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是「五四」時期浪漫抒情小說的巨匠。1938年底，他離開戰火紛飛的祖國前往新加坡，1942年，與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蘇門答臘，化名趙廉。1945年8月29日晚，郁達夫在南洋的一個小市鎮突然失蹤。他的出走南洋和海外蒙難成了震動中國文壇的要聞，也讓人們至今猜測不已：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郁達夫的倉促出走和悲慘結局呢？想要瞭解事情的真相，不妨讓我們首先回顧一下，這位名作家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

文學巨匠

郁達夫（1896—1945），名文，字達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於浙江富陽滿洲弄（今達夫弄）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7歲入私塾受啟蒙教育，後到嘉興、杭州等地中學求學。由於聰穎好學，郁達夫少時已有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厚基礎，正如他在回憶中自豪宣稱的那樣：「九歲題詩四座驚，阿連少小便聰明。」1911年起，年僅15歲的郁達夫開始創作舊體詩，並向報刊投稿。1912年，他考入之江大學預科，不久就因參加###被校方開除。1913年9月，郁達夫隨長兄赴日本留學，從此開始了長達9年的異國漂泊。

在日本，郁達夫廣泛涉獵了中外文學和哲學著作，同時飽受屈辱和歧視的異國生活，也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使他憂傷、憤世，需要寫作來抒發情緒，漸漸地，郁達夫從研究經濟學轉而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1914年7月，郁達夫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後，開始嘗試小說創作。1919年，他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繼續文學創作，其才華和勤奮都贏得了廣泛好評。

郭沫若發表在1946年9月《人物雜誌》第3期的文章《論郁達夫》回憶說：「我和郁達夫相交遠在1914年。那時候我們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學同班。」「達夫很聰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國文學的根底也很深，在預備班時代他已經會做一手很好的舊詩。我們感覺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歡讀歐美的文學書，特別是小說，在我們的朋友中沒有誰比他更讀得豐富的。」

郁達夫的好朋友、藝術大師劉海粟在《漫談郁達夫》一文裡也說：「達夫感情飽滿細膩，觀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學、西洋文學根基都雄厚。從氣質上來講，他是個傑出的抒情詩人，散文和小說不過是詩歌的擴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風雲變幻而又蕩氣迴腸的長詩。這樣的詩人，近代詩史上是屈指可數的。在新文藝作家的隊伍中，魯迅、田漢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氣壯，新詩是一代巨匠，但說到舊體詩詞，就深情和熟練而言，應當退避達夫三捨。這話我當著沫若兄的面也講過，他只是點頭而笑，心悅誠服。」郁達夫後來述及自己在日本的生活也說：「在(日本)高等學校裡住了四年，共計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內外。」

郁達夫珍視友情，和郭沫若相交幾十年，兩人自稱為「孤竹二君子」。1921年6月，他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等人在自己的寓所醞釀成立了新文學團體——創造社。7月，郁達夫出版了新文學最早的白話短篇小說集《沉淪》，以其「驚人的取材、大膽的描寫」而震動了文壇，引起了上海文藝界劇烈的攻擊，也引起了當時文學批評界的最高權威周作人的注意，並曾寫文為他辯護。1922年3月，郁達夫自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歸國。5月，由他主編的《創造季刊》創刊號出版。7月，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發表。1923年至1926年間，郁達夫先後在北京大學、武昌師大、廣東大學任教。1926年底返滬後主持創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編《創造月刊》、《洪水》半月刊，發表了《小說論》、《戲劇論》等大量文藝論著。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郁達夫是一位富有才情和悲劇性色彩、影響深遠的作家,他的「自敘傳」小說開了我國現代抒情小說的先河。郁達夫在小說中大膽刻畫「零餘者」形象,大膽暴露主人公內心深處的種種扭曲、行為上的種種變態和病態,大膽展示時代的憂鬱病,從而抨擊封建禮俗對人性的扼殺,表現出人們對正常人性的嚮往與追求,抒發因新舊文化衝突而造成的心靈苦悶。

