶仍採取間接專賣方法，搞活流通，刺激了茶葉生產積極性。劉晏死後，一些惡吏開始徵收茶稅並不斷增稅，不僅摧殘了種茶業，而且逼得走投無路的茶農起來造反。

劉晏說：「理財須以愛民為先。」他在接掌經濟大權之後，陸續免除了農村一些不合理的賦稅。對於城市工商業，也實行減稅政策。過去工商業的戶稅都要加重徵收，劉晏在大歷年間取消了這個規定，讓工商業者和其他人戶稅稅率相等，扶植了工商業發展。至於做好糧食儲備調劑工作，平衡物價，防止谷貴傷民和谷賤傷農，更是他著名的功績。安史之亂，人民死亡眾多。從廣德二年（764）劉晏接手辦漕運開始，到大歷末年（778），劉晏管轄的地區增加了90萬戶人口。那些不屬於劉晏管轄的地區，戶口就沒有增加。

代宗廣德二年（764），劉晏任戶部尚書（掌管財政和民政事務的部長）。代宗大歷四年（769）升任吏部尚書（掌管全國官員的選拔考核，相當於中組部部長），並與第五琦分別兼任不同地區的經濟領導人。劉晏管轄8個道（地區建制，每一道相當於現在好幾個省），範圍超過大半個中國，為唐朝經濟最發達地區。

劉晏的經歷，既不是刀光劍影，也沒有風花雪月，有人也許覺得索然。但是劉晏的一舉一動，活生生地滲透到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的生活，決定著民眾的饑飽貧富，因此又是那樣具有生命力，並且達到了一種極高的境界，閃耀著經濟之美。

劉晏如同亞當·斯密一樣，非常重視「看不見的手」。在鹽務活動中，他放棄了強制性的官產官銷，而是更多發揮私人和市場的作用。在漕運事業中，他不贊成強制性無償勞役，把僱用制引入到國家經濟事務當中，建立勞務市場，這在當時堪稱慧眼獨具。

劉晏更接近著名的前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即更重視解決實際經濟問題。劉晏沒有留下什麼專門的經濟著作，他的理念，主要體現在一系列經濟措施當中。就劉晏在當時所發揮的作用來看，其重要性遠遠超過了格林斯潘在任期間對美國經濟所發揮的作用。

辦理元載大案買下殺身隱患

劉晏身居高位，朝中許多官員都是他的門生弟子或被他提拔起來的，可是他住的房子很小，沒什麼裝修，家裡也沒有婢妾。當劉晏被誣陷致死，楊炎派人去他家抄家的時候，結果只有雜書兩車，糧食幾鬥。滿朝文武聽說，不禁欷歎息。

劉晏被誣陷，還要從元載說起。在肅宗、代宗兩朝連任宰相15年的元載，口才上佳，能力很強，可也貪慾無度，橫行霸道。他搜刮民財，殘害百姓，受賄賣官，貪污腐敗。代宗大歷五年（770），元載幫助代宗密謀剪除了大宦官魚朝恩，自恃有功，更加恣意妄為。他包庇奸邪，陷害忠良，越玩越大，甚至發展到對代宗也時常欺負耍弄的地步，結果導致代宗痛下殺手，於大歷十二年（777）三月逮捕了元載及其黨羽，並任命劉晏為專案組組長。

辦案結果，元載及其妻、子賜死。此時任吏部侍郎的楊炎，因與元載「親重無比」，坐貶道州（湖南道縣）司馬（輔佐官員），這就與劉晏結下了樑子。

過去，劉晏和楊炎同在吏部，劉晏是楊炎的頂頭上司。兩人都是才子派頭，盛氣凌人，誰也不服誰，關係搞得很緊張。劉晏在日常工作中經常排擠楊炎，也是兩人結怨因素之一。

其實，代宗任命劉晏審訊元載，是借重劉晏的威望，並非劉晏與元載私人之間有不共戴天之仇。實際上，劉晏在工作上還得到元載不少支持。但劉晏既受命擔任專案組組長，不能不秉公辦事。

