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高宗武揭露《汪日密約》赴美避難搖身從商
高宗武(1906-1994),浙江樂清人,畢業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法學院,中國現代有名的「日本通」。他1935年出任民國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是1934年到1939年間中國對日外交的主要參與者和見證人,熟悉諸多談判內幕。1940年1月,他與陶希聖將《日汪密約》(全稱為《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及附件)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一時震驚海內外,史稱「高陶事件」。此後,高宗武就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成了「謎」一般的人物。筆者根據所掌握的資料,在此說說高宗武旅美期間的幾件事,希望引起治史者的興趣。
一、回憶錄出版的一波三折
「高陶事件」發生後,蔣介石頗感欣慰,稱其為「浙中健兒」,並托杜月笙轉交他給高宗武的一封親筆信,對高宗武棄暗投明的行為表示歡迎,並表示:高宗武「今後如願返渝作研究工作亦可,不過,依愚見,最好渡美考察」。高宗武心領神會,毫不猶豫地遵命赴美。1940年3月8日,化名「高其昌」的高宗武以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參事官的身份,偕夫人沈惟瑜離開香港,輾轉於5月29日抵達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胡適根據蔣介石對高「多予照拂與維護」的旨令,對初來乍到的高宗武夫婦悉心關照。胡外出演講時,便由大使館三秘遊建文及其夫人陪伴高宗武夫婦。6月15日,高宗武夫婦遷入康涅狄克花園415號,兩年後搬至Kalorama Road 1915號,上世紀六十年代又遷居Van Ness公寓,過上了自謂「在簡單中求安定,在苦悶中求清靜」的隱居生活。
高宗武在歷史上雖然算不上大人物,但因緣際會,他得以在中日關係最敏感、最艱難的歲月充任中國對日交涉的主要談判者,置身於時代的風口浪尖,而且與蔣介石、汪精衛的關係都極為密切,所以其身上負載的歷史信息又是豐富而沉重的。他剛在美國安頓下來,包括胡適在內的諸多老友便勸他趁賦閒的機會,將自己對日本政治社會的認識及長期與日本人打交道的「痛苦經驗」寫出來,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胡適等人更是「大義相責」,說如果不寫,將對不起同盟國及苦戰中的祖國軍民。高宗武無話可說,遂決心做一個「Facts teller」,書名定為《日本真相》。
高宗武從1942年5月29日開始動筆,至1943年2月曆時九個多月草成書稿,共約十五萬字。內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九•一八以後的中國外交方針」,闡述了從1931年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中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戰略,並回憶自己所參與的歷次重要中日交涉事件,如與偽滿洲國的「通郵事件」、成都日本領事館事件等等;第二部分「日本製造傀儡政權」是全書最富史料價值的章節,高宗武以第一手資料為依托,對汪精衛投敵的心理過程和具體環節,對「高陶事件」始末,對自己與蔣介石、汪精衛的關係等言之甚詳;第三部分「日本內幕」則是他長期研究日本政治和社會的心得總匯,對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政治史和民族性格頗多個人創見。
