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圖]唐長安城南大門明德門
明德門復原圖。(資料圖片)
1972年考古發掘出的明德門遺址
明德門遺址石碑在一個廢棄的小院子內
楊家村中的這片荒地就是當年明德門所在地
明德門遺址石碑距離楊家村大門口不遠
當年的明德門附近如今高樓林立
在不少西安高校大學生中流傳的「新西安八大怪」裡,有這麼一條——明德有門卻沒門。話說的是,雖然「明德門」這一稱謂在西安可謂盡人皆知,可誰也沒有見過這個所謂的「門」。
長安城千年興衰為這座城市留下了無數歷史印記,明德門門樓上那些承載記憶的磚石,卻早已散落在市井,被荒塚黃土掩埋。當年「明德門」舊址,如今車水馬龍,成為一個區域的代名詞,越來越多的人用「租房熱門地帶」或是「西安成熟CBD」定義著「明德門」這個曾經雄渾的名字,而我們關於它過往歷史的探尋,卻因此顯得格外艱難。
隱沒在楊家村中的遺址碑
「師傅,您知道明德門遺址在哪嗎?」從明德二路旁的明德門廣場一路問到朱雀大街旁的楊家村口,雖然我們已經強調了「遺址」的重音,但不少人仍比劃著身邊區域,奇怪地反問,「這一片不都是明德門嗎?」
知道明德門的人很多,但知道明德門遺址的人卻不多,在經歷了不下六次的問路失敗以後,楊家村村委會門房的楊大爺,終於為我們指明了明德門遺址的確切方位,「從『楊家村』的牌樓往裡走,第二個路口,右轉,那一片都是。」
按圖索驥過了馬路,穿過諸多水果攤、小旅店,和一個麻將館,終於找到了「傳說」中的明德門遺址——這是楊家村村南一片荒地,約為一個足球場大,四周都被圍牆圈了起來,荒地中的野草已經有半人多高。西邊圍牆有一道鐵門,不過大門敞開,而東邊圍牆頗「淒慘」,直接被鑿出了一個人形的洞子,連接兩個端點的地面被踩出一條小路,不難猜測,洞子應該是附近村民為求出入有條近道而鑿開的。不少路人將這裡當做了臨時「方便」的場所,吸引來的蚊蟲因此成了「盤踞」此處的常客。
荒地西南角一根電線桿底下,明德門遺址碑躍入眼簾,這塊碑石正面刻著「隋大興唐長安城遺址——明德門遺址」,背面則篆刻著這座門的曾經,「始建於隋開皇二年,唐永徽五年重建,是唐長安城的正南門,與皇城朱雀門,宮城承天門構成長安城南北中軸線。唐末毀於戰火。」從碑文中還可以得知,明德門遺址於1972至1973年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第一工作隊發掘。平面呈長方形,五個門道,門墩東西長55.5米,南北寬17.5米——這座碑,是在明德門遺址成為全國第四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於1996年所立的。
楊家村村委會的楊大爺今年已八旬,一生居住在楊家村的他告訴記者,與「楊家村」的「牌樓」修建年代大致相同,這片「保護區」的圍牆是十多年前才圍起來的,而上世紀70年代那次考古行動,他也是見證者之一,「考古隊那次來的人不少,從1972年秋天,一直幹到1973年的新年,他們在裡面挖,附近很多村民就跑去看熱鬧,最後就看他們挖出幾個大坑,聽說還發現了刻著花紋的牆磚之類。但不知道為什麼,最後又把那些大坑填平了。」
楊大爺說,在考古隊發掘之前,村裡人大多不知道這地方曾經有座雄偉城門。「南郊這一帶當年還是農村,很荒涼,不是莊稼地就是墳地,誰能想到呢?」而在那次考古行動之後,縱使城市化的步伐一步步逼近村子,村民們也陸續在周圍蓋起了小樓房出租,可這片地依然保持著莊稼地的狀態,「當年考古隊走後,這裡就立起一座石碑,上面寫著是明德門遺址,村裡曉得不能亂動呢。」楊大爺說的這另一塊石碑,在荒地的正中央,如今已經被雜草完全湮沒了。
明德門曾稱太陽門
而回望—千年前的唐長安城,明德門被視為進入都城之「正門」,作為隋唐長安城南外城郭一道最重要的城門,它連接著城市內外,不知多少皇親國戚、商賈貴人從這裡一一走過,許多滿懷憧憬的人們從這裡踏進長安,求得發展。也有不少甘願遠離繁華之都的人從這裡走出,去寂寞的遠方尋求自己的理想。
明德門以北,還有皇城正門朱雀門和宮城正門承天門——它們是唐長安城中三座最大的城門,明德門和朱雀門間長達五公里余,寬達150米的街道,是當時唐長安城的南北幹道。每逢登基,或冬至、正月上辛與孟夏之時,當朝皇帝都要沐浴齋戒,親率百官從遠在長安城北的宮殿,一路浩浩蕩蕩沿著朱雀大街往南出明德門,在明德門外的圓丘壇進行祭天活動。禮畢歸來,復入明德門,鼓樂高奏,導引回宮。
除了是天子參加祀典的必經之門,明德門在唐朝還是民間為禳除災害經常舉行大規模祭祀的重要場所——隋唐時,民間有若遭遇久雨,則禜祭於國門的傳統,「禜」為古代禳除災害之祭。《新唐書·五行志》記載,唐天寶十三載(754年)與鹹通九年(868年),因長安久雨不晴,民眾都曾在明德門舉行過「禜門」祭祀乞晴傳統儀式,其中天寶「十三載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知止。九月,閉坊市北門,蓋井,禁婦人入街市,祭玄冥(水神)大社(社稷),禜明德門」。「鹹通九年六月,久雨,禜明德門」。