史書稱，劉晏擔心元載勢力龐大，特地要求代宗加派皇族李涵等5個大臣共同參與主持專案工作，以免將來落下什麼後遺症。劉晏多了這個心眼完全必要。

代宗誅殺元載，本意要盡除元黨，而元黨名單中，楊炎赫然在第一位。正是由於劉晏上書代宗，建議分清首犯從犯，不能都處死刑，楊炎才得以活命，不然楊炎早就身首異處了。儘管如此，也沒有防住楊炎日後的報復，這是後話。元載一除，朝野歡聲雷動。當然，貶官途中垂頭喪氣的楊炎就不這麼想了。

政敵楊炎初露鋒芒

智者千慮，或有一失。劉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他對當時混亂異常的賦稅制度，並沒有提出改革。也許他辦公桌上的問題堆積如山，顧不過來；也許他筋疲力盡，對賦稅改革產生了畏難情緒？不管怎麼說，這就為有志者進行改革留出一個巨大空間。而這項工作正是由楊炎完成的。

楊炎在新皇帝上台之後翻身。大歷十四年（779）五月，代宗去世，太子李適繼位，是為唐德宗。八月，由於宰相崔甫力薦，楊炎在道州司馬這個小官任上直接被提拔為宰相，這是歷代都很罕見的事。

原來，在大歷年間，代宗因寵愛獨孤貴妃，曾企圖廢掉李適的太子地位，改立獨孤貴妃所生的兒子李回為太子，因遭到元載極力反對，李適才保住了太子地位。李適當了皇帝，飲水思源，對元載充滿感激，一上台，就破格提拔元載的親信楊炎，後來還為元載平反。當然，李適在當太子的時候對楊炎的才華就佩服得五體投地，也是提拔的重要原因。

此時劉晏已升任尚書左僕射（唐代以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分掌中央大權。中書省定策，門下省審核，尚書省實施，三省平級。尚書左僕射是尚書省最高負責人，下轄吏部、禮部、戶部、刑部等六部。唐中期之後，尚書左僕射地位降低，被排除出宰相行列）。楊炎出任宰相，劉晏見勢不妙，提出辭職。德宗鑒於劉晏的能力及威望，竭力挽留，並擴大劉晏在經濟上的管轄範圍，劉晏實際上統管了全國經濟工作。

楊炎一上台，初試鋒芒震動朝廷，他的矛頭首先指向皇宮內庫的問題。

原來，我國自西漢以來，就建立了國家經費與皇帝私人費用分開的制度。唐朝初年也是如此，國家財賦都歸入國庫——左藏庫保管，掌管國庫的太府寺每季上報賬目，由刑部下設的比部司進行核對，一點弊病也沒有。

但安史之亂發生，全國一片混亂。當時第五琦負責經濟工作，京師一些有實力的將領毫無節制地向國庫索取財物，第五琦擋不住，就把國家財賦都運進皇宮裡的大盈內庫保存。皇帝覺得這樣用錢很方便，也就沒有再交出來。從此以後，國家財賦變成了君主私產，政府主管部門無法計算庫存，而在大盈內庫當差混飯吃的宦官卻達到300人。

楊炎對德宗說：「財賦是國家根本，百姓的咽喉性命。代宗時期出於權宜之計，讓太監掌管。結果太監就操縱國家權柄，大臣誰也不知道庫存虛實，怎麼能研究利害並制定政策呢？目前最急迫要解決的弊端就是這個。請求陛下把國家的稅賦交出來，仍歸有關部門掌管。至於皇宮所需費用，可以估計一下每年所需，照數供給就是了，絕不會少一星半點。現在先要解決這個問題，才好談別的事情。」