郁達夫一生著述宏富。1928年起，郁達夫陸續自編《達夫全集》出版，其後還有《達夫自選集》、《屐痕處處》、《達夫日記》、《達夫遊記》、《閒書》、《郁達夫詩詞抄》、《郁達夫文集》，以及《達夫所譯短篇集》等。郁達夫的創作風格獨特，成就卓著，尤以小說和散文最為著稱，影響廣泛。

三次婚姻

郁達夫一生風流倜儻，浪漫多情。據郁達夫的《水樣的春愁——自傳之四》和《自述詩》記載，當他13歲還在富陽高等小學堂讀書期間，就與比鄰的「趙家少女」有過一段「水樣的春愁」的初戀之情，時間長達兩年之久。後來郁達夫去了日本，又曾經與後籐隆子、田梅野、玉兒等日本少女產生過戀情。後籐隆子被郁達夫暱稱為「隆兒」，是郁達夫下宿處附近的「小家女」。郁達夫每次從學校到市上去，都要從她的家旁經過，遂產生相思之情，並為她寫下了四首詩。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館的侍者，郁達夫與她交往數月，同樣也為她寫有詩詞。玉兒也是侍女，郁達夫為她所寫的情詩「玉兒看病胭脂淡，瘦損東風一夜花，鐘定月沉人不語，兩行清淚落琵琶」至今為人稱道。

郁達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舊式婚姻。1917年，當時的郁達夫從日本回國省親，在母親的安排下與同鄉女子孫荃訂婚，1920年兩人正式結婚。由於郁達夫的堅持，沒有舉行什麼儀式，也沒有證婚人和媒人到場，甚至沒有點燃喜慶的蠟燭和鞭炮，孫荃只是在夜色降臨的時候，悄然乘上轎子，就算過了郁達夫的家門。簡單的晚飯後，新郎、新娘即獨自到樓上上床就寢。1921年以後，孫荃隨郁達夫到他所供職的安慶、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過了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1926年12月15日，郁達夫自廣州上船，趕往上海。1927年1月14日，他在留日同學孫百剛家邂逅了王映霞，從此一見鍾情。王映霞年輕美貌，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師範就讀時，一向都有「校花」之譽。郁達夫傾心之下，向王映霞發動了狂熱的愛情攻勢，最終如願以償。

1927年6月5日，郁達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訂婚，次年2月在上海結婚，3月遷入上海赫德路嘉禾裡居住，正式組建了小家庭。婚後郁達夫和王映霞過著雖然清貧但卻平靜充實的生活，據郁達夫1936年日記：「晚上獨坐無聊，更作霞信，對她的思慕，如在初戀時期，真也不知什麼原因。」說明即便結婚十年之久，他們之間的感情生活依然完好如初。

不久，因為戰亂，郁達夫到福建任職，王映霞偕其母與三個兒子避難富陽、麗水、漢口時，兩人之間卻出現了婚姻危機，並最終演變成為一場公開的感情風波。1938年7月5日，郁達夫在漢口《大公報》第四版公然刊登《啟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搬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達夫謹啟。」

根據後人考證，《啟事》中的「某君」指當時的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許紹棣，許此時剛剛喪偶，也攜三個女兒在麗水遊玩，與王映霞關係曖昧。郁達夫聞聽有關兩人的傳言，心中鬱悶不已，又在自己家中發現了許紹棣的信件，終於勃然大怒，夫妻爭吵，王映霞離家出走。後經友人調解，兩人又各自表態要和好如初，一場風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卻自此愈來愈深，最終為郁達夫出走南洋、夫妻公然反目埋下伏筆。

郁達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何麗有，原籍廣東，遇見郁達夫的時候年僅20歲，生父姓何，幼時為一姓陳的人家收養，取名叫陳蓮有。她相貌平常，沒有什麼文化，而且不懂中國話。郁達夫給她取名為何麗有，意思即「何麗之有」。當時郁達夫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趙廉，在印尼與朋友經營一家酒廠。一直到郁達夫遇難，何麗有才知道郁達夫是中國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尋常的酒廠老闆。

