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張作霖

孫中山，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張作霖，盤據東北的大軍閥。因為戰略的需要。本應是水火關係的這兩個人，居然建立起了一種超乎於尋常的個人關係。正如作者所言，他們的這一關係知者不多，在此披露出來，奉獻給本刊讀者。

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南方的孫中山與東北的張作霖之間建立了一種密切的關係。他們密切合作，建立了對抗以曹錕、吳佩孚為首的直系的軍事同盟，對當時的南北政局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因為這種關係發生在民主革命家和奉系軍閥首領之間，因此很少為人注意。本文擬對孫中山與張作霖結盟合作的前前後後作一簡略的闡述。

初次接觸，投石問路

1919年秋，孫中山和張作霖開始接觸，並且以建立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三角同盟」關係為目的。最早提出孫中山、張作霖、段祺瑞聯合的，是曾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參議院議長的李盛鐸。

1919年夏，李盛鐸派侄子李守冰來粵拜見孫中山，說：「吳佩孚欺世盜名，殘民肆虐，非廓清之不足以撥亂而反之正。直系軍閥擁兵數萬，縱橫數省，非夾擊之斷難收廓清之效。」他希望孫中山能「接洽北方之能擊吳佩孚者。」曾任北洋政府內閣總理的梁士詒，在組閣前也來到廣東見孫中山，提出了一個「合粵皖奉為一爐」的計畫。

孫中山表示贊同，派東北籍老同盟會員寧武居中聯絡。寧武是遼寧省海城人，旱年接受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加入同盟會，參加東北辛亥革命，後追隨孫中山進行民主革命。1919年秋，孫中山在上海對寧武談了聯合段祺瑞和張作霖的目的：「在國際上要聯俄。學列寧的革命方法；在國內，五四運動正蓬勃發展，中國新青年起來了。這是中國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們要把握時機，取得政權，擒賊擒王。首先必須打倒北洋直系軍閥。因此，我打算即回廣東，重組政府，親率大軍北伐。另一方面，我們要分化北方軍閥，利用直系與皖系的利害衝突，聯絡段祺瑞，特別是關外實力派張作霖，三方合作，聲討曹(錕)、吳(佩孚)。」

在這裡，孫中山明確地闡述了同段祺瑞和張作霖合作的目的。那就是利用敵人的矛盾，分化瓦解，集中兵力，首先打倒最強大的直系軍閥，然後再說其他。寧武認為這是孫中山的「一種策略」。孫中山向寧武交代任務：「你是東北人，派你回去做張作霖的工作。」這時，孫中山就已經開始實施同段祺瑞和張作霖合作的計畫了。

1920年夏，張作霖正在天津參加巡閱使會議。當時張作霖想找華僑投資建設葫蘆島海港，通過奉軍副司令張景惠的介紹，寧武以華僑資本家代表的身份與張作霖見了面，並會談了兩次。在第一次會談中，寧武提到孫中山已經同段祺瑞準備合作，共同對付曹、吳。張作霖坦率地說：「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帶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過，我很不明白：孫中山是開國元勳，著書立說，革命黨怎麼能跟這路人(段祺瑞)合到一塊?」寧武的回答是：「不論什麼人，只要肯革命，孫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

在接觸中，寧武發現張作霖很崇敬孫中山，便竭力居中撮合。在寧武離開天津的前一天，張作霖又約見了他。據寧武估計，張作霖可能已經同他的幕僚商議過與孫中山合作一事了。張作霖含糊地表示：他已經考慮過了，可以試試看。不久，奉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宋文林來轉達張作霖的話，擬派少將副官張亞東帶著問候信，同寧武一起去見孫中山。孫中山高興地接見了張亞東，先講了些革命的道理．然後指出：「雨亭(張作霖)在東北治理得很好。不過，外有日本牽制。處境是很艱難的，如果國家統一了，建立了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辦多了。」這次是孫中山與張作霖初次的直接聯繫，雙方都在試探對方的底細，孫中山不便多談，也沒有什麼具體表示，只寫了封簡單的回信，交給張亞東返奉覆命，寧武則留天津靜候下文。