剛上台的德宗頗想有一點作為，立即批准楊炎的奏請。

如此敏感棘手的問題，竟如此順利解決，朝臣們吃驚的同時，都期待楊炎多幹點好事，成為賢相。

兩稅法橫空出世

楊炎受到鼓舞，第二天再次上奏，提出兩稅法，代替行之已久的租庸調法，這是牽涉千家萬戶的一件極重大的事。

唐初開始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法，至此已經150多年。

均田制：

16歲以上男丁每人分給100畝田。宅基地另按人口批給。

租庸調：

「租」就是地租。按男丁計算，每個男丁每年交玉米20斗或稻米30鬥。

「庸」是勞役。每個男丁每年服勞役（無償勞動）20天，閏月加2天。如果不去，可以交實物相抵，每天折絹3尺，或布3尺7寸5分。

「調」是繳納手工業品。如蠶鄉，每個男丁繳納絹、綾、粗綢各2丈，棉3兩。非蠶鄉繳納布2丈5尺，麻3斤。皇室貴族勳臣免交租庸調。

除租庸調之外，還有其他稅費：

一、戶稅。唐初，按每戶資產不同，把天下戶分為9等，按等繳稅。如大歷四年（769），「上上戶」每年交4000文，「下下戶」交500文。

二、地稅。每畝交玉米2升。

三、「雜徭」，又稱「色役」、「資課」等。即為各級政府做各種雜務勞動，也可以用交錢替代。

四、代宗時還增設「青苗稅」（田里冒出青苗即收稅）。

五、各地政府及軍閥巧立名目收取的稅費。

租庸調的特點是「以丁為本」，不問資產。如果人沒有了，就不好辦了。

安史之亂導致農民大規模死傷逃亡。據《中國經濟通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大亂之前的玄宗天寶十四年（755），政府管轄人口5292萬。到大亂尾聲的肅宗乾元三年（760），管轄人口1699萬，人口減少了3600多萬，其中逃亡人數眾多。均田制破產，租庸調製也無法實行。

楊炎的兩稅法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提出來的。

兩稅法的主要內容是：

一、政府量出制入，根據支出額度確定徵稅額度，一改過去一直是量入為出的財政制度，確定全國稅額，攤派各地徵收。

二、不分原住民和移民，一律按現在居住地立戶籍，根據每家資產多少定出不同等級的戶，確定應該繳納的「戶稅」；再根據擁有多少土地，徵收「地稅」。各地田畝數字，大致以代宗大歷十四年（779）的數字為標準，進行徵收。

三、租庸調和所有其他稅費全部廢除。流動商人按其經營所在地，收1/30的稅。

四、每年兩次納稅，夏稅在六月之前繳納，秋稅在十一月之前繳納。正因如此，所以名為「兩稅法」。

五、兩稅一律用錢繳納，個別情況也可以折收實物。

六、除兩稅之外，嚴禁另立名目徵收其他稅費，否則以「枉法」論處。

應該特別標舉的是，在中國財政史上，楊炎之前和楊炎之後（直到近代），都是實行量入為出，只有楊炎提出了量出制入即量出為入。經濟學界認為，像楊炎這樣實行量出為入，才算是在真正意義上確立了財政制度。因為隨著國家機器日益龐大，量入為出的原則無法適應實際需要。

有人說，對楊炎的評價要慎重。為什麼呢？因為「西方國家直到19世紀末期才出現量出為入的原則，中國一直到近代的財政思想基本上也是量入為出，這是因為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換句話說，是楊炎的措施太超前，帶有臨時性。但是，畢竟楊炎在世界上最先提出了這一原則。

胡寄窗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評價說，僅這一點，就可以使楊炎在世界財政思想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對於楊炎提出的兩稅法，德宗又是立即批准，宣佈自德宗建中元年（780）正月起，正式實施兩稅法。

兩稅法收稅對象是資產，擴大了納稅範圍，減輕了農民負擔，簡化了稅制，集中了納稅時間，方便了民眾，增加了政府稅收，政府也省去了一年四季不斷催索，因此有利於促進生產發展。《新唐書·楊炎傳》稱讚兩稅法說：「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誡而奸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

