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河南餓殍遍野。豫中、豫南、豫東數百萬的災民開始向洛陽聚集，從此，300萬河南人開始了漫漫「闖西關」之路。向西，向西，這是一場沒有目的地的逃命遷徙。

　　河南省檔案館向本報記者展示的一份檔案顯示，逃荒方向大致有四個：大多數經洛陽，沿隴海線向西進入陝西;少部分南下逃亡湖北;還有一部分，北上進入抗日邊區;還有極少數向東進入日占區。

　　河南人當時為何選擇向西逃?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徐有禮表示，1942年大災荒，河南人主要逃亡陝西，因為往西可以往四川、甘肅，遠離戰區，有廣闊的大後方。當時在南邊，日本人佔領了武漢;在東邊，黃河以東都被日軍佔領。日軍佔領的都是交通比較發達的地區，豫西、豫南都是山區，豫東的經濟要比豫西發達得多。

　　在這種情況下，災民可以說別無選擇，唯有一路向西。不過，逃亡陝西的主要是豫中和豫西的難民，豫北的難民則向山西逃。「豫北難民順著隴海鐵路往西逃的很少，因為要過黃河才能往西走，日本當時封鎖黃河渡口，黃河鐵橋也炸掉了，逃荒也要通過日本佔領的黃河渡口。」

　　還有一個因素，歷史上慣常的逃荒路線也是向西逃，有這種西逃的習慣。

　　三門峽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副主任石耘一直在研究1942河南大災荒。他說，當時豫東地區是日寇佔領區，西邊是國統區，西邊陝西、山西沒有遭遇旱災。蝗蟲在比較寒冷的地方，或雨水比較多的地方不適合生長。加上蝗蟲總是成群結隊地啃噬莊稼，豫西的一些山區，隱蔽性強，可能還有一些糧食倖存下來。在難民心中，向西，或許還有一條活路。

　　徐有禮和石耘都認為，當時難民乘火車逃難的是極少數，多數人是徒步。「隴海線鄭州以東已被佔領，能通車的是洛陽以西。坐火車逃難的，充其量最多佔總人數的1/3。當時火車數量很有限，運載效率很低，大部分是運貨的，難民都是坐在貨上面。當時火車時速估計只有30公里，從洛陽到三門峽走走停停估計要兩天。家境好一點的，才有可能坐上火車，多數人是徒步。」石耘說。

　　起點：洛陽

　　火車站人擠人

　　父親擠上車棄兒被煮食

　　九朝古都洛陽，當時是災民逃難的起點，也是300萬逃荒者噩夢的起點。

　　今年82歲的寇景素老太太，其父親當年曾任洛陽火車東站站長。提起當年洛陽火車站的場景，老人家連歎，「那不是人待的地方，每天都在死人。」

　　當時，洛陽西站是貨運站，東站是客運站，父親當時還是東站一個車隊隊長。只要有火車經過，成群結隊的難民就像螞蟻一樣爬上去。難民們管不了是否超載，火車頂上以及車廂外面都經常爬著人。在爭搶過程中，很多人跌下火車，摔得斷腿斷手。最讓人痛心的是，一家人，母親上了車，兩三歲的小孩，實在送不上去，火車一開，小孩在火車下面哭喊媽媽，但大人卻已在汽笛聲中揚長而去，母子從此永別。

　　當時的洛陽火車站每天都在上演生離死別。親情，在災難面前也變得如此蒼白。1942年隆冬的一天，天氣酷寒，一名男子一瘸一拐抱著骨瘦如柴的兒子來到站台外面。為了搭上往西逃亡的列車，這名男子已經在這裡等了十多天了。終於，汽笛聲響起，剎那間，蜷縮在各個角落的難民就像飢渴了一個冬季終於遇到獵物的獅子，潮水般地湧向站台。車來了，這名男子知道自己拖著瘸腿是不可能帶著小孩一起上火車的，他用白布把3歲的兒子綁在車站旁邊的一棵樹上，自己加入了擠火車的大軍。而被綁在樹上的孩子，則拚命叫著爸爸，但男子頭也沒回，就消失在人流中。後來，聽說這個孩子被難民煮著吃了。

　　「這時的車站還不如說是一個臭氣熏天的貨場，只不過，貨場運的是人，人和貨物沒有任何區別。」老人家說。

　　今年86歲的吳楓老人，新中國成立以前，居住在洛陽偃師市邙嶺鄉省莊村，1942年冬，他也從洛陽乘火車向西逃難。他回憶說，當年洛陽火車站人滿為患，到處黑壓壓的都是人。父親把孩子的襁褓掛在脖子上，年輕一些的漢子背著年邁的老人，面黃肌瘦的小腳老太步履蹣跚，車站周圍幾公里範圍內的樹全部都是白花花的一片，被剝光了皮，不時有孩子在樹下對著大人的屍體高聲哭喊，但沒有人會停下來，「災民看到火車就往上爬，因為人太多，車站的工作人員根本管不住。爬上火車的災民，幾乎都是坐在車頂，每到一站都會有人轟他們下車，甚至拿著木棒往身上打，但他們寧可被棒打，也不下車，下了車，還是會再次爬上去，有很多人被踩死在車頂。」