出走南洋

1938年12月28日，郁達夫應新加坡《星洲日報》社長胡昌耀的邀請，決心到新加坡去作海外宣傳。郁達夫在中國抗戰正激烈的時期出走南洋，引起了人們的許多猜測：有人認為郁達夫是為了抗日需要，到南洋去作海外宣傳；有人認為郁達夫出走南洋是為了挽救他即將破裂的婚姻；也有人認為郁達夫是因為當時國民黨某要員的迫害，無奈出走；還有人認為郁達夫出走南洋，是為了尋找創作靈感；更有人認為郁達夫此舉，是為了經商發財，等等。現將諸種說法分述如下：

1抗日宣傳說

持此種說法者認為，1938年3月，時任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邀請郁達夫任第三廳少將設計委員。郁達夫去武漢就職，從此投身於抗日宣傳的道路。此後，他輾轉於台兒莊、徐州、山東、江蘇、河南、浙江、皖南各地慰問視察。8月1日，郁達夫在戴望舒主編的香港《星島日報·星座》創刊號上發表了《抗戰週年》一文，宣傳抗戰必勝。因此，1938年年底，郁達夫應《星洲日報》之邀，決心到新加坡是為了下南洋去作海外宣傳，動員更多的僑胞支援抗日戰爭。郁達夫在新加坡的三年零兩個月期間，擔任過《星洲日報》、《星檳日報》、《星光畫報》的副刊編務工作，1941年又擔任了新加坡的英國當局情報部創辦的《華僑週報》主編，可見報紙成為郁達夫在新加坡期間的主要戰鬥陣地。而3年之間，他寫了400多篇政論、雜文和散文，其中大部分是關於抗日宣傳的，也說明了這點。

2挽救婚姻說

持此種說法者認為，自從1938年郁達夫公然在報紙上刊登《啟事》，王映霞離家出走以後，王映霞與郁達夫之間經常爭吵不休，美滿的夫妻生活已經陷入危機。郁達夫在夫妻關係最緊張的時候選擇了帶領全家人來新加坡，是為了緩和家庭矛盾的考慮，希望在新的地方重新開始生活，挽救即將破裂的婚姻。郁達夫自己在《毀家詩記》中也說到了南渡的原因：「縱傾錢塘潮水，奇羞難洗。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塗中當死。」所謂「奇羞」，據郁達夫註釋，大概在1937年###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乘機在一次飯後，和王映霞發生了關係。郁達夫因此感到「奇羞難洗」，於是決定投奔南洋，在遠離是非中心的祖國重新培養夫妻感情，挽救婚姻危機。

3尋找靈感說

有人認為，作為一個作家，郁達夫當然希望以不斷創作為己任。但是1930年後，郁達夫的創作環境和狀態都每況愈下。1932年5月，他的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出版，可發行不到兩月即遭到查封，同年12月，郁達夫將它改頭換面，取名《饒了她》出版，但當局還是將之查禁。1933年，郁達夫決定離開上海，準備在杭州隱居，安心寫作，因此他計畫在杭州城東建造一間簡陋的住所，並取名「風雨茅廬」，不料卻建成了一幢十分豪華的建築物。郁達夫從此在西子湖畔過了一段時期的湖光山色、醇酒美人的平靜生活，卻很少有創作的衝動。1934年，他開始為林語堂的雜誌《論語》寫稿，但是寫作靈感明顯趨向枯竭。郁達夫意識到安逸對創作的殺傷力，他開始尋找新的創作活力。郁達夫1938底選擇南下新加坡，也許意味著他要重新開始漂泊流浪，尋找新的創作靈感。

4無奈出走說

持此種說法者認為，郁達夫在1938年前的幾年裡，在生活和事業的各個方面都不太滿意。

1936年雖到福建做官，但只是一個閒職，而且工資也不能按月領取，工作了兩個月，卻只拿到一百元錢，可說是前途非常暗淡。1937年，郁達夫的家庭也開始出現危機。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一文中敘述：「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根據推測，這位「黨部的先生」應該指的就是國民黨要人許紹棣，當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因此，有人懷疑，在這件事上，郁達夫似乎受到國民黨要員的壓迫，無奈之際，只好出走南洋。