另外，楊炎主張，除了「田畝之稅」仍以穀物繳納之外，其餘各稅一律改為以貨幣繳納。這說明，楊炎對貨幣經濟的重要性已經有了深刻認識。

當然，秦暉所說「黃宗羲定律」（簡化稅制之後再度發生亂攤派），這裡是存在的。比如兩稅法實行3年之後，淮南（揚州）節度使陳少遊在本地徵收兩稅錢的時候，下令每1000文多收200文，其他地方紛起倣傚。從此各地「悍將猾吏」老病重犯，亂攤派之風再度刮起，繁重徭役也重新抬頭。德宗時期的大臣陸贄後來就曾批評兩稅法帶來的弊端，但由於兩稅法較租庸調畢竟勝出一籌，所以從唐朝到明朝，大體上一直實行這個稅收辦法。

劉晏屈死，天下為之冤痛

一個平素還算理智的人，假如被復仇的慾望攫住了身心，那麼他也會失去理智，陷入狂熱。這種狂熱又會導致他費盡心機，不擇手段，玩弄詭計，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哪怕是既害了別人，又傷了自己，也管不了許多了。正如培根所說：「復仇之心勝過死亡。」

楊炎回朝，內心煽起的正是這樣一種復仇的狂熱，楊炎要收拾劉晏為元載報仇。但是劉晏政績顯赫，聲望卓著，廉潔自律，怎樣下手呢？楊炎絞盡腦汁，想出了一個陰損的招數。他知道，德宗的心理痛點，就是他當太子的時候差點被廢掉。早先朝內外曾傳說，劉晏也參與了廢太子的陰謀，但無實據。而只有抓住這一點，才能擊中劉晏要害，使德宗對劉晏產生怨恨。除此之外，在政績和道德上，做不了什麼文章。

於是，在建中元年（780）正月，楊炎回朝僅4個月之際，他就佈置心腹，在朝內外散佈劉晏曾參與廢掉太子陰謀的流言，作為鋪墊。

當時，朝廷正亂哄哄地鬧著為德宗尋找生母的大事。原來在安史之亂中，德宗與他的生母沈氏離散，沈氏後來沒了下落，德宗一直記掛在心。登基之後，便派出諸多使臣四處尋找生母。一時間，頗有幾個貪圖富貴的老太太假冒沈氏前來相認，當場被一一識破，弄得德宗心緒不寧，神情黯傷。一天，楊炎上朝，正碰上尋找皇太后的副使、工部（負責重大工程營建及農林牧漁事業）尚書喬琳（相當於部長）向德宗匯報尋找沈太后的工作進展情況，德宗聽得淚流滿面。

楊炎見到機會來了，先流下兩行淚水做忠厚狀，然後跪下奏報：「想想陛下一家的事情，真是令人感歎萬分！靠了祖宗神靈保佑，先帝和陛下的關係才沒有被賊臣的陰謀所離間。現在有關賊子已經伏法，可是當初參與廢掉陛下的劉晏依然還在。我身為宰相，沒有讓他得到應有處罰，真是罪該萬死！」

德宗素好猜忌，這一下正好碰痛了他的舊傷，一下子沉默起來，面有怒色。

此時虧得幾位大臣一個一個出言力爭，勸德宗不要聽信流言。他們說：「此事本系流言，況且時隔已久，陛下早就寬恕了流言牽涉的很多人，現在更不宜以飛詞虛語定大臣之罪。請陛下明察是非，繼續信任勞苦功高的劉晏。」

楊炎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隨即上奏：「尚書省（劉晏負責的部門）是國家政治根本，近年來添了許多專使職務，分散了它的決策能力，現在應當恢復舊制，把鹽鐵、轉運等事務劃歸到戶部來管。」楊炎的真實意圖是想逐步削減劉晏的權力。

