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衛星地圖

6月15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寫的《城市藍皮書》正式發佈。書中詳細闡述了中國城市從2007年到2008年在經濟、社會、環境、城市建設等各方面的問題以及解決辦法。其中，一項報告數據引起了人們的關註：至2007年末，全國規模100萬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共有118個，與2006年相比，中國城鎮人口增加了1673萬人。

面對這組數據，一些人表示，中國很多城市的發展方向都陷入了好大喜功的「規模崇拜症」，似乎超大才有份量，超大才是發展，才能博得眼球效應和形象效應。有調查顯示，全國20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中就曾有183個提出過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設想。但在相關部門近期評選的「中國最不適合居住」的城市中，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竟然榜上有名。

已經在北京生活了25年的張錫也許並不瞭解《城市藍皮書》中的數據究竟意味著什麼，但她還是感覺到所熟悉的生活環境在不斷地變化著。張錫說，9歲以前她一直住在現在國家大劇院所在的地方，那時候每個週末她都會去位於官園的少年宮學畫畫。在張錫眼中，那時官園對她來說已經很遠，當時公交車上的乘客通常很稀少，去趟西直門就像出趟城。由於住得近，當時她們家與親戚之間也經常串門。但是，隨著北京城市建設的發展，十幾年的時間裡，張錫的家從二環搬到了四環。她感覺最明顯的是除了現在交通的擁堵之外，由於很多親戚把城裡的房子出租都選擇在郊區買房子，他們之間也很少走動了。

「城市的大規模發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研究中心博士李學鋒告訴《北京科技報》，城市發展並沒有一個規模的上限，城市的大與小不應該成為討論的焦點。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城市建設得更好。由於目前一些城市盲目地擴大規模，忽視了相關「軟體」的配套建設，目前國內很多過快發展的城市已經逐漸顯露出弊端。

「交通擁堵與環境污染，已成為北京最為棘手的現實問題」。《城記》一書的作者王軍用了10年的時間對北京城市發展動態進行了調研。他告訴《北京科技報》，當年奧運會協調委員會主席維爾布魯根在對北京考察後就北京的交通發表了評論。他對這個城市每年增長25萬輛汽車的發展速度感到驚訝，認為這將給城市交通帶來巨大挑戰。

北京長期以來以舊城為單一中心，以新區包圍舊城、同心同軸向外蔓延的生長模式，被建築學界形象地稱為「攤大餅」。北京目前的城市問題集中表現在城市容量超飽和、超負荷。北京的機動車近400萬輛，交通已十分擁擠，二環以內的古城區，登景山俯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是一片綠海，可現在是綠少樓多。

王軍表示，北京市區以分散集團式佈局，即由一個以舊城為核心的中央大團，與北苑、南苑、石景山、定福莊等10個邊緣集團組成市區，各集團之間，由綠化帶相隔，並形成了以舊城為單中心、向外建設環線擴張的城市發展模式。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這種規劃佈局下，北京市區建成區擴大了4.9倍，市區人口增加了近4倍。

疏解中心區的人口壓力，多年來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設的一個目標。 1993年經國務院批復的城市總體規劃提出的一項任務，就是要改變人口過於集中在市區的狀況，大力向新區和衛星城疏散人口。可是，這項規劃提出的目標與執行的結果，出現不盡如人意的反差。由於城市的就業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區，人口疏散很難取得成效。相反，由於規劃是以改造與發展中心區為導向，大量房地產項目湧入舊城，使市中心區的建築密度越來越大，人口密度也越來越高。與市中心不斷「聚焦」相對應的是住宅的郊區化無序蔓延。北京市區的「中央大團」集中了行政、商務、商業、文教等一系列重要的城市就業功能，「邊緣集團」則以居住為主要功能；而在離城市更遠的郊區，又規劃有良鄉、大興、昌平等一大批由中心區向外輻射的衛星城鎮，它們現已開始為市中心區承擔居住功能。