聯合討直，孫張接近

1920年秋，張作霖來北京，派宋文林到天津邀請寧武去北京會談。見面地點是張作霖在北京的宅邸順成王府。張作霖見面的頭一句話：「孫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興!」言語之間，流露出對開國元勳孫中山的景仰之情，他也總愛向人標榜「我的老友中山先生」。張作霖興致勃勃，暢所欲言，談興甚濃。他對寧武說：「你離家鄉多年了吧，應該回去看看我張某人把家鄉弄得怎樣。有個你的同縣，這小子一向跟我過不去，也是個革命黨。我不記前仇，你也可以叫他回來。」寧武便問他是誰。張作霖笑呵呵地說：「同你一個姓——寧武。」寧武在辛亥革命後已經化名為寧孟言，他機警地回答：「寧武是我的本家，人早已死了。」出於保護自己的目的，寧武不願意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

話還沒有談到正題，曹錕不期而至，寧武於是先行離去。曹錕一進門就叫嚷道：「雨亭老弟，咱們兄弟不錯嘛，為什麼要和孫文勾結打三哥(曹錕在家排行第三)啊?」張作霖極力否認，勸曹錕不要聽信外人的胡說八道。曹錕於是拿出孫中山部屬楊庶堪、宋大章寄給寧武的兩封信，作為證物，信裡牽涉到宋文林。張作霖反應很快，他馬上把責任完全往宋文林身上推，隨即下令把宋文林扣押起來，這才把曹錕敷衍走。

1921年2月，寧武來到瀋陽，先與東三省巡閱使署總參議楊宇霆、混成第三旅旅長張學良進行會談，然後拜會張作霖。張作霖明確表示：「現在國家成了個爛羊頭。孫先生是開國元勳，謀國有辦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請教一切。你可打電報先去聯絡一下。」張作霖指派奉軍旅長李少白(又名李夢庚)同寧武一路南下，並帶去一本密電碼。

在桂林大本營，寧武引薦李少白拜見了孫中山。孫中山問了東北情況後，重點談了他對於建設新中國的計畫和開發北方港口的計畫。李少白非常驚奇，表示非常欽佩，因為他從來就沒聽說過有什麼建國計畫。寧武也向孫中山談及他的看法：「張作霖對於革命二字是談不到的，但對先生很敬仰，相信先生救國有辦法，合作是可望成功的。」

孫中山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下，不能不借外力配合北伐先擊敗曹、吳，打開個新的局面。通過晤談，孫中山感到和張作霖合作可能性很大，讓他們給張作霖帶回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聯合討直的問題。但在回奉天途中，他們看到有報紙載文說，張作霖密派代表到桂林，擁護孫中山為大總統的消息，感到十分吃驚，這是有人造謠。

果然，回到奉天後，張作霖對李少白破口大罵道：「誰派你他媽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膽敢說我擁護孫文做大總統!」李少白被罵得蒙頭轉向，不敢辯白。翌日，寧武進行了冷靜的分析，指出這是安福系造的謠，目的是破壞粵奉合作。張作霖這才恍然大悟，連說：「險些中了敵人的奸計。」同時，寧武又轉達了孫中山的意見：「革命黨是不怕失敗的，因此這回討伐直系由我們先發動，奉天只要扯扯後腿就可以了。因為我們失敗了，還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業給毀了。」聽了孫中山一席感人肺腑的話，張作霖很是感動，態

度大變，表示要派兵出關，並要寧武密報孫中山。此後，寧武常駐奉天，擔任孫中山與張作霖的聯絡人。張作霖還派奉系將領姜登選等人到廣東與孫中山、譚延闓會面，協商討直之事。

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張作霖的失敗，推動了孫中山與張作霖的合作。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戰爭初期，奉軍憑著兵多將廣和銳不可擋的士氣，曾連連得手，打了一些勝仗，尤其西路長辛店一仗，直軍大敗，幾乎不可收拾。但奉軍西路總司令張景惠行動遲緩，耽誤了戰局。直軍後來轉入反攻，勢頭兇猛，奉軍被打得措手不及，有的地方還被抄了後路，潰不成軍。如果不是張學良和郭松齡指揮的新軍作戰勇敢，在危急關頭連續打了幾次頑強的狙擊戰，張作霖的多數軍隊的退路都會被截斷。5月，奉系軍隊退守關外，直系軍隊佔了上風。總統徐世昌火中取栗，下令免除張作霖的東三省巡閱使、蒙疆經略使、奉天督軍兼省長等職務。徐世昌的命令發佈不久，東三省議會便出面舉薦張作霖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乾脆宣佈東北「獨立」。6月17日，在英國的干預下，直軍代表王承斌、楊清臣與奉軍代表孫烈臣、張學良在秦皇島海面英國克爾笛號軍艦上簽訂了停戰條約，以山海關為兩軍界線。第一次直奉戰爭以直系軍閥大獲全勝而告終，直系軍閥從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權。