書稿草成後,高宗武首先送給胡適一閱。那時胡適已卸任大使職務,但仍在美國從事學術研究活動。胡適放下手頭的工作,在通讀書稿後致信高宗武說:「此書不一定是best seller(最好賣家),但應該有一個很高的dignity(位置)。有些地方,你最好用點功夫耐心作些小注,使讀者易於明瞭。關於第一部第一章,我覺得有此需要,這章也寫得不壞。你可再讀一遍,充實其內容。」又寫道:「老實說,你的初稿實在是隨興致寫去,頗不講究文字與體裁,故是一部草稿……鄙見如此,想老兄不怪我亂說話。」胡的意見很直率,很中肯,高宗武據此對書稿作了一次認真的修改和梳理。
高宗武在美國事事謹小慎微,奉行低調做人的原則,所以在書稿基本成形之時,他致信陳佈雷,通報了自己的寫作事宜和出版計畫。因他的哥哥高公度及至親數家都在上海經商,深慮敵人報復,故他告訴陳佈雷,說自己「仍在猶豫中,未知此點可否請轉呈委座與月笙先生商一辦法,但亦不必過於勉強」。不久,高宗武便收到陳佈雷的回電,說「近況已呈委座,大著請兄放心出版,無需考慮,此亦吾人報國之一道也」。得到這一「聖旨」,高宗武便傾全力於此書的出版,希望為美國人戰勝日本提供一個有價值的歷史文本。
起初,接替胡適任中國駐美大使的魏道明給高宗武介紹一位名叫約翰•庫爾格倫的美國朋友,幫助高宗武編輯並聯繫出版事宜。庫爾格倫時在美國戰時軍事情報處工作,過去曾在中國生活十幾年,會說中文。在他的幫助下,高與美國戰時情報處簽訂合同,並僱傭陳愛麗等四名中國人擔任翻譯。這一工作進行到1943年8月,忽然傳來美國國會剝奪戰時軍事情報處在國內宣傳權利的消息,出版合同就此作廢。
1943年8月25日,高宗武帶著書稿到紐約拜訪《大美晚報》的創辦人斯塔爾先生,請他幫助編輯並聯繫出版,並把胡適先生的推薦信拿給斯塔爾一閱。胡適稱高著「絕對是第一手資料」,「是戰時最重要的書籍之一」,並答應為該書作序。斯塔爾眼光很敏銳,對該書極感興趣,同時也坦率地說前言寫得「太客氣,太謙虛,太中國味」。他當即邀請高宗武去他的農莊過週末,做進一步的商談。8月29日,高宗武與胡適、徐大春前往斯塔爾的農莊,在輕鬆的氣氛中就該書的編輯和出版進行討論。斯塔爾說:「這本書很有可能成為最好賣家,但必須重新編輯,要使美國大眾發生興趣,銷售就會好。最好三百頁以內。要肯花錢宣傳,因為在美國出書宣傳特別重要。」他推薦奧特麗(Utley)女士負責編輯,書名擬改為《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奧特麗出生在英國,畢業於倫敦大學歷史系,1939年來美國,出版過「Chi-na at war」、「The Dreams we lost」等著作。
胡適對該書的編輯予以了全程關注。1944年2月4日,他給高宗武寫信說:「奧女士為大作,確實用心用功,你誇獎她,她一定十分高興,一定更熱心工作。」又說:「Starr(斯塔爾)手下有兩人是能文的,一是Utley,一是Mr.Woodhead。聽說Woodhead頗有幫奧女士忙之處。此君是一隻兩腳書櫥,記得中日人物掌故不少。」2月29日,胡適再次致信高宗武,說請奧女士編輯此書大致很適宜,「她的知識在一般『鬼作家』之上」,而且「她的文字大體不壞,雖極忙碌中趕成,大致尚好」。事情似乎一切都很順利,但萬萬出乎高宗武、胡適意料的是,奧特麗女士忽然提出自己為該書出力甚多,要與高宗武分享著作權。高宗武堅決不同意,並寫信給胡適,希望他幫忙將書稿從Doubleday.co(雙日出版社)拿回。胡適急忙打圓場,一方面囑咐高宗武不要急於拿回書稿,因為「這樣會引起爭執,並可能傷害你將來同出版商的交易」,另一方面要斯塔爾出面制止奧女士的過激行為。但奧女士固執己見,高宗武只得再次放棄出版。