目前，北京市在近郊區建設的望京居住區，規劃人口達25至30 萬；在遠郊區建設的回龍觀居住區，規劃人口達30萬。它們的人口規模已相當於一個城市，但功能只以居住為主。為了就業，居民們必須早晚擁擠在往返於城郊之間的交通之中。在如此鐘擺式的流動中，許多市民都要花很長時間奔走於家庭與單位之間，生活與就業成本難以降低，並使道路、公交等設施超負荷運轉。作為全市單一的中心，北京舊城長期承擔著商業、辦公、旅遊等功能，大型公共建築不斷湧入，在20世紀80年代，北京市中心區出現了嚴重的交通堵塞。北京市即著手建設城市環路，提出「打通兩廂，緩解中央」的口號，期望通過快速環路的建設，吸引中心區的交通，緩解其壓力。現在，北京已建成了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六環，但中心區並未得到有效緩解。

據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曾做過的一項統計顯示，北京城區400多個主幹道路口，嚴重擁堵的有99個。由於道路擁堵，按計畫，在中關村路，332路公共汽車每小時應通過19個車次，而交通高峰時間經常只能通過9個車次；行駛在三環路的300路公共汽車，正常行駛一圈應是110~120分鐘，而現在經常要花160分鐘。

與交通擁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區環境質量的惡化。大氣污染是北京市目前首要的污染問題，汽車尾氣污染的增長趨勢是明顯的。這表明，北京市中心區的交通已相當繁重。北京的中心區一直高強度開發，高層建築不斷增多，阻礙大氣流通，導致局部大氣惡化，污染物濃度增高。

由於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而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不利影響的不僅僅是北京。《城市藍皮書》中詳細論述了無錫市所面臨的情況。在對無錫進行了多年城市建設調查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課題組李河研究員就發現，這個按照上海、蘇州城市規模來制定發展路線的城市，其擴張速度超乎想像。但與此同時，「大」而「快」的發展結果致使無錫現在變得就像一個「巨工廠」，城市雖然能夠獲得短暫的經濟騰飛，但環境乃至可持續生產的其他條件卻遭受了很大的破壞。

李河說，目前無錫的土地資源幾近枯竭，人均耕地僅為0.56畝，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3，即使在土地資源稀缺的江蘇省也是最低的。在過去數年中，無錫平均每年以8萬畝的土地資源換取15%的GDP增長和20%的工業增長，成為「以土地換發展」模式的典型。

過度追求GDP增長的後果使無錫原本脆弱的生態環境被破壞得更加嚴重了。截至2007年，無錫市單位面積土地的污染負荷超過承載力50%以上，其主要水系的水環境達標率比較低，局部水域甚至為劣5類水質，「太湖藍藻」的爆發成為當地生態惡化的標誌性事件。

由於城市過快的發展，無錫的文化生態環境也遭到嚴重破壞。20年前嫁到無錫的安徽人李萍告訴記者，當年，無錫市是面積僅有十幾平方公里的傳統江南水鄉的典範。石子路、煙雨巷、運河橋、梅花村鎮構成了它的整體輪廓。但如今，無錫新城的規劃面積已經達到1700平方公里。李萍在讚歎無錫城市發展之「快」的同時也痛心地看到，在這塊誕生吳文化的古老土地上，幾乎所有的傳統小鎮都灰飛煙滅了。

對此深有同感的王軍表示，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餘條，到20世紀80年代只剩下約三千九百條。近幾年隨著北京舊城區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六百條的速度消失。

各地方城市的過快發展造成了具有特色的城市文化消失。各地不斷擴建的城市規模雖大，但是建設風格千篇一律。清華大學教授吳煥加曾以《北京城市風貌之我見》為題發表文章，認為「北京的古城風貌早已不很完整了，古城新貌隨之出現。因而，全面維護其古狀、古貌已不太可能」，「有人預言，如此下去，北京終有一天將變成『香港』、『新加坡』」。

目前超大規模城市帶來的問題還顯露出，房價飛漲、空間擁擠、城市蔓延等等。那麼，為什麼各地都競相建設超級城市？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環境研究所主任盛廣耀說，儘管中國城市在加快發展的同時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我國世界城市化水平剛過50%，也就是說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比較低，還處在城市化的中期階段。在這個階段，無論是城市化還是工業化都是加速發展的時期，城市規模越來越大是毫無疑問的，而這個速度還會保持20年左右。