　　河南檔案館史料顯示，洛陽火車站與南關為災民聚集點，南關貼廓巷設「難民收容所」，負責救濟難民轉赴陝西，洛陽火車站還有「人市」。

　　「人市」：觀音堂

　　老人小孩被遺棄

　　不幸被做成肉包子

　　對很多難民來說，上了火車，就像加入了一場隨時都會殞命的賭局。但有一絲微弱的希望，至少比餓死要好。

　　汝州市小屯鎮84歲關雄偉老人回憶道，父母當年在城裡做生意，災荒發生後，父母的布匹生意慘淡只能關門，到洛陽逃難。全家把所有值錢的家當都賣了，湊600元托關係買了3張火車票，但到了洛陽火車站才發現，難民把能擠占的地方都佔了，買了車票，也只能坐火車頂。

　　火車頂上都是密密麻麻、餓得只剩皮包骨的難民，同時還有他們所有的「財產」：破蓆子、幾件破棉襖和面黃肌瘦的孩子。火車開車時間遙遙無期，人們只有在車頂上等著，甚至大小便都在車頂上解決，因為生怕下了車，再也沒有機會上去。

　　關雄偉親眼看到一個老太太眼見自己的兒子爬上了火車頂，而有3丈高的火車廂她實在爬不上去，老太太懇求旁邊一個漢子把襁褓中的嬰兒拋向車頂上的兒子，但兒子站在車頂上不能自由動彈，小孩沒接住，重重地落在鐵軌另一側的亂石堆上，死了。老太太只能淒惻嚎哭。

　　曾經擔任三門峽市陝縣黨史辦主任的劉全生也是這場大災的倖存者。他回憶說，當時，自己所在的潭頭鎮橋上村，家門口到處都是討飯的人，乞討的難民走馬燈似的一批又一批，背個大背筐，灰頭土臉。當時村裡有個小竹林，很多逃難的人，自知時日無多，餓得實在走不動，就逃到竹林裡，就再也沒有走出來。

　　觀音堂鎮是火車進入三門峽(當時稱陝州)後的第一個站點。如今已在三門峽定居的85歲楊再興老人，當年就是逃難到此處，一直在這裡住了70年。他說，「能坐上火車的是極少數，多數都是推著獨輪車，把值錢的東西或老人、小孩放在車上，大人推著，一天只能走一二十里地。從洛陽到三門峽不過300里，災民通常要走10天。」

　　楊再興回憶，災民逃到觀音堂，已筋疲力盡，觀音堂當時也是出了名的「人市」，這裡也是老人、小孩的遺棄地和生命的盡頭。很多大人走到這裡，已是飢寒交迫，趁孩子睡著，把孩子丟在地上，扭頭就走，「這些孩子都被逃荒的災民殺掉吃了，還有的拿去做人肉包子賣。好多難民吃包子時吃出指甲，才知道是人肉包子。」

　　遭炮擊被撞死冤魂多

　　觀音堂繼續向西南行進，則是當時列車的另外一個重要站點——靈寶。楊再興說，當時有些奸商，化裝成難民，混在裡面帶鴉片、首飾，矇混過關。為了放行，只能給國民黨的車站盤查人員塞小費，這些人發了財，卻苦了那些老實巴交的真難民。「檢查」又成了國民黨官兵謀利的手段。難民下車後都要經過無數次搜身，身上凡是有值錢的東西都被搜刮殆盡。逃到這裡的難民，已是身無分文。

　　石耘說，靈寶是災民西進通往心中天堂——潼關必經的一站。日軍1942年佔領山西運城後，經常向黃河以南炮擊，所以火車經過這裡時只好改道。靈寶老縣城西南邊，是弘農澗河橋及魏函谷關火車涵洞，當時在洞口北側的黃河最窄處，距離對面的日軍炮台只有幾十米，是隴海鐵路與黃河距離最近的一段，為躲避對岸日軍炮火，這裡修築了一道3米多厚的防護牆。

　　靈寶市退休幹部焦興華回憶，如果黃河北岸日軍打炮，列車就藏匿在防護牆南側。待新一輪炮擊的間歇時刻，列車即開足馬力，衝進涵洞。等進了涵洞，火車才會拉響汽笛，就像躲過炮擊後，舒了長長一口氣。「那時有『闖關車』一說，這裡就像是生死關。」

　　不過，就算過了涵洞，也並不是說就安全了。縣城西南邊有座弘農澗河橋是木架結構，當時倉促施工，質量差，不時發生列車脫軌事故，當時，經常有火車在這裡排隊過橋。此外，災民都坐在火車頂部，上面擺放的獨輪車等行李超寬或超高，火車通過涵洞時，經常會連獨輪車帶人被掃下火車去。

