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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唐代在中國歷史上究竟有多珍貴?

2015年05月11日 歷史真相 暫無評論 閱讀 224 次


 



陳弱水的家庭有些特別,父親陳慧劍一生最大的事業是推廣佛教,所著《弘一大師傳》風行台灣數十年,對知識青年認識佛教影響頗深。父親去寺廟時也常帶上年幼的陳弱水。1976年暑假,陳弱水參加了一個佛教夏令營,才開始系統地瞭解佛教。多少年後,陳弱水回憶,家庭特殊的氣氛對他的影響是讓他對人生的看法帶有一種宗教感。


胡適的影響更為深遠


高中時代,陳弱水對西洋文學、歷史和哲學都有興趣,不過後來才察覺,對於文學的興趣主要在文學評論方面。1974年他考入台大歷史系。父親受胡適的影響很深,陳弱水因此也讀過家裡所藏的胡適著作,也在圖書館看過《自由中國》等舊刊,瞭解一些殷海光的思想。對他而言,胡適的影響比殷海光更為深遠。


大學時代,正是美國的余英時、林毓生、張灝等華裔歷史學者對台灣產生影響之際。陳弱水既讀余英時和林毓生的書,也讀唐君毅和牟宗三的書,主要興趣在思想史。1975年初,林毓生到台大歷史系任客座教授,陳弱水聽他的課後感覺頗有收穫,開始花力氣學英語。讀了台大歷史研究所一年後,陳弱水考入美國耶魯大學,成為余英時的學生。


在耶魯大學時,陳弱水擔任過余英時和史景遷的助教,耳濡目染深受教益。攻讀中國思想史幾年後,陳弱水將自己的研究方向確定在唐史。談起「漢魂唐魄」的說法,陳弱水笑道:「不要太浪漫,這只是一個符號罷了。漢唐也有很多缺點,不過,要講世界性,那應該是唐代的特點。後來中國人的心態變化很大,自我中心越來越強化。」


1987年在耶魯大學博士畢業後,陳弱水留校教了一年書。1988年至1993年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其間和葉嘉瑩同事一年半。陳弱水回憶:「葉嘉瑩教授有很強的傳播詩歌文化的責任感。她有超越的一面,不顧任何艱難,希望延續這個文學傳統。」


回到台灣後,陳弱水長期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後成為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同時也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合聘研究員。陳弱水說:「在台大,我的工作變得更繁重,要承擔研究、教學、行政等工作,要指導的研究生多。在華人社會,很難什麼事都拒絕,因為太忙,文債很多。」


對大陸瞭解多一點


在治學的同時,陳弱水始終關注和思考公共事務。談到台灣人文學家不再對公眾社會產生巨大影響力的現象,陳弱水認為,「我到耶魯大學時,人文學家處於美國高等教育界核心的地位,最主要的幾個大學的校長都是人文學家,現在越來越少了,當然現在哈佛大學的校長還是歷史學家。可台灣很早就不是這樣了,我在台灣念大學時,校長早就由科學家擔任了。因為中國文化中有很深的功利主義,過去重視文,是因為科舉考文科,科舉廢了之後大家都念工科了,即使是早期的留美學生也多是念理工的,這種情況發生得很早。就整個社會來看,以自然科學為主,早已經是趨勢。念理工的人對念文科的人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是來自於教育和考試制度,覺得念理科比較難。現在台灣政府是以政客為主,他們也不太徵詢非政客的學者的意見。現在是政客的年代,政客考慮的主要是政治利益,當然其中也包括意識形態的利益。」


現在,陳弱水不時應邀到大陸進行學術訪問,他的多種著作出版了簡體字版。談到中國情懷,陳弱水說:「台灣人的中國情懷基本上有三種,第一種就是實際的生活,第二種是經濟跟大陸很密切,第三種是意識形態的問題。這是就集體而言,個人就更複雜了,我覺得台灣人包括知識分子對大陸瞭解很少,原因很多,包括台灣媒體報道很凌亂,沒有系統。不過我從小比較好奇,自認為對大陸瞭解多一點。」


陳弱水和太太周婉窈是台大的同班同學,後來同赴美留學。回到台灣後,兩人都任職於中央研究院,周婉窈在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台灣日據時代的歷史,也研究17世紀的台灣。如今兩人都在台大任教授。陳弱水介紹,周婉窈對文學和藝術都有很大興趣,充分結合到她的歷史研究之中。生活中,年輕的時候夫婦倆喜歡旅行,但現在太忙,休閒時主要聽古典音樂。


台灣大學校園典雅古樸,隨處信步,觸目所及常引起對學界先人的念想。我隨陳弱水先生邊走邊聊,聽他指點舊跡。第一次暢談後,陳先生發來了他在台大的演講稿《台大歷史系與現代中國史學傳統》,讓我對台大歷史繫了解更深。再次見面在他的研究室,我們聊到了一些故人舊事。


印象最深的一堂課


我猜想余先生事前沒有準備,學生拿出什麼條目來他就臨時看,結果一面讀,他就一面指出趙翼的錯誤,並說出正確的答案。


時代週報:在台大讀了五年書後,怎麼想到去耶魯大學留學?