高宗武並未因此事而氣餒,隨後他又聯繫上美國資深外交家索爾茲伯裡,請他出面幫忙出版此書。索爾茲伯裡曾擔任《遠東觀察》主編,並在中國和日本服務多年,此時正賦閒在家。他非常愉快地答應編輯此書並聯繫出版。從1944年7月18日到9月1日,索爾茲伯裡在助手的協助下完成編輯工作,全書254頁。緊接著索爾茲伯裡聯繫了多家出版商,但卻紛紛遭到拒絕。主要原因是此時遠東戰局已經明朗化,日本戰敗已為期不遠,此書的價值因此而大打折扣。事情拖到1945年,高宗武認為該書已錯過最佳出版時機,故不再尋求出版。
1994年,高宗武病逝於華盛頓。2004年,夫人沈惟瑜也隨之而去。高宗武孫子高昕在清理兩位老人的遺物時,意外地發現了這部塵封六十年的中文稿《日本真相》。無獨有偶,就在高昕有了重大發現時,陶希聖的兒子陶恆生先生也在朋友的協助下,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獲得高宗武著作的英文稿。這份英文稿保存在上述美國資深外交官索爾茲伯裡(Salisbury,188l-1976)的檔案中,很可能是索爾茲伯裡在替高宗武介紹出版商時留下的一個副本。陶恆生先生如獲至寶,因為他當年寫《「高陶事件」始末》時,不知尚有高宗武的回憶錄存世,總感到在印證其父的某些回憶時缺乏有力的旁證,一直引為憾事。陶先生將英文稿複印後,花費近一年的時間將其譯成中文,並陸續在台灣《傳記文學》上發表。正當他有意將此書出版時,他得知高宗武的家人已發現該書中文稿,並積極在中國大陸尋求出版,便停止了出版高宗武遺著的計畫。
《日本真相》一書的英文稿經過多人修改,在結構、內容和觀點上與中文稿有較大的出入,因此,中文稿比英文稿更能反映高宗武的真實想法,更具有史料價值和參考價值。2008年底,《日本真相》一書終於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二、「被天強派做商人」
高宗武到美國後是如何謀生的,抗戰勝利後他有怎樣的歸國心情和職業計畫,這些一直是學界未完全弄清楚的問題。
從1940年到1944年,高宗武每年均收到中國駐美使館轉來的蔣介石特批給他的生活補助費,少則四千美金,多則四千八百美金,這在高宗武日記及信件中均有明確記載。如他在1944年給陳佈雷的一封信中寫道:「委座匯下之美幣四千八百元,業由伯聰大使(魏道明)轉到。」「竊思委座日理萬機,竟能垂注如此周詳,感愧之餘良用興奮,唯宗武才疏資鈍,深恐無以付長者期望之殷耳。」當時美國大學生一年的學費約為八百美元,畢業後的月薪為一百多美元,由此可見高宗武每年獲四千元以上生活補助費是相當可觀了。
但在抗戰勝利後,這種生活補助便難以為繼,而高宗武也動了回國效力的念頭。1946年4月2日,他致信蔣介石說:「宗武自民國二十九年五月抵美以來,於今六年,旅中情況歷年謹托佈雷先生約略代陳,諒在明察。自民國三十一年初夏,奉諭『集中力量專修一門』後,宗武即致全力於美國工商業情形之研究,蓋此實美國精華之所在,亦即我國今後所急宜努力振興者也。數年以來,日積月累,似尚有相當心得,茲擬就歸國後欲作之事兩件由佈雷先生代為面陳,是否可行,謹請鈞裁併賜指示,藉便遵循。」信中所說「歸國後欲作之事兩件」,據高宗武寫給陳佈雷的信,一是聽眾銀行家李復生的建議,出面整頓上海證券交易所,借鑒美國經驗,使股票債券深入民間,藉以振興戰後中國的工商業;二是開辦幾個小規模的工廠,專製出口商品,將戰前一部分日本人的商場取而代之。總之,他回國後的職業計畫是實業而非政治,儘管那時他與國內友人通信時也對國內政局深表憂慮,積習難改地抨擊時政,並為蔣介石政府向美國借款和爭取美國輿論支持出謀劃策,但對再次從政基本上是斷念了。
