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天下無賊》中的台詞：「21世紀最缺的是什麼?是人才!」曾廣為流傳。其實，自有了人類文明之後，在任何一個時代，人才都是最為寶貴的資源。然而，人類常常犯下有意識戕害人才的過錯，下面要介紹的就是這種過錯之一——蘇俄政權初期將大批知識精英驅逐出境的真實歷史。

　　蘇俄政權為什麼要驅逐知識精英

　　問題的答案從十月革命爆發前，1905年列寧的一篇文章《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中可見端倪：「一些創作人員竭力『超越』或『不介入』階級鬥爭是不可能實現的……生活在社會中卻要脫離社會而自由，這是不可能的。」列寧這番話已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早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前，俄國知識分子中就已經出現了一種現象——竭力「超越」或「不介入」階級鬥爭，這讓列寧感到很不滿甚至嫌惡。

　　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掌握了政權。新生政權自誕生的那天起，就遭到了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包圍和反撲，同時國內反動勢力也捲土重來，蘇維埃政權處於危急之中。為了捍衛新生政權和建設新社會，俄共(布)和蘇維埃政權推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然而，由於布爾什維克黨剛執政不久，對於在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沒有任何經驗，在執行和貫徹政策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一些過激舉措和過火行為。例如，在向廣大農民徵集餘糧時，不僅強制沒收了地主、富農的餘糧，而且還將普通農民賴以活命的口糧和來年播種用的種子糧也強行徵收上來，逐漸引起廣大農民的不滿甚至仇視，最終引發了一系列農民暴動。在城市，控制、鎮壓與國內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反動知識分子的同時，也將一大批對新生政權持觀望態度的知識分子逮捕起來，不僅使普通知識分子感到不滿，連著名作家高爾基也感到憤懣。他多次給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寫信反映情況，並主張應當將「是否為國內外敵對勢力效力」的知識分子區分開來對待。

　　1919年9月，高爾基再次給列寧去信，希望區別對待知識分子，列寧很快於9月15日回信：「親愛的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我已經接見了通科夫，早在接見他和收到您的來信之前，我們中央委員會就已決定委派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去審查親立憲民主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被捕案並釋放了可以釋放的人，因為我們清楚這方面也曾發生過一些錯誤。

　　同樣很明顯的是，總的說來，逮捕立憲民主黨人(和親立憲民主黨分子)這個措施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因為「我們知道，親立憲民主黨的教授們往往給陰謀分子提供援助。這是事實」。列寧在信中提及的通科夫教授，是著名的解剖學家，當時擔任軍醫學院院長，他曾找過列寧本人和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約.捷爾任斯基，反映過對一些科研人員逮捕不當的問題。

　　從列寧給高爾基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布爾什維克黨已意識到知識分子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曾發生過一些錯誤」，並且「釋放了可以釋放的人」，但總的來說，列寧認為「措施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儘管部分被錯誤逮捕的知識分子後來陸續釋放，但此類事件仍時有發生，以致高爾基不得不經常給領導人寫信交涉。

　　1919年10月6日，高爾基給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捷爾任斯基又發去了一封信，就逮捕科研人員一事發表了看法：「我認為逮捕這些人是野蠻行為，是殘害國家精英」，「蘇維埃政權正在激起我對它的反感」。在同月寫給列寧的一封信中，高爾基呼籲：「請不要將政客化的知識分子同具有學術創造力的知識分子混為一談」，在白衛軍那一方「幾乎沒有什麼正派人，沒有一個學術界巨匠，他們都還站在我們這一邊，而且這些人站在我們這一邊並不是為了搞陰謀，而是真誠地希望新制度能夠為他們的工作提供廣闊的天地，他們在工作，而且是在憑良知工作!」「現在，對於我們而言，有學問的人比任何時候都寶貴，正是這些人，也只有這些人，才能用其智力使國家變得富裕起來，使國家發達起來」。