除此之外，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董黎明說，現在很多地方要衡量一個城市領導幹部的政績好壞，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要看地方領導能否將這個城市做強、做大，這也成為促使各城市盲目擴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城市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雷嘯林告訴《北京科技報》，幾年前，銀川市政府因為換屆曾致使銀川出現重複市政建設的現象。「上一屆的市長上任時將銀川規劃成『小而密』的發展模式，其中一點就是希望銀川的道路不要太寬，但是一定要多，使交通變得很密集從而解決堵車的問題，可是等到新一屆領導班子上台時，完全推翻上一屆的發展模式，他們要求將銀川建設成『大而全』的發展模式，要將原有的道路重新擴寬。」 雷嘯林說。

「雖然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帶來種種問題，但是我們不應該對大城市懷有敵意」。李學鋒談到，現在一提起大城市很多人就會想到交通、住房、就業等等各方面的問題。其實，城市本身是以聚集效率為主要特徵的，它是生產和生活集聚的一種空間集合，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取更高的效率。當然，在獲取效率的同時它也要付出代價，但是這些問題並不能以限制大城市的發展而解決，只能在發展中解決。就像中國一直以來的政策「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但人們回到小城市以後，卻找不到工作，因為大城市規模聚集到一定程度就會產生出大量的效率，於是這幾年的城市發展政策發生了重大調整，變成「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思路。

以北京為例，北京的這種單中心的城市發展模式，是20世紀50年代由前蘇聯專家以莫斯科規劃為藍本幫助確定的。但是，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宮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發展的城市總體規劃已顯現弊端。為解決城市功能過於複雜而帶來的交通、生活等問題，莫斯科從20世紀60年代起開始制定新規劃，把原有的單中心結構改成多中心結構，並將連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綠帶滲入城市中心。可是，北京的城市建設卻一直沿著前蘇聯專家幫助確定的單中心模式發展。

要制定新的城市規劃，具體到某一個地區或是一個城市就要依據於它的區位條件、資源條件、生態環境的條件來確定城市的規模。北京也在逐漸改變，原來北京是以中心式的大餅擴張，中心發展比較明顯，而這幾年北京郊區出現迅猛的發展。

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築學與城市規劃專家吳良鏞描繪了大北京地區未來發展藍圖。他提出，發展世界城市是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或地區獲取更大發展空間的戰略選擇，大北京地區應該借助它作為大國首都的影響，為參與世界政治活動、文化生活、國際交往以及獲取國家競爭優勢等方面奠定最必要的基礎。

但目前，對北京城市功能進行有機疏散已刻不容緩，必須改變核心城市過度集中的狀況，在區域範圍內實行「重新集中」，以京、津「雙核」為主軸、以唐山、保定為兩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調整產業佈局、發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構建大北京地區組合城市，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這種對大城市進行區域性規劃的辦法在國際上並不鮮見。二戰之後，倫敦制定了「大倫敦規劃」、巴黎制定了「大巴黎規劃」，重新調整了城市發展戰略，在更大的區域空間內，轉移了城市過度集中的功能，形成了健康、有序的發展模式。大倫敦規劃以疏散為目標，在大倫敦都市圈內計畫了若干新鎮以接受倫敦市區外溢人口，減少市區壓力以利戰後重建。而人口得以疏散關鍵在於這些新鎮分解了倫敦市區的功能，提供了就業機會。這一改過去「花園城市」在城市周邊建設僅供居住的「臥城」的缺點。

王軍說，曾經有專家感慨：「一個城市最怕擁擠。它像個容器，不能什麼東西都放進去，不然就撐了。所以，有的功能要換個地方，擺在周圍的地區分散發展，這是倫敦規劃的經驗。規劃師在倫敦周邊規劃了十多個可發展的新城基地。後來，政府換了許多屆，但這個規劃沒有變，建成了一系列的新城。現在，倫敦老市區的人口已從當年的一千二百萬下降到七八百萬。北京的地方太大了，應該來個大北京規劃，幹嗎都要擠到城牆裡面不可呢？應該搬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