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吏治呈現出結構性、整體性與惡性腐敗的特徵，滲入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層面，並表現出「末世」的瘋狂情結。此時的官場，完全是政以賄成、官以價論、刑以錢免。至新政時期，貪污受賄更是浸滲到官僚系統的各個層面。「在上者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坦然無可忌憚；在下者輦金載寶，鑽營奔競，恬然絕無羞恥。」新政時期貪污受賄的典型代表當屬慶親王奕劻。奕劻納賄「細大不捐」，其貪庸好貨之名連外國人也熟聞。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就曾斥其為「貪得無厭的混帳親王」。奕劻在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挾洋自重，吃裡爬外。光緒29年入軍機，就在縉紳名冊上標明天下官缺的優劣肥瘦，放缺任官以孝敬金銀的多寡來定奪，「內而侍郎，外而督撫，皆可用錢買得」。末代皇帝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就記載，「貪贓枉法賣官鬻爵，朝野為之側目」的奕劻僅在英商匯豐銀行就存儲120萬兩貪腐得來的錢財。英國等西方列強也借奕劻的貪腐對其進行訛詐，這位慶親王「以辦賣國外交和賣官鬻爵而出名」。

　　在研究清末新政後，美國歷史學家羅滋曼深刻感受到，「整個政界的腐敗無能是那麼的普遍」。當時《倫敦每日新聞》曾發表題為《清國官場腐敗危及人類道德》的新聞述評，指出當時的大清國已是「受賄者兼掠奪者的國度」。繼奕劻之後，爭議極大的要數李鴻章。作為俄羅斯遠東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從1896年開始，沙俄政府為了與英國爭搶修建中東鐵路及獲得在滿洲租借權利，先後實施了一系列賄賂中國官員的活動。「在華俄道勝銀行存款中撥出百萬盧布，作為對中國大臣秘密送禮之用」。在1898年《中俄密約》簽訂後的次日（3月28日），當時俄國財政部駐北京的代表璞科第付給李鴻章50萬盧布。按照《財政部檔案》（全稱叫《沙俄財政部檔案彙編》）中記載，李鴻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國170.25萬的盧布的賄賂（有李鴻章派人提取款項存條和當日提款的記錄）。李鴻章為了個人私利，出賣國家主權與利益，當時大清民謠「李二先生是漢奸」廣為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