　　高爾基懇請釋放無罪專家

　　高爾基和通科夫教授等人的籲請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作用。在上述1919年10月寫給列寧的信中，高爾基也對一些科學家獲釋向列寧表示了感謝：「傑普已經被釋放，我很高興並表示感謝。請釋放捷廖申、奧西波夫(最優秀的外科醫師之一)、布希、奧爾登堡、謝爾巴和全部科學家。」信中提及的奧西波夫是一位精神病學家，曾在精神病學中發展了病理生理學派;而謝爾巴則是一位語言學家，其他幾位也都是著名的學者。

　　在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內外交困的特殊時期，農民和知識分子政策引發的危機，促使俄共(布)領導人對社會主義建設路徑問題進行深刻反思。隨著外國武裝干涉被擊退，國內戰爭取得勝利，蘇俄政府領導人著手調整政策，改行新經濟政策，允許自由市場貿易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緩和了社會危機，也舒緩了廣大知識分子的心氣。

　　新經濟政策實施後，各種社會思潮比較活躍，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一些知識界人士紛紛要求蘇俄政府在社會和政治生活方面實行比較寬鬆的政策，這引起了俄共(布)領導人的高度警覺。在他們看來，一定程度上恢復市場經濟和私人所有制，有可能引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資產階級在蘇俄的復辟，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唯有加強對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的控制。

　　而另一方面，蘇俄國內各知識分子團體紛紛集會，反對政府官員對知識分子創作活動的干預，要求允許思想自由交流，主張建立完善的法制來保證新經濟政策得以持續執行。1922年初，以反對蘇維埃高等教育改革和爭取學校自治為核心內容的教授罷工已持續了一年多，並且呈愈演愈烈之勢，這引起了蘇維埃政權領導人的強烈反感。1922年3月12日，列寧在《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一文中指出：「……俄國工人階級有本領奪取政權，但是還沒有學會利用這個政權，否則早就把這類教員和學術團體的成員客客氣氣地送到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去了。」

　　5月19日，列寧給捷爾任斯基發去一封密信，指示國家政治保安局(即原先的全俄肅反委員會，1922年改名為「國家政治保安局」——筆者注)著手準備驅逐「反革命」作家和教授的工作：「……責成政治局委員每週拿出2_3小時的時間來瀏覽圖書和出版物，作出書面的評價，將所有非共產主義思想的出版物送到莫斯科，不得有誤……系統地搜集教授、作家們的政治經歷、教學和文學創作方面的信息……系統地將所有反革命分子、協約國的幫兇、協約國的僕從和間諜組織以及毒害青年學生的壞分子驅逐出境。」

　　蘇俄政府頒布驅逐決定

　　1922年5月，列寧收到衛生醫療人民委員Н.А.謝馬什科的報告，報告指出第二屆全俄醫生大會通過了不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保持醫生組織獨立的決議，謝馬什科認為「這是我們生活中很致命很危險的趨向」，並建議「對醫生的『領袖們』實施隔離」。列寧對這封信作出批示，責成「謝馬什科協助捷爾任斯基在兩周內制訂出相應的措施報政治局審議」。

　　隨後《真理報》刊文指出，一些知識分子「錯誤地指望我們會由於新經濟政策的施行以及西方資本家的壓力而繼續退卻，試圖反對蘇維埃政權」。6月1日，捷爾任斯基向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關於知識分子中反蘇集團的報告》，裡面寫道：「反蘇知識分子選擇高校、各類社團、出版物……還有宗教團體等作為反蘇的主要舞台。在高等教育機構中，大學生與反蘇教授團體的反革命活動主要有兩個方向：爭取高校『自治』;爭取改善教授和大學生的物質生活條件。爭取『自治』的實質，是出於政治目的，抵制共產黨和階級原則在學校中的影響……至於要求改善物質條件，不過是高校的反蘇分子用作政治對抗的武器而已。不久前的高校罷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高校裡的形勢要求我們採取一系列果斷措施，制止和預防教授們的反革命活動。」

　　6月8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作出了《關於知識分子中反蘇集團的決議》，責成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組建特別委員會，授予其實施行政流放或驅逐出境的權力。7月16日，正在養病的列寧給斯大林發來一封信，敦促盡快實施驅逐行動，並直接點了一批在他看來必須驅逐出境的知識分子的姓名。