德宗當即同意，就在正月裡下詔，罷免了劉晏所兼的轉運、租庸、鹽鐵、常平等諸使。劉晏從此不再負責經濟工作。

楊炎又接著耍花招，他派人去查劉晏的經濟賬，借口有些賬目對不上，在這一年二月，通過德宗，把劉晏貶為忠州（四川忠縣）刺史。

楊炎為了置劉晏於死地，一不做，二不休，特地委派一向與劉晏不和的司農卿（掌管中央農業機構的高級官員）庾准擔任荊南（地跨四川、湖南、湖北部分地區的行政區）節度使，當劉晏的上司，並授意庾准給劉晏羅織罪名。

庾准本來就投靠了楊炎，立即會意。他在荊南節度使任上向朝廷報告說，劉晏在忠州暗中交結一些謀反者，又企圖擴大忠州軍隊，策劃造反。

接到密報的德宗在這一年七月，秘密派遣宦官到忠州，絞死了66歲的劉晏。但德宗畏懼劉晏的聲望，猶猶豫豫，過了19天，才下詔書公佈劉晏死罪，並下令劉晏的妻子李氏、長子執經、次子宗經充軍嶺南。

就在6個月之前，德宗挽留劉晏時，還下詔表彰劉晏「悉心瘁力，垂二十年」。現在卻給劉晏扣上一堆空洞的大帽子，誣稱劉晏「性本奸回」，「惡跡彰聞」，「結聚亡命」，「力行無度」，真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還有一件事，頗出乎德宗和楊炎意料之外，就是上文提到的抄家時，劉晏家裡只有雜書兩車，糧食數鬥。劉晏長期主持全國經濟，每年過手的錢物何止億萬？楊炎原以為通過抄家可以揭出劉晏腐敗，沒想到事情竟是這樣，反倒證明劉晏是個清官。

劉晏屈死，全國震動。「朝野側目，天下以為冤。」

諸多官員紛紛抨擊楊炎手段狠毒。淄青（地跨山東、河南的行政區域）節度使李正己帶頭上書責問朝廷：為什麼這樣倉促地殺掉劉晏？劉晏的罪名是否經過仔細核實？現在全國都替劉晏喊冤，希望把他的家人遷回都城。

楊炎重蹈覆轍

李正己可不簡單，他當時實力強大，朝廷頗有點怕他。唐中期之後，一些強悍的節度使尋找理由要挾朝廷的事屢見不鮮。楊炎一見李正己的上書，六神無主，生怕李正己和其他節度使借此向朝廷興師問罪，一旦事情鬧大，自己難免會被拋出來做替罪羊。於是，楊炎扣下李正己的上書，在頭腦昏亂之中，未經仔細考慮，就急忙派心腹到各地活動，對各地節度使說是德宗主謀殺劉晏，我楊某不過是執行命令而已。

德宗馬上就聽到了這個消息，立即派太監到李正己那裡核實。太監回報說，楊炎確實是把責任推到了皇帝一個人身上。德宗大怒，覺得楊炎不忠。《資治通鑒》說：「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隱而未發。」

德宗怎麼處置楊炎呢？他先是提拔了一個叫盧祀的奸人當宰相，分楊炎的權。盧祀的祖父盧懷慎是玄宗時期著名宰相，父親盧奕在抗擊安祿山的戰爭中英勇犧牲，這是盧祀的政治資本。盧祀本人則極善於揣摩主子心意，因而被德宗看中，把他從御史中丞（監察部司局級官員）的位子上提拔為御史大夫（部長），10天之後提拔為宰相。

盧祀這人面貌奇醜。鐵青臉又寬又短，微呈藍色。鼻子扁平，鼻孔朝天，雙眼距離超長。平常人兩眼之間的距離是一個眼睛的長度，他的雙眼距離足有兩個半長。盧祀眼睛的另一大特點是上眼皮和下眼皮幾乎挨上，看上去只有一道細縫。你看不見他的眼神，他卻能把你看個清楚。這一副尊容，真能把女人嚇死，人們背後都稱他為活鬼。再加上他沒什麼學問，不會寫文章，大帥哥兼大才子楊炎兩眼都不瞧他。