陳弱水:我本科畢業後先去當了兩年兵,一年在桃園,一年在金門,回來是1980年,就進了台大歷史研究所一年級,只念了一年就到耶魯大學的博士班唸書。我的歷史專業教育有十一年半,本科四年,碩士一年,博士班六年半,這十一年半中,在台大只有五年。所以我受到台灣學界影響比較少,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美國學界。耶魯大學是美國人文學界的核心,知識力量、學術力量不是台灣大學所能比的,所以這六年半對我的影響很大。在耶魯,我基本上跟余英時和史景遷兩位先生讀中國史,也修讀歐洲思想史。選擇耶魯,是因為余先生在耶魯的緣故,余先生知道我,也歡迎我去。


時代週報:耶魯時代的余英時先生是什麼樣的?


陳弱水:那是他創作力最旺盛的時候。他住在新港城郊外,年節的時候我們會去探望,他對我們這些異鄉人幫助很多。余先生一方面創作力很充沛,一方面還幫助學生。因為偶然的因素,我去的第二年就當他的助教。其實當時我對美國的瞭解、英文的能力還不足以當助教,剛好原來的助教因為某些原因不能繼續當,我只好硬著頭皮上。我當余先生的助教起碼有三次,當助教要跟學生討論問題,比當學生的聽課更認真,一年以後我還要出考題,改考卷,打分數,要對余先生有相當的理解才能寫出讓余先生滿意的考題。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的收益很大。


時代週報:他上課怎麼樣?


陳弱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旁聽研究生的課,我們念趙翼的《廿二史劄記》。我猜想他事前沒有準備,學生拿出什麼條目來他就臨時看,結果一面讀,他就一面指出趙翼的錯誤,並說出正確的答案。這對我做研究有很深的啟示:人文學者做研究要靠自己的心、頭腦,隨時都要處在一個嚴謹、具有批判性的狀態當中。他的創造力很充沛,這點在中文學界很多人知道。他無時無刻不在想問題。


時代週報:你在耶魯上史景遷的課多嗎?


陳弱水:我當過他的助教,還有研究助理,跟他的接觸比較多。他的書我也讀過一些,瞭解他的風格。他的風格在中國史學傳統裡是沒有的,所以對我有些影響。最重要的是讓我瞭解到西方史學中的文學成分,強大的敘事傳統,這和中國清代零碎的考證,實在是鮮明的對比。很多人以為敘事史學是新的,其實是很強大的傳統,很多人對西方的認識是透過西方傳來的新思潮,根本不知道西方日常性的主流是什麼東西。


時代週報:他上課講故事能力很強?


陳弱水:大學部的課是根據講稿講故事。研究生的課是討論性的。不過在我跟他私下接觸看來,他整天都在想故事,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把各種歷史訊息合成一個個圖像。


時代週報:他在美國學界影響多大?


陳弱水:他的影響主要不在學界,是文化界,如果是學界,也是中國研究以外的學界,使研究中國史以外的人瞭解中國歷史,特別是明清歷史。他等於是在英語文化界裡中國史學的一個代表性人物。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很珍貴的時代


當時中國是面向西方的世界,不是面向東亞的世界。東亞的國家是向中國學習的。


時代週報:在耶魯大學,你最後的研究方向為什麼是唐史?


陳弱水:進了耶魯,當時的計畫是研究中國古代思想,主要原因是以為古代思想是瞭解中國文化的根本。慢慢感覺到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路子,因為資料有限,研究的人很多。我到耶魯第二個學期就跟余先生說,我要改做北宋研究。余先生很支持我,通過北宋來瞭解宋學的興起。我花了一個學期,寫了一篇關於曾鞏的報告。寫完後我跟余先生說不行,雖然讀了些文集,但還是迷茫,必須往上追溯,做唐代研究。做唐代不能光做儒家,儒釋道都要做,尤其是佛教,我剛好出身在佛教家庭,對佛教的認識比別人多,上大學後也稍微系統地接觸過佛教。當時我不知道做唐代還要注意文學,因為唐代重要的士大夫都是文人,我對文人的研究準備不夠好,後來花很多年補。這時已經是博二下學期,余先生說非常好。


時代週報:陳寅恪先生的唐史研究有多重要?