1946年9月17日,陳佈雷給高宗武發去電報,稱「回國事主席面諭贊同,特電奉達」,「旅費如何,請即電示,以便請求匯寄」。收到電文,高宗武十分高興,9月20日給陳佈雷回信申請回國川資。據他測算,「以目前情形論,武夫婦兩人外加行李書籍,事實上約需三千美元」,「又武從來未去過歐洲,滿擬在歸國之前順便赴歐一遊,但費用一層恐需另加美金三千元,倘先生以為所請數目太大,則歐洲之行可做罷論,敬請酌量決定是幸」。該信發出後,細心的高宗武又琢磨起「回國事主席面諭贊同」的電文,覺得此電文甚為籠統,對自己提出歸國後想做的兩件事隻字未提。高宗武難以釋懷,於是在9月24日致信陳佈雷說:「主席贊同武之歸國,是否同時贊同武前函所陳之事,或僅指回國一點而對前函所陳之事未有表示?不知便中能否賜示一二,若先生事忙,請托陶兄(希聖)寫信可也。」信末,他自認「精神不安之至,尚祈長者諒宥為禱」。
正當高宗武整理行裝、歸心似箭的時候,國內傳來的消息卻不啻給他連澆冷水。1946年冬到1947年春,他接連收到杜月笙、董顯光、張嘉璈、胡敘五等老友寄來的勸他「暫緩回國」的信件。高宗武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收到胡適寄來的有關對周佛海、梅思平、李聖五等漢奸的庭審剪報,他才恍然大悟。原來,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在接受庭審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到高宗武在跟隨汪精衛投敵中的重要作用,儘管高宗武有立功贖罪之舉,而且重慶國民政府早在1941年2月便正式行文撤銷了對他的通緝令,但畢竟屬於「大節有虧」之人。在這樣一個敏感時期回國顯然「形格勢禁」。到1947年秋冬,國共內戰正酣,老友陶希聖直言相告:「兄暫緩回國之期,甚為恰當。」「兄如有需轉呈總統之事,仍函寄首都弟處,當隨時為之上言。」這時的陶希聖已被蔣介石倚為肱股之臣,他的話實際上就是上峰的旨意了。
歸國無望、生活又陷入窘境的高宗武從此徹底流落異邦。「不禁久病精神減,詎意長閒意氣消」,他曾用清代詩人黃仲則的這句詩形容當時的心境。自認「對蔣介石先生已失去價值」的高宗武四顧彷徨,剩下的只有自救一路了。他毅然做起股票投資生息,並且一出手就獲利甚豐。這當然不能僅僅歸結於運氣,更重要的是1942年以來高宗武深入研究美國工商業行情的結果。1948年12月26日,他在給魏道明的一封信中說:「可記得你在華盛頓時,我已開始注意投資事業,不料這就成為我客中謀生的工具,所幸年來慘淡經營,相當順利。」又感歎道:「孜孜為利,本非我輩興趣之所在,亦不是前輩朋友之期望於我者,可是在目前環境之下,只有『自笑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做商人』。」這種欣慰中帶有苦澀的心情,在1955年12月26日他寫給台灣的侄子侄媳的信中更是表露無遺:「這七八年來,我在美國靠投資生意謀生,這是相當難、相當辛苦的職業,就精神論,一天之中沒有一刻可以休息的,但我既做了苦工,也只有精神上辛苦一點。」
高宗武炒股獲利的消息不久就一傳十、十傳百,以致香港的《新聞文摘》說他在新大陸成了千萬富翁,再也不是原來那個窮教授和政客了。而他的許多老友如胡適、陳立夫、魏道明、程滄波、胡敘五、孫恭度、王益滔、梁和均等也紛紛請他代理股票生意。1948年8月,高宗武的夫人沈惟瑜正式參加一個很大的投資公司作經紀人,負責處理高宗武夫婦自己及各位朋友的投資戶頭。高對朋友們盡心盡責,及時向他們通報股市行情和獲利情況,並按時結清,以免懸念。如他給孫恭度寫信說:「兄賬上尚存兩種股票,今後一切,自當依規遵命辦理,但請兄切莫弄得太緊張,一緊張則身體精神備受影響,彼此皆不太好也。」又寫信給程滄波勸解道:「投資股票者,人人皆想獲急利、厚利,結果往往大失所望。弟是身歷其境者,所以對此種心情相當諒解。以兄所交之資本,每年若希望有千餘元固定收入,在事實上,弟不說不可能,但此乃一極困難之題目,想必華爾街很不容易找到能做這篇文章者。」他希望朋友們從長計議,因為「財不入急門」,太急躁了反而壞事。