而孫中山此時也遭遇陳炯明叛亂事件，處境困難。1921年4月，在廣州舉行的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大總統。隨後，孫中山準備親率大軍北伐，但粵軍總司令陳炯明與直系吳佩孚勾結，即吳佩孚所說的「如吳、陳攜手，統一中國如舉棋耳」，阻撓北伐。湖南都督趙恆惕宣稱「湖南立憲自治」，奉行「拒北阻南」的方針，不讓國民革命軍假道湖南北伐。翌年春，孫中山在罷免了陳炯明後，將大本營移駐韶關，準備改道北伐。1922年5月，孫中山誓師出兵，戰事進展順利。不料6月16日，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叛變，廣東全部幾乎為陳所控制。18日，孫中山乘「永豐」艦脫險到上海。

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孫中山並未出兵相助，但張作霖並未因此抱怨，他很理解孫中山的處境：「那邊有個陳小子。這邊有個張雜種，壞了事。勝敗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麼。不過孫先生是文人，帶兵是為難的。我不求他別的，只要他對國家大計多想辦法，這幫傢伙讓我來用武力收拾他們!」孫中山平安到上海後，張作霖找到寧武說：「寧孟言，我要在患難中交朋友。我不寫信，信也難寫，你就代表我去探候孫先生，請他到東北來住住。」寧武在拜見孫中山時轉達了張作霖的邀請，孫中山要寧武婉言代為辭謝。

孫中山思索了一會又問寧武：「你能不能給張雨亭去電報，商借一筆款子?我有了款子，不出數月就可以消滅叛逆，收復廣東。」寧武表示同意，回去後見機行事。孫中山很高興，親自給張作霖寫了一封致謝的信，暗示他如果籌到款，便可立即戡平叛亂。張作霖見到寧武後先問起孫中山的生活情況，寧武老實告訴他，孫先生經濟很困難。

張作霖爽快地表示：「患難中交朋友。好!我送孫先生十萬元作他的生活費用。回粵平亂問題，請他派代表來詳細面商，你去發電報。」為共同反對直系，孫中山與張作霖聯繫日益密切起來。9月初，張作霖派李香齋、韓麟春等人赴滬拜見孫中山。韓麟春代表張作霖贈孫中山生活費2萬元，張作霖知道後大發雷霆，痛罵了韓麟春一頓：「憑我張某人只送孫先生這點錢?不成話，趕快再補8萬!」

孫張聯絡，漸入佳境

1922年9月，孫中山派汪精衛、程潛作為代表到奉天拜見張作霖父子，商議討曹、吳大計。汪精衛早年追隨孫中山進行革命運動，由於謀殺清攝政王載灃而聲名顯赫，年紀輕輕便享譽海內外，日本人甚至對他冠以「革命的風雲兒」稱號。由於汪精衛善與人交往，故為孫中山所倚重，委以對外交涉的重任。孫中山曾以「胡漢民有內才，汪兆銘有外才，林時塽則為內外幹才」的話來評價汪精衛。

9月27日，汪精衛、程潛抵達奉天。同時，段祺瑞的代表吳光新也抵達。張作霖在帥府的儀門處舉辦了隆重的歡迎儀式，親自出儀門迎接貴客。1922年9月29日的《盛京時報》以《汪精衛抵奉矣》為題，對此事進行了報道：「昨聞汪氏於27日晚間同吳光新及前湖南總司令程潛乘南滿車由連抵奉，投寓於西站大和旅館。28日城內文武官員紛往迎接。午間入城晉謁張總司令等。汪氏來奉之任務聞僅代表孫中山之答禮。其他詳情猶未詳悉。」

