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年間罕見大旱 罪魁是強厄爾尼諾現象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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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年間罕見大旱 罪魁是強厄爾尼諾現象

2015年05月15日 歷史真相, 清朝皇帝 暫無評論 閱讀 115 次

在歷史上,自然災害是經常發生的,而它對社會秩序、人民生活的影響,不但與災害本身的嚴重程度密切關聯,而且更取決於特定時代條件、社會狀況下的人為救助能力和水平。這裡我們要說的,是130年前清朝光緒初年發生特大旱荒的情形。因為那場災荒的嚴重程度是百年不遇的,而高峰年份是在干支紀年法的丁丑、戊寅年(光緒三、四年,1877、1878年),所以歷史上通常稱作「丁戊奇荒」。


旱情:連續幾年大旱少雨


旱災是最常見的自然災害之一,特別是在降水較少的中國北方,它更是司空見慣。而光緒初年主要發生在華北地區的那場大旱災,不僅僅是在丁丑、戊寅兩年,而是前墊後續地遷延了四五年之久:光緒元年(1875年),該區的旱像已見苗頭,第二年更趨明顯,接下來兩年「登峰造極」,後邊則還有餘波綿延。在涉及的地域範圍上,山西、河南受災最烈,直隸、山東也是較重災區,另外,還涉及華北範圍以外的陝西(亦重災區)以及隴東、川北、蘇北、皖北等地。


至於旱象,就拿丁丑年山西的情況來說,整個春季滴雨未落,及至入夏之後,雖說偶有雨下,但那雨就像民間所說的「知了尿尿」,難能濕透地皮。麥收自然無望,夏種也難進行,強行補種點什麼東西,要麼連苗都出不來,要麼勉強出苗後就又很快枯萎。何止山西,又何止此一年,在波及數省的廣大區域,一連幾年的時間裡,大旱少雨,不少地方農事幾廢,災情的嚴重可想而知。


當時外國傳教士在華所辦的《萬國公報》上載文有云:「天禍晉豫,一年不雨,二年不雨,三年不雨,水泉枯,歲洊饑,無禾無麥,無粱菽黍稷,無蔬無果」。又豈止晉、豫兩省,所謂天干地燥,烈日如焚,河道斷流,溝渠俱枯,田土龜裂,赤野千里,這類的寫真,是各地災區多有過的慘象。


饑荒:死者被偷去割食


嚴重災害導致慘酷饑荒的發生。還是上面引及的《萬國公報》上的那篇文字中說:「官倉匱,民儲馨,市販絕,客糶阻。斗米千錢,斗米三千錢,斗米五千錢……賣田,賣屋,賣牛馬,賣車輛,賣農具,賣衣服器具,賣妻,賣女,賣兒。食草根,食樹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紙,食絲絮,食死人肉,食死人骨。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為人食,親友不敢相過……餓殍載途,百骨盈野。」


你看,儲藏匱乏,商旅大困,糧價飛漲,人畜皆饑,變賣一切可賣的東西,甚至妻子兒女,食一切本不可食之物,甚至人肉人骨,即使如此,也難逃一條死路,終造成「餓殍載途,百骨盈野」的一派慘象。當然,其表述或有絕對化意味,但所涉及的種種現象都不為虛,皆有真實存在。


當時山西巡撫曾國荃(曾國藩的弟弟)在給清廷的奏報中說,「樹皮草根之可食者,(饑民)莫不飯茹殆盡。且多掘觀音白泥以充飢者,苟延一息之殘喘,不數日間,泥性發漲,腹破摧腸,同歸於盡」。即使「食人」這等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在當時也絕非子虛和罕見。


時人記述:死者有的被人偷去割食,就像宰殺豬羊那般肢解取肉;有的甚至是把活人弄到別人看不見的地方而殺掉,將其肉或是自食,或是賣掉;竟有婦女躺在死人的身上嘶嚼其肉;有人則把餓死者的屍體懸掛在富家的門口上,或是割下其頭來扔進人家門裡,作為詐索取食的手段,而像這類駭人聽聞的事情,竟然「層見疊出 」。


不要說尋常百姓,就是到災區辦賑的官員及其隨員,也面臨被人殺而食之的危險。一個叫羅嘉福的官員,被派往山西襄辦賑務,行之中途,其原本隨行的兒子忽然不見,找來找去,最後才知道「已為人所食矣」。還有一個叫黃貽楫的官員,在河南襄辦賑事,一次偶出暗訪情況,即遭綁架,綁架者撕脫其衣就要割肉,他極力地申明身份,並且出示所帶著的文券來證明,經過好一番折騰,才算得釋。值得說明的是,像上述事情,絕不是捕風捉影的無根遊談,而是士大夫輩在其或是文章或是日記中嚴肅記載下來的。


直隸的饑荒情況也頗為慘重。該省南皮籍的官員張之洞,在光緒五年(1879年)秋向朝廷的奏報中述及該省災情,說保定、河間一帶,「大率一村十家,其經年不見谷食(只以樹葉、野菜類充飢)者,十室而五;流亡轉蓰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運河、官道之旁,倒斃滿路」。


在這次大饑荒中,災區死亡的總人數不下一千萬,而僅山西一省,就達500萬之多,甚至有說這還只是1877至1878年冬季的數字,而當時該省的總人口也只有大約1600萬人,按餓死500萬計,差不多就損失掉三分之一。饑荒嚴重的地方,整家整家地餓死,而一村一鄉之中死多活少,這種情況比比皆是。可真是 「萬戶蕭肅鬼唱歌」,一幅多麼慘不忍睹的饑荒圖!


成因:與有關


既然是自然災害,當然要注意造成災荒的自然因素。就華北所處的地理區位而言,旱災尤為突出,所謂「十年九旱」,在當地習成熟諺。不過,像光緒初年的這種特大旱災,當然也不會常見,其發生,該有特殊氣候背景條件的原因。


有專家研究揭示,當時就有全球氣候異常的背景,出現強厄爾尼諾現象(指東太平洋赤道地區海水變暖的現象),亞洲地區的季風顯著減弱,使季風雨帶的推進過程和降水特徵發生變異,造成了我國北方地區出現了嚴重乾旱(參見《復旦學報》2000年第6期)。


當然,還需要結合華北地區自然地理的具體情況來看。自然地理學上的「華北」地區,南緣在秦嶺、伏牛山、淮河一線,西界為黃河青銅峽至烏鞘嶺再至洮河、白龍江一帶,東及於渤海、黃海,北側則與內蒙和東北兩區(當然不是按行政區劃線,而是按一定的氣候特徵標準)相接。


其平原貫通直隸、山東、河南等省,土壤主要是褐土、潮土等;高原(主要在山西)則屬被黃土廣泛覆蓋的山地型高原,內部原面破碎高低起伏較大,地貌類型多樣。該區年降水量較少而主要又集中在夏季,地表徑流和地下水位都與汛期降水情況密切關聯。而大多地域對降水多少的適應能力又很差,同治朝後期一度在直隸做總督的曾國藩就說,該省土地貧瘠,災害多發,「暫晴已旱,一雨輒潦(就澇)」,簡直使人「一籌莫展」。光緒初年的大旱之期,華北地區既然降水量奇少,河渠和地下水儲條件自然就都極差,何況當時在這方面開發、利用的能力上本來就很低,防範和抵禦災害的自然基礎條件十分不好。


總之,從自然因素方面看,對於削減當時的旱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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