胡適先生1949年4月再次來美國初期,經濟上極為拮据,全部家庭存款不足兩千美元。他只好自己外出採購食品蔬菜,經常在電車上被擠得東倒西歪。一些朋友去看他,他請不起客,只得煮茶葉蛋招待客人。高宗武將胡適視為誼兼師友的終身知己,曾說自己一生最佩服兩個人,一位是胡適,一位是杜月笙。到1951年初,胡適經濟上略有改觀,便托請高宗武代買股票,高欣然答應。1月9日胡適在給高宗武的信中寫道:「我現在交上三千美元,一切歸老兄調度。此錢本是idle money,老兄全權運用,如有損失,決不可由老兄負責。老兄一定能相信,我說這話是完全誠心的。」到1954年底,這三千美元變成了五千美元,胡適寫信向高宗武表示感謝,同時又追加一筆錢炒股,他特別強調:「此款與前款一樣,完全歸你支配。有贏餘是老兄之厚賜,有損失是『兵家之常事』,我決不會絲毫怪你。」1955年10月18日,胡適再次致信高宗武說:「自從9月26日以來,證券市場大有波動,降落之勢至今未止。我要向老兄說的話是:將來無論如何變動,老兄切不可為我那幾千元的款子憂慮。我早就對老兄說過,那是我不用之款,即使完全虧損,我決不會因此受凍餒。」胡適先生是一位厚道君子,他對朋友、對金錢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胡適真正動用高宗武為他賺的錢,是在1958年出任台灣國民黨「中央研究院」院長之後。1960年冬,胡適使用的公車早已成了「老爺車」,但因為當時台灣外匯緊缺,他堅決不要院方買新車,而由自己掏錢購買。當美國西雅圖的朋友墊款購買的新車運抵台灣後,胡適給高宗武寫信說:「我的紐約Checking ac-count(支票賬戶)怕不夠付還此款了,故求救於你們,想請你們在我的存款項下開一張匯票寄給我,不勝感謝之至。」胡適的人格愈到後來愈為高宗武所尊崇。胡適去世後,高宗武在給好友蕭信如的一封信中,竟稱胡適是民國五十年以來中國「唯一的偉大人物」。
高宗武從一個外交風雲人物淪為美國股市中的操盤手,人生落差不可謂不大。好在他雖流落他鄉,謀生辛苦,但大體上安常處順,一直活到望九之齡,亦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三、晚年赴台灣晉見蔣介石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高宗武與汪精衛相知很深,關係密切而又複雜,殊不知高與蔣介石之間卻有糾纏更久的歷史聯繫,而且也不乏撲朔迷離之處。高被蔣所賞識,起源於1932年日本首相犬養毅被刺後,時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政治學教授的他,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了一篇不足六百字的文章《日本之法西斯幕運動》。其獨到見解引起報社高層重視,隨即被聘為特約撰稿人,又相繼發表《日本法西斯運動發生之原因及將來》、《日本新內閣的人物———總理大臣齋籐實》等,一時名聲大噪,蔣介石特別邀請他去官邸長談,並有意安排這位同鄉任侍從室上校秘書。但高宗武考慮到「在內廷工作動輒得咎」,所以婉言謝絕了。1933年底,以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身份兼任外交部部長的汪精衛也看中了他,併力邀其到外交部工作。高宗武自恃自己曾留學日本九年,熟悉日本政情民風,認為自己在外交舞台上一展長才比在「內廷」行走要好得多,所以欣然從命,於1934年初進入外交部,且提升速度驚人,於次年便當上了亞洲司司長。