汪精衛等人的到來令張作霖異常興奮，他說：汪精衛他是久仰了，想隆重地招待他們一下，表示重視孫中山的代表，做給日本小鬼看看。張作霖決定和張學良共同接待，下令奉系大員楊宇霆、韓麟春、姜登選等人進行具體安排。張作霖做了精心準備，以高規格的大型宴會歡迎汪精衛等人。歡迎宴會在帥府大廳舉行，規格很高，場面宏大，盛況空前。張作霖身著大禮服，容光煥發地出現在宴會上。汪精衛也是見過世面的人物，但還是對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得出來，張作霖對孫中山的景仰之情，也體會到張作霖確實希望與孫中山合作。在奉期間，汪精衛同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及奉系大員楊雨霆、韓麟春、姜登選等人多次會晤。

汪精衛此次來奉，攜帶了孫中山的兩封信，即《復張作霖請出兵北京並派汪兆銘面洽書》、《復張學良派汪兆銘就商討伐曹吳函》。在孫中山致張作霖的信中，明確指出了汪精衛來奉的兩大任務：一是討直問題，所以派前湖南司令程潛和汪精衛同來；二是討論借軍費。孫中山先生這時對「三角同盟」已不是紙上談兵的策劃階段，而是實際操作，使其運行起來，從此進入一個「蜜月期」。根據孫中山的計畫，汪精衛提出了兩個方案。第一個是軍事方案，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討伐曹、吳，從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牽制長江以南的曹吳軍隊。而奉軍由東北進軍關內，直搗北京。這樣南北夾擊，打倒曹吳。張作霖完全同意南北夾擊的建議，但強調分頭進行，意思是各自發動，彼此之間不必有統屬關係。這一點取得了共識。第二個是政治方案，即提出打垮曹、吳之後，如何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家的統一和建設的問題。這個問題張作霖方面根本沒有考慮過，因此含糊回答「以後再說」。這一問題是一個未解決的懸案。

在10月4日舉辦的日本記者團招待宴會上，汪精衛表示：「惟國事，中山之主張由來取公開的，不問其人為誰何，只肯贊成即為袍澤。是以此次遣鄙人來，一以報聘奉天之盛意；一以根據孫先生八月十五日之宣言而討論國家之收拾問題也。」對於此行，據汪精衛向日本記者言：「孫張兩人之聯絡，則確已達相當程度。」汪精衛到奉天在當時社會上曾引起一陣軒然大波。《盛京時報》、《東三省民報》以此為題大肆宣傳，稱汪精衛是政治家和學者，汪精衛成為轟動一時的社會風雲人物。

孫中山對粵奉合作抱著很高的期望。在致張學良的信中，孫中山寫道：「文頃致書尊公，述此後軍事進行，仍宜由西南發難，據險 與敵相持，使彼欲進不得，欲退不可。然後尊公以大兵直搗北京，略定津保，以復其巢穴，絕其歸路，敵必可滅。正與高明之見不謀而合。望力持定見，他日運籌決勝，可以預期也。」11月30日，孫中山復函張作霖，表示在目前政局複雜多變的情況下，雙方應該「彼此和衷，商榷一致行動，決不參差」。這一時期，奉粵之間聯繫密切，函電往來頻繁。台灣出版的《國父全集》中收入的孫中山致張氏父子的函電，就達11封之多。凡是孫中山致張氏父子的信函，都是孫中山親自撰寫。在張學良的居室中，就掛有孫中山親書的「天下為公」的橫幅。

三角同盟，初步形成

而此時，直系首領曹錕企圖破壞孫張同盟，準備與張作霖和談。曹錕承諾，只要張作霖願意合作，願意讓張作霖擔任副總統。為了不使曹錕的陰謀得逞，1922年12月，孫中山再派汪精衛赴奉天拜會張作霖，希望促成南北統一，並共同反對用金錢、武力進行總統選舉。孫中山認為，奉系與直系合作的條件是須以張作霖恢復東三省巡閱使之職，並允許奉軍人關為條件；如果直系不答應這個條件，則不能答應曹錕。

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陷於極為困難的境地，他決心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歡迎李大釗等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發表《孫文越飛宣言》，奠定了聯俄政策的基礎，隨即派廖仲愷赴日與越飛談判。1月28日，孫中山致函張作霖，通報與越飛會談的內容。張作霖也給孫中山回信，稱《孫文越飛宣言》「提要勾元，全局在握，老謀深算，佩仰至深」。總的來說，孫張這一時期的聯繫還是相當密切的，他們對於重大問題交換看法，互相通報。