　　8月10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米.加裡寧簽發頒布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行政驅逐的決定》，該決定指出：「為了對參與反革命活動的人員實行隔離，凡是報送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批准隔離兩個月以上者，在無須逮捕的情況下，決定以行政方式驅逐出境或者流放到俄羅斯聯邦境內的指定地區。」

　　「誰不跟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

　　將大批知識分子驅逐出境，絕不是列寧個人的想法，而是當時蘇俄領導人的共同意見，一系列文獻資料證明了這一點。比如，1922年8月30日的《消息報》刊登了托洛茨基為驅逐行動所作的辯護說明：「被驅逐和我們將要驅逐的那些人並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但他們卻可能是我們的敵人的潛在武器。一旦出現新的軍事緊張局面……所有這些不可調和和不肯改正的分子就會成為敵人的軍事和政治間諜。而我們不得不根據戰時法令對他們處以極刑。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在和平時期我們預先將他們驅逐出境的原因。」很顯然，在托洛茨基看來，將大批知識分子驅逐出境還是比較人道、溫情的舉措。蘇俄領導人之一布哈林也指出：「我們允許的是我們制度框架內的研究自由……當一位卓有建樹的教授說我們與世事無關，我們遠離政治，請讓我們自由地講授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行的。」同年，季諾維也夫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全會上發言時也指出：「正在對知識分子採取的行動的意義，可以用一句話簡單地加以概括：誰不跟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

　　由此可以看出，在當時領導人「非此即彼」的邏輯看來，不是蘇維埃政權的忠誠擁護者，就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遠離政治是絕不容許的。

　　不僅一大批著名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工作者以及自然科學專家被列入驅逐出境人員名單，一些青年大學生也位列其中。比如，1922年9月7日，國家政治保安局秘密事務局的書面報告指出，包括烏克蘭在內，整個共和國應當驅逐228名反蘇知識分子出境，其中包括32名大學生，截至該報告呈交之日，這32名大學生中已有15人被逮捕。根據解密檔案文件看，國家政治保安局主席捷爾任斯基等人對於驅逐大學生出境一事非常審慎，1922年9月22日他在給工作人員梅辛格的便函中指出：「親自檢查莫斯科大學生案件，查出了一系列錯誤。

　　我請求您親自體驗一下莫斯科的經驗，即親自跟所有擬定被驅逐出境的大學生進行私人交談，用這種辦法糾正可能的錯誤，並對這些大學生施加影響。」同一天，國家政治保安局副主席亞戈達也給梅辛格留了一個便條：「梅辛格同志：在莫斯科，我親自複查了所有被驅逐出境大學生的案件，同他們進行了交談，我有這樣一種印象：即將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驅逐出境，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實質上就是些糊里糊塗、幼稚的小青年。」在捷爾任斯基等人的敦促下，一些原擬驅逐出境的大學生又被留在了自己的祖國。

　　究竟有多少知識精英被驅逐

　　由於擬定驅逐出境的人員名單經常變動，所以目前要準確地界定1922年究竟有多少人被赦免，免於驅逐出境，多少人被改為國內流放，又有多少人被驅逐出蘇俄，仍是比較困難的。筆者所掌握的有以下幾種說法，一種認為「1922年的驅逐舊知識分子行動波及270多人，其中78人被驅逐出境(不含家屬)，23人命運不詳(沒有任何有關被驅逐或國內流放的信息)，其餘人等被流放國內」。另一種說法則認為「從8月到12月有三四百名俄國科學和文化界的著名活動家被分批驅逐出境」。

      這兩種說法都是國內學術界人士根據俄羅斯文獻資料作的統計。還有一種說法，是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註冊登記和檔案卷宗管理局局長赫裡斯托福羅夫在俄《近現代史》2002年第5期《「哲學船」：1922年科學家和文化活動家被驅逐出蘇俄》一文中提出的：「200多名俄國思想界精英被驅逐出境」。幾種說法之所以如此殊異，應該跟各自的統計方式、所據資料不一有關。