汪精衛對高宗武十分關照,高任司長的薪俸是每月三百元,汪以他「對日交涉繁忙、應酬也多」為由,又特批給他三百元補貼。不過,高宗武當上司長卻不完全是由於汪的賞識。高後來回憶說:「由於許多適合這個職位的官員年齡都比我大,資格也比我老,這個陞遷毫無疑問是委員長的意思。」高宗武雖未在蔣介石的身邊工作,但因為那時處理中日關係是中國頭等的外交任務,所以蔣介石時不時想起這位「日本通」,並向他徵詢對日策略。據張群回憶,1935年11月汪精衛被刺後,他接任外交部長期間,蔣打電話到外交部,經常開口就講要找高宗武。可見那時高、蔣已有了密切的往來。「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對日態度趨向強硬和主戰,但也沒有完全放棄外交路線。1937年7月31日,胡適在與蔣介石見面時說:「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蔣介石說:「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談話。」據後來高宗武回憶,蔣找他談了四十分鐘,「我很懇切地告訴蔣先生,中日的局面可以避免擴大化,同時告訴他中國在軍事上的弱點。我的說話是十分清楚而且徹底。蔣聽了以後並無具體地表示他的意思,他的臉上時常有些發赤。」這說明蔣對他的觀點不甚滿意。
蔣是深通權術之人,他雖知中日戰事擴大已不可避免,但認為有高宗武積極尋求外交解決途徑也並非壞事,這就是法家所說的「有功則君任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所以1938年初,高宗武徵得蔣介石同意後赴香港,表面上以「宗記洋行」名義辦理商務,暗中則操縱隸屬國民黨宣傳部的「藝文研究會」香港分會,利用其中的「日本問題研究所」,代蔣介石負擔對日聯絡與覓取情報的工作,其活動經費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列支,每月兩千美元。1938年6月,高宗武潛赴日本,會見日本近衛文縻、板垣征四郎等政界和軍界要人,並寫成東行報告呈報蔣介石。關於此次東京之行,學界大多認為是高宗武瞞著蔣介石的個人行動,蔣事先並不知情,而且蔣的日記也有「高宗武擅自妄動,可謂膽大妄為矣」的斥責之詞。但據後來陸續披露的一些史料,包括高宗武談及此事的多封書信,高的這次東行是經過蔣的同意,至少也是默許的。問題的關鍵在於,高宗武從日本刺探到的最重要信息是日本準備逐蔣下台,而幫助汪精衛上台。這使蔣介石很不高興。
1938年武漢、廣州失守後,高宗武與汪精衛一唱一和,走上了一條危險而備受斥罵的「求和」之路。好在他在1939年後態度漸趨消極,並於1940年初懸崖勒馬,和陶希聖將《日汪密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毅然脫離了汪精衛集團。「高陶事件」發生後,高宗武奉蔣介石之命赴美「考察」,並從此在華盛頓隱居下來。蔣介石囑咐當時駐美大使胡適對他「多予照拂並維護」,並每年批給他數額不菲的生活費。高宗武在美奉行謹小慎微、低調做人的原則,舉凡回憶錄的出版、抗戰勝利後的歸國計畫等都不忘呈請蔣介石「鈞裁」。一個退職並流落異鄉的區區司長,竟然承蒙「總統」如此垂注周詳,的確有些匪夷所思。所以史學界一直有人認為高宗武是蔣安排在汪精衛身邊的「秘密角色」。不過對於此點,高宗武本人卻是矢口否認。如他在1955年12月20日寫給老友郭心崧的信中說:「日汪的特務都說我是重慶派來的,妨礙汪的和平工作,周佛海、梅思平也公開把這一類的話告訴我,我以一笑置之,毫不辯護,因為我當時愛國、愛汪、愛友之心高於一切,哪裡會想到其他問題呢?」