5幻想發財說

有人認為，郁達夫天###漫、富於幻想，而南洋在當時一般中國人心中具有神秘的印象，似乎遍佈黃金，許多去南洋的中國人都發大財而衣錦還鄉。這些美麗的傳說在民間影響很大，再加上每逢中國政府或革命團體在南洋募捐，都會得到華僑的積極支援，使國人更以為南洋的人都非常富有。郁達夫生長在富有經商傳統的江浙一帶，也一直把發財看作自己的奮鬥目標。他在隱居杭州期間就曾想入非非地買過獎券，幻想發意外之財，以擺脫家庭經濟的困境。因此，很有可能他當年到南洋是懷有發財的念頭，而他後來隱居蘇門答臘，自願承當酒店。

敵後抗日

儘管關於郁達夫出走南洋的原因至今眾說紛紜，但是他在南洋旅居期間，參與了眾多抗日活動，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從郁達夫到南洋後所發表的作品來看，他已不能再被稱為一位作家，而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抗日宣傳工作者。郁達夫在新加坡期間，主編的刊物幾乎成了宣傳抗戰的陣地，如提高群眾的抗敵意識、激發民眾的抗敵熱情以及提高民眾的政治認識和覺悟等等。

當時的新加坡成立了由新聞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組織的「華僑文化界抗敵工作團」，郁達夫被選為團長，胡愈之任副團長。張楚琨先生在《憶流亡中的郁達夫》中寫道：「在這戰火紛飛的日子裡，我和郁達夫天天見面。一起開會，一起對群眾演講，一起慰問星華抗日義勇軍。這位發表《毀家詩紀》的詩人團長，不是掛名，而是實幹，熱情洋溢地負起領導責任來。」「我記得，晚上熬夜編三個副刊的郁達夫，白天眼裡掛著紅絲，用沙啞的聲音，對青訓班作朝會講話（他兼青訓班大隊長）。敵人轟炸加劇了，第二期青訓班100多人不得不分為四個中隊，散佈在四個地方；他在轟炸中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從不畏縮。他那瘦弱的軀體爆發著火一般的生命力，我彷彿看到一個在為希臘自由而戰的拜倫。」

而郁達夫的女兒郁美蘭，在2001年5月16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也發表文章回憶，1941年12月，郁達夫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就積極投入抗日的實際工作。他曾經擔任新加坡文化界戰時工作團主席，戰時工作幹部培訓班主任，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執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等職務，成為新加坡華僑中的抗日領袖之一。這一時期，郁達夫為了抗戰宣傳的需要，每一天都早起晚睡，非常辛苦。有人曾回憶郁達夫上夜班在報館看最後的新聞電稿，然後下筆到完成發稿，再看大樣，一直忙到清晨，而白天還要編副刊和參加社會活動，他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10小時以上，寫稿、改稿、寫信、寫啟事、按語等，每天筆耕總要四五千字。

1942年2月4日，日軍開始進攻新加坡，郁達夫與胡愈之、沈茲九、張楚琨、汪金丁、高雲覽等一批在新加坡從事抗日宣傳的文化人，乘坐難民船離開新加坡，渡過馬六甲海峽，撤退到當時荷蘭殖民地——印尼的蘇門答臘島。不斷的流亡生涯讓郁達夫原來珍藏的書籍遺失慘重，據說，他當時拎了兩隻手提箱，對同伴們苦笑著說：「又把萬卷藏書丟了，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風雨茅廬』的三萬卷書！」

幾經周折，郁達夫等人最後在蘇門答臘島中西部的巴耶公務（Payakumbu）鎮落腳，開始了他的生命旅途中最後三年的流亡生活。他開始蓄須，學習印尼語，準備長期隱蔽。1942年3月初，郁達夫與王紀元在當地開設了一個小雜貨店，以作掩護，郁達夫化名趙德清，任店主。

5月的一天，郁達夫到蘇門達臘西部高原小市鎮巴雅，同戰時工作團的幾個負責人會面，討論如何在這個沒有日本駐軍的巴雅隱蔽下來，各找職業作掩護。此後，郁達夫化名趙廉，租了一幢荷蘭人住過的別墅住下來，很像是個富商。他在這裡開辦趙豫記酒廠，很快出了「雙清」、「初戀」兩種酒。他和張楚琨、胡愈之等人以此作掩護，潛伏下來暗暗做抗日工作。酒廠由郁達夫出面做老闆，張楚琨任經理，胡愈之任會計。一段時間後，酒廠銷路猛增，生意興隆。酒廠於是每月提取一部分盈利給逃難的文化人分用，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困難。