陳弱水:很重要。陳先生的研究涵蓋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寫了一些魏晉南北朝的論文,還通過《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回溯了一些,然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講唐代。陳先生提出了很多課題和典範性說法,使中國中古史研究立刻達到了別的領域一開始沒有的深度和高度。我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中古史的時候,陳先生的研究還是很先進。台灣、香港、海外也有一些成果,但都是片段性的,不能整體超過陳先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他的課堂筆記,也就是萬繩楠整理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講演錄》,這也是前沿性的。所以,作為一個領域的開拓者,典範的提出者,他的前沿性,曾經很少人能超過。現在很多人已經超過他了,可以說他哪方面的說法太過了、不可靠,以前我們讀,只能懷疑,不能很明確地這樣講,因為沒有這麼多的研究積累。


時代週報:張廣達先生談到唐代文化中的多元、開放心態,是一種相當可貴的精神。


陳弱水:我想在唐代前半期可以這麼說,後期就不一定了。我的一篇文章談到中國以自我為中心的歷史情境,唐代是例外。不過唐代這個情況與其說是精神使然,不如說是歷史環境的反映。有兩個歷史環境因素,一個是隋唐是隨著北朝建立的,北朝統治階層跟北方的遊牧民族、中亞西亞商業民族關係很密切,比較沒有中華中心的思想。隋唐統一以後,變成了世界最強的帝國,是一個國際性的帝國。第二個歷史因素是,當時中國核心地域黃河流域跟其他地方有很流暢的交通管道,南方也有南海貿易。當時中國是面向西方的世界,不是面向東亞的世界。東亞的國家是向中國學習的。不過到了8世紀末,中國就有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士大夫階層,他們本來就不是這麼全心全意開放的。當然還有吐蕃佔據了河西走廊,切斷了中國跟西亞的聯繫,後來西夏興起、伊斯蘭教興盛等,阻斷了中國的向西之路。人的意識多少都是對環境的反應。當歷史環境發生變化,你本來就沒有衝破的心態,本位主義就強了。不過,這段時間確實是中國歷史上很珍貴的時代。


我不滿意學術界的商業化


不要讓學術界的人認為自己在公共事務上有什麼特權,你的專業跟你關注的公共事務不一定吻合的,不好好瞭解,不能隨便說。


時代週報:我看你的書,覺得你的公共意識很強。


陳弱水:對。可是我講的公共意識恐怕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樣。這裡有幾個層次。第一個是我研究中國本土的「公」。中國「公」的傳統很強,可是沒有明確的範圍概念。「公」的最主要意義大概有兩個:一個是全體,大公無私;另一個是公心,心理上的「公」。在現代社會中,公私領域的區分,生活中如何創造穩定的有建設性的集體秩序,是一個關鍵問題。要理解這個問題在華人社會中的困難,必須瞭解中國原有的「公」缺乏領域意義的特色。跟「公」的問題相關的,是中國缺乏消極性的道德觀念,即有所不為的責任。世界上有一些倫理性行為,特別是跟自己家庭親友之外的人事相關的道德,是消極性的,譬如不要破壞別人,不要傷害別人,我要遵守規矩。中國雖然很講道德,但這類的很少。「社會公德」就屬於消極性的,因為跟中國人的道德概念不相符,很難引起重視,於是大家日夜占社會的便宜,占陌生人的便宜,社會有些像叢林。這些問題牽涉很廣,很深,不能只從現代西方的觀念來瞭解,是一串一串的,我就像考古一般來追索。


時代週報:南方朔提到,當下公共知識分子已經很少了。這跟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嗎?


陳弱水:「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是從西方傳過來的。「公共知識分子」是指有一種知識分子,受過程度不等的專業訓練,關心社會,常對專業以外的一般性問題發言。現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有德國的哈貝馬斯,還有加拿大的泰勒,他們既是第一流的社會理論家、哲學家,又是知識分子。這個詞本身就反映了社會的變化,大部分知識人從事專業工作,並沒有意見領袖的身份。這個變化也有健康的地方,不要讓學術界的人認為自己在公共事務上有什麼特權,你的專業跟你關注的公共事務不一定吻合的,不好好瞭解,不能隨便說。


可是,我覺得現在台灣學術界發展日益商業化,用商業利潤來想像學術業績,人們常不好好考慮學術在知識上對人類有什麼貢獻,而是發展出一套封閉的計算方法,上什麼學刊、拿什麼獎,把學術界搞得跟商界沒什麼不同。如果認真以知識為導向,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關注專業,百分之五的人關注公共,這很好。有一種狀況不好,隨便掛了教授頭銜,胡說些話,別人都要聽,其實很多話是無知,對事實不瞭解,甚至是操弄,這不見得健康。我個人不滿意的是學術界的庸俗化,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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