　　最終，第一批知識分子於9月23日乘坐開往裡加和柏林的火車離開了蘇俄境內。9月29日和11月16日，來自莫斯科、喀山和彼得格勒的學者及其家屬約100多人分兩批由彼得格勒乘坐從德國租來的「哈肯船長號」和「普魯士號」輪船離開了蘇俄。由於離境的很多知識分子是著名的哲學社會科學大家，所以歷史上又將此次事件稱為「哲學船事件」或「列寧船事件」。

　　也許是因為當時蘇俄經濟狀況比較差，也許是出於對拒絕跟蘇維埃政權合作的知識分子的嫌惡，一部分被驅逐出境的知識分子及其家屬是自費出境的，公開的檔案材料證實了這一點。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中央檔案館公佈的一份檔案材料中，就列舉了從莫斯科到柏林途中的具體花銷費用：「1.從莫斯科驅逐一個人至柏林，必須支付：(1)簽證——4900萬盧布;(2)兩晝夜路程食品——800萬盧布;(3)從莫斯科至謝別日火車票——(檔案原件這裡沒有標注金額——筆者注)……」而另一份書面報告顯示，截至9月7日，莫斯科一地已經逮捕並應當驅逐出境的有75人，其中有57人自費出境。

　　被驅逐出境的人員，一般都經過國家政治保安局的審查且都被下了結論，認定這些人積極從事了反蘇活動。比如，1922年8月19日給著名哲學家別爾嘉耶夫所作的定性結論是：「自十月革命以來的5年時間裡，他不僅一直對蘇俄工農政權不滿，沒有停止過自己的反蘇活動，而且利用目前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外交困境，加緊反革命活動……」可根據前一天對別爾嘉耶夫進行的審訊的材料看，又看不出他究竟從事過哪些「反革命活動」和「反蘇活動」。

　　別爾嘉耶夫只是在受審時坦誠地表示「不能贊成階級觀點」，並且「一視同仁地認為，不論是貴族的意識形態，還是農民的意識形態、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都是狹隘、局限而自私的」，「俄國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國家，因為俄國人民的大多數是農民」，而且「認為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嚴厲判決是錯誤的」，表示「不贊同蘇維埃政權對高等學校採取的政策，因為它破壞了學術和教學的自由，壓制了先前的哲學自由」，「我以前從不屬於任何政黨，今後也將不屬於任何政黨。在現有的政黨中，沒有一個能引起我的同情」。這些言論表明，別爾嘉耶夫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崇尚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知識分子而已，遠談不上什麼「加緊反革命活動」。然而，他還是被驅逐出境了。有類似遭遇的知識分子大有人在。

　　驅逐行動的危害性後果

　　大規模驅逐知識精英的行動，不僅給被驅逐人員及其家屬造成了多年揮之不去的嚴重心理傷害，而且給嚴重缺乏專家和亟需人才的蘇俄國家建設造成了重大損失。此外，由於政策失誤導致了真正反蘇情緒的淤積，即便是驅逐行動的具體實施者——原先的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後來的國家政治保安局主席捷爾任斯基，在一封致下屬的信中也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寧肯在自由主義方面犯錯100次，也比放逐那些並沒有積極反蘇的知識分子要好——當他們從流放地回來後，或許就會成為反蘇積極分子，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指責將會被敵人用來攻擊我們。」真正離蘇反蘇情緒的不斷淤積，實際上也為多年後蘇聯政權的垮台不斷地埋下了一個又一個地雷。

     國內有些學者常常將1991年蘇聯解體歸結於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措施失當，或者歸結於1956年赫魯曉夫所作的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捅了漏子」，實際上如此總結蘇聯解體的原因是欠全面、不深刻的。

     世界上任何一個政權都不可能沒有政策失誤，只有善於發現並及時糾正失誤，才可避免最終的敗局，而蘇聯政權的垮台，正是在於自其誕生的那一天起，太多的政策失誤未能得到及時的發現和糾正。知識分子長期受壓制，得不到信任，就是其嚴重失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