高宗武的一生,在政治立場上是反共的,所以抗戰勝利後面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無能,他時常痛心疾首,甚至認為「中國今日的局面,似乎尚不及1937年,這勝利中的亡國現象,真的令我憂心如焚」。但蔣介石對他有知遇之恩,他也信奉「投桃報李」,1946年4月2日,他在給蔣寫信匯報自己的歸國打算時,便附上「報告」一份,就國民黨如何爭取美援和美國輿論的支持出謀劃策,言詞備極肝膈,信末寫道:「武海外靜居,不識時事,惟深感鈞座十餘年來栽培愛護,無微不至,故在此國家安危興廢之時,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似不能不本我天良,謹陳鈞座。」其內心的一片血誠,躍然紙上。即便後來他對在美的中國民社黨領袖張君勱、青年黨首領曾琦說「時事變故,我對蔣先生已失去價值,何能再望生活費用的補助」,但在1948年1月5日給陶希聖的信中,仍然表示「對總統多年來之愛護接濟,十分感謝!他日若有機會可以效勞之處,不論環境如何困難,自當力效前驅」。這實際上是歸國無望後的高宗武對蔣介石的效忠之詞。
1967年,高宗武已近逾六旬,而蔣介石更成為八十老翁。這年4月20日,高宗武給老上司、時任台灣「總統府秘書長」的張群寫信,說自己想在夏天前往台灣一遊,走親訪友,並說:「『總統』日理萬機,僑民過境不應有所奉擾,惟回憶昔年栽培維護之厚恩,若不叱名致敬,親表謝意,似亦非舊屬後輩應取之道。」這實際上是委婉地提出了晉見蔣介石的要求。事後不久,高宗武接到老友程滄波的來信,說來台晉見一事最好直接發函給蔣介石本人。高宗武心領神會,當夜便手書一信,請台灣「駐美大使館」代為轉呈。全信如下:
「總統」鈞鑒:
疏侯起居垂二十年,良以海外謀生,乏善足陳。然鈞座昔年栽培包容庇護之厚恩,未嘗一日忘懷也。茲因岳軍先生(即張群———引者注)多年之期望,此間文化機關之督促,決定於今夏赴遠東一遊,搜集史料,順便赴歐一遊,以廣見聞。路過台灣,預定下機,前來致敬,親表謝意,以償三十年之宿願。萬一宗武過境於公私或稍有不便之處,則宗武當變更行程,徑往日本,只有乘飛機過境之時,鳥瞰國門,遙致敬意。臨池神馳,不盡萬一。肅此敬請
鈞安
高宗武謹呈
1967年5月11日,張群簽發一份「總統府」公函給程滄波並轉高宗武,同意發給高宗武入境證書。7月17日,高宗武夫婦抵達台北,首先去看望胡適夫人江冬秀女士,並到南港胡適陵園憑弔,隨後又看望了杜月笙的門徒萬墨林。當年正是在萬墨林的掩護和幫助下,他和陶希聖才得以潛赴香港發表《日汪密約》的。8月11日,眼看在台灣遊歷訪友已近一個月了,高宗武突然接到張群的電話,說是中午請他夫婦二人在家中吃便飯。到張府後,張群遞給高宗武一個大信封,上書「高宗武先生———蔣緘」,內裡是一張請柬,約請高宗武8月12日下午四點三十分出席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行的茶會。
這次會面是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許多國民黨中央大員都不知情,媒體也無隻字片語的報道。所以包括唐德剛、周谷等在內的諸多史家,都在其著作中否認高在台灣見到了蔣介石。好在有蔣的請柬和高宗武當天的日記為證,這一史實當可徹底澄清。高的日記寫道:「余赴中山堂應蔣『總統』及夫人茶會,嚴『副總統』、孫哲生、蔣經國、陳立夫等新舊要人皆在那邊。陳立夫替余介紹嚴家淦及蔣經國兩位,因為余與他們第一次見面之故也。」又說:「今日之會余為最後告辭者。三十年未見,蔣之精神大致如舊,亦為不易。余謝他過去之照拂,他謝余來看他。」三十年前,高宗武和蔣介石誰也想不到,一旦別離,他們將會在孤懸海外的台灣見上最後一面,這就是歷史,誰也把握不了的神奇歷史。
1994年9月24日凌晨,高宗武病逝於華盛頓,享年89歲。美國《華盛頓新聞》為此用了三行大字標題:
外交界耆老高宗武與世長辭
揭發日本侵華野心風雲一時
遁居華府半世紀絕不談史實
新聞報道說:「高先生在抗戰初期是中日外交之主要關鍵人物,也是那段時期中日外交史的唯一見證人。」高宗武晚年亦曾想回大陸,但卻始終未能如願。「落葉歸根之念,恐亦徒托空言」,這是高宗武生前曾經說過的話。形骸終滅,而斷腸人的孤懷遺恨卻永在天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