原來，自崔甫病重去世之後，楊炎一直獨攬宰相大權，現在盧祀橫插進來，指手畫腳，自作主張，心高氣傲的楊炎哪受得了這份氣？仗著自己當朝###、才大氣粗，不時跟盧祀爭吵干仗。

但德宗此時已經失去了對楊炎的寵信，兩人惡鬥的結果是，建中二年（781）七月，德宗罷了楊炎的宰相職務，調他任尚書左僕射這個虛職，跟劉晏死之前的官職一模一樣。楊炎又重蹈劉晏被排擠、被誣陷的覆轍。這樣的巧合，難道不是歷史的捉弄嗎？此時距劉晏被殺才一年。

盧祀是什麼人？《資治通鑒》說：「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誰要是稍微不附和他，就整死誰。這樣一個巨奸大惡，身居高位，又有德宗寵幸，哪裡放得過楊炎？

盧祀摸到了德宗的底牌，使出手段，查出楊炎曾利用宰相地位，迫使下級官員用高價買下自己的舊住宅，多拿了房價。這件事其實不至於判一個宰相死罪，但盧祀逼著判案官員無限上綱，對楊炎做出了「監主自盜，罪絞」的判決。

另外，更為險惡的是，盧祀還查出楊炎在長安曲江（西安市東南）建了一座祭祀祖先的家廟，這座家廟所在地是唐玄宗曾到過的地方。盧祀重點向德宗講了後一件事。他說：「楊炎建家廟，專門看哪裡有王氣，這小子暗中是想當皇帝。」

盧祀這一番話，再一次觸動了德宗的痛點和軟肋。德宗立即貶楊炎為崖州（海南瓊山）司馬同正（不任司馬實職，享受司馬級待遇）。

楊炎還沒有走到崖州，德宗的詔書就追下來了：「罪臣楊炎縊殺之。」55歲的楊炎就這樣結束了生命，這是建中二年（781）十月的事。楊炎死後，就沒有替他喊冤的了，這是作惡的報應。

余秋雨曾著文論述中國歷史上的小人。盧祀自不用說，楊炎是不是小人呢？諸多古代史書說是，這些著作指楊炎除了提出兩稅法之外，其他「乏善可陳」。

當然，楊炎與盧祀既有相同之處，又有極大區別。楊炎對唐朝經濟復甦做出了劃時代巨大貢獻，世界經濟史上都留下了他的腳印。而盧祀呢？成天只是揣摩主子意旨，內鬥整人而已。

楊炎的確是羅織構陷，報復心強，有小人的品性，他的道德規範是有問題的。但是他要殺一個四朝###、總理級大臣和指揮國家經濟運行的台柱子，豈能私下個人說了算？在這個案子中，最大的責任人是德宗，最後賜死劉晏的命令就是德宗下發的詔書。德宗一時起殺機幹掉劉晏，緊接著又殺楊炎，為什麼？他是以此向天下做個交代，平息眾怒。兩次殺掉大臣，理由都不充足。中國歷史上兩個天才的宰相理財家，就這樣草草死於非命，豈不是我們民族的悲劇？應該說，德宗才是罪孽更大的小人。

德宗殺劉晏和楊炎，都是根據傳說和虛報，這兩個傳說和虛報，恰好擊中了德宗的痛點。這說明楊炎和盧祀這兩人，有著敏銳的感知能力和精細的揣摩術，平地起驚雷，一發必中。同時也說明，心胸狹隘的德宗對於自己皇位的穩固性，有著超乎一般人想像的敏感。唐代安史之亂中，爭奪統治權之戰異常殘酷，德宗的過敏，也是時代的產物。

唐代最高領導人產生機制的缺陷，導致了君臣兩方面的人格變異。

在中國歷史上，政治上的小人實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體制的產物。正是專制的皇權，源源不絕地大批製造著小人，連皇帝本人也概莫能外。歷史這隻大手，正是這樣捉弄著人們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