1923年2月，孫中山依靠滇桂軍擊敗了陳炯明叛軍，依靠撫綏政策平定了舊桂系餘孽沈鴻英發起的叛亂，恢復了廣東根據地，重組大元帥府大本營，準備北伐。

這一時期，孫中山與奉系重要將領於沖漢、李少白、楊宇霆之間也有書信交往。在致楊宇霆的信中，孫中山提到：雙方交往應該「相矢以信義，相結以精神」。4月10日，孫中山三派汪精衛赴東北會見張作霖，商談和平統一問題。4月12日，孫中山致電張作霖，對於張作霖通電闢謠表示讚賞。4月17日，汪精衛由奉天回到上海。

5月1日，在滬待命的汪精衛再度銜命赴奉天。在致汪精衛的電報中，孫中山提出了向張作霖借款的要求：「唯協和需五十萬元，組安需二十萬元，此間因戰事劇烈，費款至巨，力難兼顧，擬由兄力向雨公商助見復。」可見，汪精衛此行的主要目的，便是借錢。同日，孫中山致函張作霖，高度評價張作霖提出的「藉武力以濟和平之窮」的意見，同時承認粵方「財政過拙，不能因應咸宜」，並提出借款70萬元的請求。

張作霖在借款的問題上很爽快。5月12日，張作霖派黑吉江防司令公署參謀長沈鴻烈作為代表赴粵拜見孫中山。沈鴻烈帶了一艘貨輪前往廣東，船上滿載60萬銀元、12門山炮及一些迫擊炮彈。孫張關係的密切，可見一斑。

1924年夏，孫中山派大元帥府外交部長伍朝樞到奉天拜會張作霖父子。張學良讓會講廣東話的部將何柱國陪同他參觀東北部隊和兵工廠。伍朝樞參觀各種軍事機構非常認真細緻，不厭其詳地詢問起有關軍事的各項詳情。何柱國估計，他此來除了進一步聯繫有關討伐曹、吳的具體步驟之外，還負有考察奉軍的實力，要向孫中山匯報奉軍到底有多麼大的戰鬥力和多麼大的把握等重要使命。因此何柱國在接待中，總是有意識地盡可能讓他多看、多知道一些足以顯示奉軍實力的東西。

9月22日，汪精衛奉孫中山之命再赴奉天，與奉系接洽軍政事宜，會晤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商討討伐曹錕和吳佩孚的計畫。1924年10月5日，曹錕通過賄選當選「中華民國大總統」。此次賄選費高達1350餘萬元，投票的國會議員每人獲5000元銀元的支票。消息傳出，舉國沸騰，各地紛紛通電聲討賄選。翌日，以「三角同盟」為主幹的各省代表聯席會議立即集會，商議對策。

孫中山立即召集粵方要員開會。大家一致認為，時局的發展迫切要求建立正式的革命政府。但孫中山很清楚，「三角同盟」中最有實力的是奉系，建立政府勢必令奉系不滿。為團結奉系反直，也為了表示和平統一的誠意，孫中山決定信守「不遽設政府」的諾言，沒有擔任非常大總統，而用大元帥的名義活動。儘管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的建制仍具有政府的性質，但它在名義上還是一個單純軍事指揮機構。

10月8日，孫中山下令討伐曹錕。曹錕為避免實力派反對，曾以副總統為誘餌討好張作霖，以取得張作霖的支持。張作霖對於曹錕拋來的繡球不屑一顧，《盛京時報》10月10日報道了張作霖的反應：「對於副座一席，絕不希冀」，「言間面現怒色，似極憤懣。」同時，張作霖還通電反對曹錕賄選。

自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後，張作霖除了成功地建立了以反直為戰略目的的「三角同盟」外，還企圖從直系內部打開缺口。他看中了馮玉祥。吳佩孚自打敗張作霖後，躊躇滿志，不可一世，與馮玉祥等直系將領關係惡化。馮玉祥痛恨北洋軍閥的貪婪腐敗，遭到曹、吳的歧視和猜忌。張作霖趁機拉攏馮玉祥，協議聯合倒曹。

當時，皖系軍閥、浙江督軍盧永祥處於直系軍閥的包圍之中，他願意同孫中山和張作霖合作，共同對付直系軍閥。1924年9月1日．盧永祥派其子盧小嘉赴奉天拜見張作霖，請張作霖接濟軍費、飛機和武器。張作霖滿口答應。此時，孫中山也派孫科前往奉天拜會張作霖，協商討直之事。

