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硝煙瀰漫的贛南戰場，秋風蕭瑟。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已進入到生死存亡之際。

　　就在一年前，蔣介石調集國民黨軍64個師又7個旅50餘萬人，空軍5個航空大隊50多架飛機，分為北路軍、南路軍、西路軍及其他堵截部隊，對中央蘇區發動了規模空前的第五次「圍剿」。

　　為「聚殲朱毛匪軍於贛南地區」，蔣介石決心畢其功於一役，不僅請來以德軍退役上將漢斯賽克特為首的軍事顧問團，還在廬山舉辦軍官訓練團，按照「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訓練參加「圍剿」作戰的各級軍官，並精心炮製了「堡壘政策」。

　　此次捲土重來，蔣介石一改過去「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法，採用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層層修築碉堡，逐步向蘇區內部推進，最後尋找主力紅軍決戰，用「竭澤而漁」的辦法，達到消滅紅軍的目的。

　　這回，蔣委員長是一定要做出個樣子來，以挽回歷次「圍剿」丟失的顏面。但他並不知道，此時的對手已不是神出鬼沒、聲東擊西、善打遊擊戰、令國軍將士聞風喪膽的朱德和毛澤東了，而換成了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博古與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

　　前三次反「圍剿」，紅軍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取得了勝利，第四次反「圍剿」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也大獲全勝。可以說，紅軍已有了自己英明傑出的統帥，初步找到了打破敵人「圍剿」的制勝法寶。客觀地講，第五次「圍剿」規模空前，敵人又採取堡壘主義新戰略，紅軍反「圍剿」確實比前幾次困難更大，但打破「圍剿」的有利條件也很多。

　　蔣介石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和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打內戰的反動政策，日益引起全國人民以及國民黨軍廣大官兵的不滿;國民黨軍隊在數量上佔很大優勢，但各派系之間矛盾重重，難以協同作戰。

　　紅軍的情況恰恰相反，中央蘇區在接連取得四次反「圍剿」勝利後，範圍擴大到30多個縣，蘇區軍民對打破敵人進攻的信心高漲;蘇區的政權建設、土地革命和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廣大群眾熱烈擁護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支援革命戰爭;中央紅軍發展到10萬人，地方武裝也有5萬人。

　　從敵我兵力對比上看，與前幾次反「圍剿」相差無幾。如果有正確的領導和正確的軍事戰略，是有可能打破敵人的這一次「圍剿」的。

　　然而經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後，毛澤東路線已被徹底摒棄。毛澤東本人也被剝奪了黨和軍隊領導職務，只任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主席，專做地方工作。紅軍的指揮大權全部掌握在有著「黑面木偶」之稱的博古手中，「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得以在蘇區和紅軍中暢通無阻，貫徹執行。

　　1931年10月，年僅24歲、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博古，由於堅決擁護和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一躍而成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

　　博古，原名秦邦憲，字則民，1907年生於江蘇無錫一個書香世家。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1月受黨組織委派赴蘇聯學習。

　　這年12月，博古從海參崴登上了開往莫斯科的列車。當火車穿越一望無際的西伯利亞時，到處都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樹林，到處都是嚴寒和冰雪。此時，博古的心裡卻是熱血沸騰，一想到克里姆林宮上空的紅星，就抑制不住想大喊大叫上幾句。最後憑著頑強的毅力，博古戰勝了嚴寒、飢餓和孤獨，終於來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在中山大學，他取俄文名「博古諾夫」，這便是化名「博古」的由來。

　　當時，中山大學的教授多數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忠實擁躉者。博古到校時，正值拉狄克講中國革命運動史的課。博古平生第一次從拉狄克的嘴裡聽到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狼子野心和晚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認為拉狄克是位了不起的校長。

　　但沒過多久，拉狄克因捲入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權力鬥爭漩渦，丟掉了校長職務。原來的副校長、時年26歲的米夫接替了拉狄克。上任伊始，米夫就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一律免職，並在學校裡建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所，十分器重和信任他的中國弟子王明。

　　博古在蘇聯學習工作了4年，大大提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增強了為共產主義理想獻身的堅強信念和為中國革命事業奮鬥的信心與勇氣。但由於他不瞭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回國後，特別是在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期間，把學到的一套蘇聯革命的經驗和理論，生搬硬套地推廣到中國革命中去，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1945年，他在回顧蘇聯學習的情況時說：

　　「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在這個時期種上根。」

　　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博古的另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比他高一屆的王明等人，並以王明為核心，形成了一個由博古、凱豐(何克全)、何子述、洛甫(張聞天)等28個中國學生組成的小團體。

　　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傳鼓動家，聲音響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勢，演講極富煽動力。而他的熱情奔放也很快贏得了米夫的喜愛。

　　1930年5月，博古回國。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向忠發，實際負責人則是李立三。出於對中國革命現狀的估計過高，這年6月1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並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7月9日，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舉行政治討論會。博古第一個站出來批評李立三，接著何子述、王稼祥等一一發言，矛頭直指李立三的「左」傾路線。最後，王明作了長篇發言，聲稱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和布朗基主義的混合錯誤」。

　　原來，從蘇聯回國不久的王明野心勃勃，早就想取代李立三，便事先與博古等人商量好，藉機發難。

　　然而，大權畢竟還是掌握在李立三的手中。幾天後，向忠發出面找王明、博古等人談話，宣佈對他們紀律處分，這反倒使博古跟王明貼得更近了。

　　幾個月後，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來到上海，王明立即得勢。不久，中共中央迫於米夫的壓力，取消了對王明、博古等人的處分。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一步登天，當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曾與他「共患難」的博古自然受到重用，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總書記。隨後，王明在遠赴莫斯科前，把博古推上了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寶座。

　　王明讓博古負總責，而不讓他擔任總書記，可謂用心良苦。其一，博古既是王明在中山大學的同學，其二，博古年紀輕、資歷淺，鬥爭經驗少，而對共產國際和王明又忠心耿耿，這非常有利於王明遙控指揮。其三，王明一旦從蘇聯回國，仍可以名正言順地坐上總書記這把交椅。

　　於是，博古在中共黨史上創下了兩項迄今未止都不曾被打破的「紀錄」：第一，他被指定為中共中央負責人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這樣的「躍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第二，他當時不過24歲，是中共歷史上最年輕的領袖，人稱「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美國記者艾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裡，是這樣介紹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見過最有風度、有趣的中共領導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輕的成員。他個子較高，身材瘦長。確實，他總處在極度興奮之中，動作急促而不協調，常常愛神經質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齒前突，眼睛外鼓，特別是透過深度近視眼鏡，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爾德克拉克爾爵士稱他是「怪人」。他喜歡打網球，打撲克，他總是理著很短的寸頭，好似一把硬刷子在頭頂，他頭腦反應很快也許比周恩來還要敏銳……

　　果然，王明的眼光不錯，博古作為「總負責」，確實非常忠實地執行他的路線。博古有個外號叫「黑面木偶」。這是由於他動作幅度大、顯得有點僵硬而得名。此時，他也確實有點「木偶」的味道——一舉一動都受著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的遙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