一次，郁達夫去訪問鎮上的一位華僑領袖蔡承達，正好同時也有一個日本憲兵來和蔡承達交涉些事情，結果雙方由於語言不通，溝通非常困難。蔡承達知道郁達夫會講日語，就請他臨時翻譯。從此駐在當地的日本憲兵就知道巴耶公務有一個名叫趙廉的華僑，精通日語，不久後郁達夫就被脅迫充任日本憲兵部的翻譯。為保持頭腦清醒和見機行事，郁達夫在這期間毅然戒酒。

郁達夫在充任日本憲兵部的翻譯期間始終保持著貫穿他一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氣節，在翻譯時暗中做了許多幫助印尼人民和華僑的事情。比如：當日本憲兵審問印尼人時，郁達夫把印尼人的供詞翻譯時故意減輕罪證，因此開脫了不少印尼人；有時憲兵部接到暗探報告，有關於華僑的，郁達夫探悉後就暗中通知當事人，設法逃脫。因此在郁達夫當翻譯的7個月中，當地憲兵部沒有殺害過一個中國人，即使被拘禁的人，不久也會經郁達夫的巧妙周旋和暗中營救而獲釋。

為了更好地掩護自己的真實身份，在友人介紹下，郁達夫與一位原籍廣東台山的華僑姑娘何麗有結婚了。郁達夫雖重新成了家，可是他內心深處仍舊牢記著國恥家恨。在此期間，他賣給日本人的酒都是專門特製的高度酒精酒，他說：「讓這濃酒精慢慢毒死這些強盜。」為了擺脫給日本憲兵隊當翻譯的差事，郁達夫也想了許多辦法，後來他想盡辦法弄壞自己的身體，證明得了肺病才得以成功。

因為有郁達夫與日本憲兵隊周旋，並不斷地送酒、送錢，日本憲兵隊很少來酒廠找麻煩，巴爺公務鎮因而成為許多文化界人士和抗日人士的聚集地和避難地，酒廠也成了抗日人士活動的中心。為了維持眾多人的生活，後來，郁達夫等人又想辦法開了肥皂廠和造紙廠，還是由郁達夫當名義上的老闆，但因銷售不景氣，不久關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佈無條件投降。郁達夫終於度過了漫漫長夜，看到了勝利的曙光。然而正當郁達夫為抗戰勝利興奮不已的時候，日本憲兵卻向他伸出了罪惡之手。

1945年8月29日晚8時左右，郁達夫吃完晚飯後，正在家中和三位華僑閒談，忽然來了一個講印尼語的當地青年，說有事請郁達夫出來商談一下。郁達夫隨這個青年出去了幾分鐘，又回來對客人們說：「我出去一下就回來，你們請坐一下。」說完就出去了，當時他身上還穿著睡衣和木屐。但此後郁達夫卻再也沒有回來，從此神秘地「失蹤」了。

後來，朋友們從棉蘭的聯軍總部獲悉，郁達夫已於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於武古丁宜的丹戎草岱荒野中，也有人說是在武吉丁尼秘密隧道中被推下後面的萬丈懸崖而亡。殉難時僅50歲。

「失蹤」之謎

抗戰勝利後，郁達夫神秘地「失蹤」曾經引起海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由於缺少足夠的資料，在很長的時間裡，關於這位文學巨匠的最終結局一直眾說紛紜。儘管大部分人都普遍相信，郁達夫是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但是，曾駐紮蘇門答臘的日本人卻認為，他可能因為替日軍做事招致印尼人怨恨以致被殺。下令殘殺郁達夫的那個人究竟是誰？郁達夫的遺骨究竟埋於何處？幾十年仍未水落石出。