孫科在他的《八十自述》一書寫到了對張作霖的印象：「張作霖個子不高，人也清秀，毫無綠林出身的樣子。他當時每天都派車子來接我去他的辦公室，共進早餐。早餐也總是那些小米高粱等熬成稀飯，很簡單的。吃過以後，他的秘書長就帶著一大堆公文進來。他聽取秘書長的報告後，也馬上用口頭指示。秘書則一旁記錄。因此，每天一百多宗公文，不到一個鐘頭都可處理完畢。顯然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在他住所花園裡有個拱門，門上刻了『慎行』兩個字。」

1924年9月3日，盧永祥通電就任浙滬聯軍總司令，同時即與江蘇都督齊燮元軍在上海附近打響第一炮，江浙戰爭(又稱「齊盧之戰」)爆發。在吳佩孚的支持下，江蘇都督齊燮元、閩粵邊防督辦孫傳芳、福建都督周蔭人、江西都督蔡成勳、安徽都督馬聯甲形成聯盟，共同進擊盧永祥。翌日，孫中山在大元帥府召開籌備北伐會議，宣佈「援浙即以存粵」。5日，孫中山發佈了北伐命令。

9月4日，張作霖便向直系挑戰，致電曹錕，聲言「將由飛機以問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後之回答」。9月15日，張作霖自任鎮威軍總司令，率6個軍25萬人向山海關、熱河一線推進。直系也以吳佩孚為總司令，出兵20萬人，駐屯在山海關和熱河一線。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主要戰場在山海關一帶。孫、段、張 聯合起來，共同行動。這樣，戰爭由江浙一隅的局部事件，發展成為全國反直勢力與直系軍閥的大決戰。東北軍將領何柱國在《孫、段、張聯合推倒曹、吳的經過》一文中承認：「我們奉軍的勝利，與孫、段的配合，從頭到尾都是分不開的。」張學良後來也回憶說：「我父親很厲害，他一定要打，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三角同盟』。」

與江浙戰爭進行同時，孫中山領導的北伐軍也有所進展，樊鍾秀部和程潛部一度攻入贛南和湖南宜章。不過北伐軍為後方的陳炯明和反動的廣州商團所牽制，不能全力以赴，所以直接的戰果並不顯著。但在孫中山的號召之下，不但直接威脅到湘贛兩省，而且川、滇、黔等省也行動起來，聲勢浩大，牽制了長江以南直系的大量軍隊。何柱國指出：「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勝利，一是馮玉祥倒戈，發動了『首都政變』，一是與三角同盟中的西南孫中山方面對曹、吳的牽制是分不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孫中山與張作霖的合作，基本上達到了最初設定的目的。孫張會談，無果而終

1924年10月，正當吳佩孚在山海關前線同奉軍激戰時，直系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與直系援軍第二路司令胡景翼，聯合京畿警備副司令孫岳秘密計畫倒戈。10月23日，馮玉祥回師南苑，通電停戰，發動北京政變，曹錕被囚，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直系瓦解，奉系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張作霖、馮玉祥、段祺瑞等人皆致電孫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國是，並提出召開由各實力派參加的和平會議，產生正式政府。

11月4日，孫中山復電張作霖，表示同意北上：「文在此間部署軍事，數日可畢，當即輕裝北上，共圖良晤。」同時，他還派孫科向張作霖說明他對時局的主張。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對內召開國民會議，結束軍閥統治，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期喚起民眾，和平統一中國。11月13日，孫中山偕宋慶齡等乘「永豐」艦離廣東北上。

在孫中山北上途中，11月15日，張作霖、盧永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五人聯名推戴，公舉段祺瑞為中華民國總執政，執行政府職權。段祺瑞不僅為馮奉兩系所推戴，而且還受到直系及西南軍閥所擁護。11月22日段祺瑞入京，24日在陸軍部宣誓就職，臨時政府宣告成立。段祺瑞在就職宣言中說道：「本執政誓當鞏固共和，導揚民智，內謀更新，外崇國信」。這裡所說的「外崇國信」，顯然就是要承認幾十年來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就是要維持它們在中國的既得權利和統治特權。段祺瑞從重新上台的第一天起，又成了各帝國主義侵華的共同工具。這與孫中山在《北上宣言》的精神南轅北轍，是對孫中山不小的打擊。