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長安史專家張永祿先生告訴記者,明德門曾有別名「太陽門」——根據《隋書·禮儀志》記載:「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為圓丘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冊府元龜》卷五六三有同樣記載,不同的是,將「太」字寫作「大」字。
至少兩度遭遇焚燬劫難
無情的歷史歲月帶走了昔日的盛景,只留下後人立起的碑石。戰火燒燬了明德門的雄偉壯闊,卻燒不斷古城傳承歷史的文脈。上世紀70年代,考古工作者對明德門遺址的那次考古調查,讓整個明德門的輪廓因此漸漸釐清,在當年的發掘簡報上,考古隊用「其規模相當宏偉,像這樣一門五洞的龐大城門,在過去發掘中尚無先例!」佐證了明德門在唐長安城的特殊地位,而同屬外郭南城門,明德門西邊的安化門及東邊的啟夏門都只有三門洞而已。
據考古發掘推測,明德門五個門道的建築形式基本相同,門道進深18.5米,各門道之間夯土隔牆厚近3米,而門道兩側都有排柱,構成兩壁立排柱的木構「過梁式」建築,顯示了其與大明宮玄武門和重玄門統一的建築風格。
根據對東邊一個門道的發掘分析,考古隊推測隋代開皇二年建大興城時所建的明德門在唐永徽五年之前,其城門樓已遭遇一次火燒劫難被毀,唐永徽五年重修各城門時,明德門成為重修重點之一,重新建起門道的木構和城門樓觀,至於門道兩壁和城門墩則仍是利用隋代建門時的門墩修建的。
而據考證,明德門最終從世人眼前消失,同樣因為再遭火燒後被廢棄——這不僅與大明宮各門址和宮殿所遇相同,在廢棄時間上,它們也似乎相去不遠:根據當年的發掘報告,門址所堆積的磚瓦遺物皆為唐代,據此推測,明德門的燒燬廢棄很可能是在唐末朱全忠劫持唐昭宗李曄至東都洛陽的前後。
關於明德門的復原圖,目前最被公認的有兩個版本——一個是我國著名建築歷史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先生根據當時的考古發掘結果,以及初唐建築特點畫出的——五門道同寬同高,各由十五對直立的排柱和十五道木樑架構成梯形城門道頂。門樓數為東西十一間,南北三間,城門外並有門外廊。另一個則為我國建築考古學的創始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鴻勳先生根據遺跡線索,同時取材於敦煌壁畫中最高等級城門形象,繪出的「主殿+兩側挾屋」的城觀形制。
但如果因此判斷明德門只有雄闊那就錯了——發掘出的大量磚、瓦、石灰、木灰、石礎與繪有紅彩的粉面彩皮磚塊,刻有流暢的卷草花紋的石門檻等遺物中,證實了昔日明德門在宏偉壯觀之外,同樣不乏細膩精緻。
有趣的是,唐長安城的交通制度,從明德門發掘時的門址痕跡也可窺見一斑——在五個門道中,只有東西兩個門道有車轍,不少車轍是從中間三個門道的前面繞至兩端門道通行的,可見當時中間三門是不准行車的。而從車轍繞門而行的方向,還可看出當時「凡宮殿及城門,皆左入,右出」的「交通規則」。據此,明德門的五個門道,兩端二門為車馬出入通行,其次二門是行人出入,至於當中一門,是專供皇帝通行的御道。因此,唯有這個門道內的石門檻極其精緻,上面刻有流暢的卷草花紋,線雕鴛鴦,頂面還有浮雕的臥獅。
那些待解的明德門之謎
在所有唐長安城城門中,明德門因是長安外城郭九座大門中唯一有五個門洞的,地位堪比號稱「隋唐第一門」的丹鳳門,但這座長安外城郭「天街」盡頭的唐長安城南大門,卻有著與丹鳳門極大的反差——在千年歷史記載中被提及的文字寥寥。
儘管1972年的那次考古發掘,為明德門重現原狀提供了豐富素材,但如此恢弘的一座城門,為何從修建,到被焚燬,期間數百年有關它的相關歷史缺失?為何直到今天,甚至連多一些的文字資料都無法找到?為何當年的考古隊在發掘已有所眉目後,卻要將其回填,最終留下荒地一片?
對於我的疑問,張教授只回答了第三個,「當年考古隊在發掘後,本想修建一個和今天含光門博物館類似的明德門博物館,但最終經過論證,感到條件並不具備,為了將其遺跡更好地保護起來,最終採取了最穩妥的回填方式。」
至於另外兩個問題,張教授歎氣說,「這也是讓我疑惑了幾十年的。」他因此一連用了兩個「非常」形容,「在唐代史料裡,關於它的記錄非常稀缺,非常少見。我曾經編寫《西安古城牆》一書,寫及明德門,當時儘管翻遍諸多史料,卻發現幾乎沒有什麼關於它的文字。從此,我極其留意關於它的資料,到現在20多年了,卻依然再沒有新的發現。」
而關於明德門的「謎」絕非僅此,1972年開始的那次發掘,同樣讓考古者產生了不少疑問,比如他們在明德門中間門道的南側就發掘出一隻長1米有餘,背寬半米多的石龜,石龜的放置時間推測在開元年間,頭部向南,被有意放置得前高後低,這讓考古者在驚異之餘,記錄下這樣的文字,「門前置石龜尚是初見,其意義待考。」
不管怎樣,在歷史的風雲變幻中,關於明德門的那段繁華夢境終究消失了,歷史的輝煌和深厚對如今大部分現代人而言只是種表象,很多人依然關註明德門,惦念著明德門。
或許,在歷史的卷軸中,不斷變化的只是場景與面孔,唯一不變的是腳下承載著這一切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