1985年8月30日，胡愈之在紀念郁達夫烈士遇難4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郁達夫是日本憲兵為了掩飾他們的戰犯行為而加以秘密暗殺的。他說：「中國現代第一流的詩人和作家郁達夫『失蹤』已經整整40年了。『失蹤』兩個字是我加上去的。1942年新加坡淪陷以後，他和我們一道，隱姓埋名，流亡在蘇門答臘。他本可以回國，但不願意回國。不幸他被當地日本憲兵發現懂得日本話，就強迫他當了七八個月的日語翻譯。他在暗中幫助了印尼人民，幫助了華僑。更加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他被憲兵發現是從新加坡來的抗日的知識分子，知道日本的殘酷暴行很多。雖然日本已經投降了，日本憲兵一定要消滅抗日的知識分子。這種非法暗殺行為是『戰犯』干的。戰犯這個名稱，是從反法西斯戰爭中開始。郁達夫是日本憲兵為了掩飾他們的戰犯行為而加以秘密暗殺的。」

同年9月27日，一則來自新華社的消息更讓對郁達夫死因關注的人們眼前一亮。消息稱：現代著名作家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之事已從日本學者鈴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資料得到證實。日本橫濱市立大學副教授鈴木正夫早在1966年，就開始了對郁達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閱了大量資料後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等地作調查，先後尋訪了上百名瞭解情況的日本人士。前不久，鈴木正夫經過種種努力，終於找到了當年下令殺害郁達夫的日本憲兵班長。這名憲兵班長承認，是他下達了殺害郁達夫的命令，從而證實了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的推測。

而郁美蘭，在2001年5月16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文章，更詳細地記述了郁達夫在南洋與敵周旋，最後因為叛徒告密，慘遭日本憲兵秘密殺害的史實。

文章記載，1944年，日軍憲兵總部機關移到了離巴耶公務不遠的武吉丁宜鎮，並大大加強了在這地區的統治力量。當時憲兵總部裡有不少人是從新加坡調來的，有些人對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形十分熟悉。其中有一個叫洪根培的，曾受過日本法西斯的訓練，也在憲兵部充當譯員。他瞭解到巴耶公務的酒廠老闆趙廉就是郁達夫，但他並沒立即告發。後來他托郁達夫為他做媒，但被他看中的那位華僑姑娘已有心上人，更不願與日軍走狗結婚。當姑娘的父親來求郁達夫幫忙時，郁達夫毅然親自當主婚人，立即為那姑娘與她心愛的人舉行婚禮，洪根培因此懷恨在心。同時，巴耶公務原中華學校校長被校董會解聘後托郁達夫去為他說情，郁達夫沒答應，因而也心懷不滿。於是，洪根培去憲兵部告發郁達夫的真實身份，並誣陷他是聯軍間諜，中華學校校長則出面作證。

洪根培告密的消息傳開以後，當時有人勸郁達夫到別處躲難，但郁達夫知道自己已被日軍監視，若企圖逃離，勢必會立即被捕，於是對胡愈之等人說：「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憲兵每天到我家來喝酒閒談，雖沒說穿，顯然已被監視了（實際當時日本憲兵一邊監視郁達夫，一邊開始對他進行嚴密的審查，並到東京、上海等地調查『趙廉』的真實身份）。但你們應先離開。不然，事情怕牽連太大。」胡愈之等人都認為郁達夫的分析和建議頗有道理，於是分頭疏散。在這同時，有兩位與郁達夫來往較多的僑商先後被憲兵部傳訊；在巴耶公務附近市鎮的十多個華僑被捕，都是與趙廉案有關的。郁達夫意識到自己難以逃脫敵人的魔掌了。他開始做好隨時犧牲的準備，甚至在1945年農曆正月初一這一天，寫好了自己的遺囑：「餘年已五十歲，即今死去，亦享中壽。天有不測風雲，每年歲首，例作遺言，以防萬一。自改業經商以來，時將八載，所有盈餘，盡施之友人親屬之貧困者，故積貯無多。統計目前現金，約存二萬餘盾；家中財產，約值三萬餘盾。『丹戎寶』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長百二十五米達，寬二十五米達，共一萬四千餘盾。凡此等產業及現款金銀器具等，當統由妻何麗有及子大亞與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紙廠及『齊家坡』股款等，因未完，故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