11月25日，孫中山又派大元帥府財政部長葉恭綽攜政治軍事方案及書信北上奉天，與張作霖討論。在《致張作霖函》中，孫中山對張作霖表示感謝：「一年以來，屢蒙我公資助，得以收拾餘燼，由閩回師，又得滇軍赴義。川民逐吳，遂將賊在西南之勢力陸續撲滅，而廣州根本之地得以復還，此皆公之玉成也。」孫中山同時坦言：「而財政之困，日以迫人，以致不能速於掃蕩，竟使叛逆尚得負隅東江，為患而今。」由此可見，孫中山派葉恭綽北上，兼有商議時局和借款的雙重目的。同時，孫中山取道日本北上。一開始，他有經奉天入京的設想，後改道由津入京。

直系的垮台，削弱了孫中山和張作霖合作的政治基礎。孫中山對軍閥本來就有利用之意，他在廣州接見蘇聯代表達林時曾說：「等我擊敗吳佩孚，下一個就輪到張作霖了。」張作霖雖然對孫中山表示尊敬，但也只是把「孫先生當作一個遠交的朋友而已」。

12月4日，孫中山抵達天津。這天，天津城沉浸在喜慶的氣氛之中，到處燃放爆竹。天津學生、市民等群眾團體搭起牌樓，懸燈結綵，有五萬多群眾在碼頭熱烈歡迎孫中山先生的到來。當日午後，孫中山前往海河北曹家花園拜訪張作霖。張作霖態度冷淡，沒有出門迎接，讓孫中山在客廳坐了很久，才慢條斯理地出來，逕直落上座。賓主之間，一時間竟無話可說。孫中山首先打破僵局：「我今天到了天津，承派軍警前來歡迎，對於這種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來訪晤，表示申謝。這次直奉之戰，賴貴軍的力量，擊敗了吳佩孚，推翻了曹、吳的統治，實可為奉軍賀喜。」

張作霖態度傲慢，不以為然地回答：「自家人打自家人，談不上什麼可喜可賀。」隨同孫中山前來拜訪的李烈鈞看不下去了，憤慨地說：「若不剷除吳佩孚，國家和人民的希望何在?如此還不可賀，則何者可賀?今天孫總理對雨亭之賀，實有可賀的價值，也惟有你雨亭才能當此一賀。」孫中山說：「確實如此，民國以來，能得到我當面祝賀的，也惟有雨公一人而已。」賓主氣氛才融洽起來。張作霖問：「先生預定滯留北京為期幾日?」孫中山回答：「一俟時局穩定，即作歐美之遊。」

孫科在《八十自述》中說：「據汪精衛報告：張見中山先生後告汪：『我從前以為孫先生是個什麼難說話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個溫厚君子。」

在談話中，張作霖坦言：「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以捧姓孫的，惟我只反對共產，如果共產實行，雖流血所不辭。」由此可見，孫中山與張作霖在天津的兩次會談，雖表面上顯得還算融洽，但張作霖的反蘇反共態度與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截然相反。這種政治上重大分歧，決定了直系垮台後孫張二人的漸行漸遠。12月5日，張作霖回訪孫中山。在談話中，張作霖勸告孫中山，不要反對外國人，因為外國人是不好惹的，而各國公使非常反對聯俄聯共政策，希望孫中山放棄這個政策。張作霖表示，他願意代表孫中山疏通外國感情，並說這件事包在我張作霖身上，一定可以成功。

天津會談結束後，張作霖回東北。由於天津氣候嚴寒，加以旅途勞頓，孫中山漸感不支，發冷發熱，不得不滯留天津養病。天津人民對中山先生無限崇敬，社會各界人士紛紛派代表探望。然而，段祺瑞的賣國行徑，又使北上時對中國明天充滿希望的孫中山大失所望，深受打擊，一氣之下使他的病情再度惡化。但為了國事，他堅持抱病入京。在孫中山病重期間，1925年2月10日，張作霖派東三省保安司令部秘書長兼東北交通委員長鄭謙代表他前來探望。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三角同盟」也由於直系的失敗，孫中山、張作霖、段祺瑞之間政治上的分歧而自然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