　　靈寶縣故縣鎮村民王大寶說，每過涵洞時，老鄉們都相互提醒「過洞了，注意了」。即便這樣，還是有很多人在火車疾速過涵洞時被撞死。

　　楊再興老人說，就算不過涵洞，火車內也是漆黑一片，過涵洞時，只聽見外面炮聲隆隆，坐在火車上生死也只能聽天由命。當年他乘坐的火車僥倖通過，但自己的表哥乘坐的火車卻遭遇日軍轟炸，姑姑一家人全都遇難。

　　老人說，在行車過程中，經常有人死去。周圍的人嫌屍體臭，就把屍體扔下車，有些人缺胳膊少腿的躺在車頂上，車身也掛滿了「人肉掛」，有的甚至被風乾了，就像臘肉一般，十分恐怖。

　　當時穿行在隴海線上的列車，是不折不扣的死亡列車。過來人都說，能活下來的都命硬。

　　「鬼門關」：潼關

　　限制通關妻離子散

　　饑民無糧刨墳墓覓食

　　歷經千辛萬苦的難民終於來到陝西潼關，夢中的樂土就在眼前。但他們不敢在這裡停留，因為黃河對面就是日軍的大炮，難民們只好馬不停蹄地繼續向西，直奔西安、寶雞。石耘表示，當年河南一共有3000多萬人，其中國統區1800萬人，日占區1200萬人，當時餓死大概四五百萬人，剩下大約有五六百萬人，都向陝西逃去了。但徐有禮認為，當年逃亡陝西的難民大約有300萬人。

　　事實上，潼關並非樂土。如今已在寶雞定居的河南登封人趙守義回憶說，當年在潼關，有國民黨軍隊把守，由於難民越來越多，西安城內已容納不了那麼多難民。從1942年冬天開始，便對進入潼關的難民進行人數限制，禁止河南災民入境。當時，曾多次發生難民衝擊國民黨軍隊把守的木閘門發生衝突的事件，還有不少人被打死。

　　大批難民在潼關外等候，很多人等了一周才被放行。無數妻離子散的故事也因此發生。今年78歲的吳玉珍老人就在這一過程中與自己的妹妹走散，尋親50多載仍杳無音信。

　　趙守義說，西安當時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雖然街道上不像洛陽那樣到處都是餓死的人，但個個都面黃肌瘦，十分落魄。難民們只能排隊領粥，每人每天只能領一次。領過了便在難民條上按上戳記，不能再領。

　　即便過了「鬼門關」到了西安，並不意味著能活下來。當時在西安，埋死人或抬死人的短工，已成為一種臨時職業。一些街道的保長或甲長怕負擔餓死災民的罪名，一些奄奄一息的老人，明知人沒死，也僱人將其掩埋，真是慘不忍睹。在西安郊外的亂墳崗，經常有被刨開的墳墓，有飢餓的難民將入葬不久的屍體挖掘出來吃了。「現在想起來都毛骨悚然。」老人說。

　　終點：寶雞

　　大災難大移民見溫情

　　割捨不斷的豫陝一家親

　　1942年，隴海線只通到寶雞，這個火車終點站也是當年河南人向西逃亡的終點站。

　　石耘說，1938年和1942年，河南人兩次大逃亡，寶雞因此得名「小河南」，「難民到了寶雞後分散到寶雞周邊的縣，少部分人可能到了甘肅。」至今，很多寶雞人都是當年逃荒災民的後代。寶雞人口的60%~70%都是河南人，就算西安也有30%以上是河南人，河南話是西安的第二大方言。

　　在趙守義的記憶中，由於當年河南災民太多，也遭到了當地人的抵制，畢竟要和當地人爭糧食。西安、寶雞人當時稱呼河南人叫「河南擔」，後來改口叫「河南蛋」，帶有歧視性的味道，因為當年河南人逃荒時一根扁擔走天下，扁擔一頭擔的是鍋碗瓢盆，另一頭是孩子。流離失所的河南人到了陝西，第一件事就是找老鄉。「因為1938年黃河改道已經有難民逃了過來，還沒來得及遷回去。」找不到老鄉資助的，只能變賣家當度日。

　　西安市小東門裡的「鬼市」，與1942年的河南逃荒災民有著歷史淵源。是年，逃難、逃荒的災民大量湧入西安，有錢和有親友可投的人辦工廠、開店舖，而沒錢的人則流落街頭、拉洋車、打小工，實在找不到門路的，只好來到「鬼市」，變賣全部家當餬口。由於難民越來越多，「鬼市」也由白天開張變為全天開張，它是一個藏污納垢的地方，坑蒙拐騙、買贓銷贓的戲碼在這裡不斷上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災民的燃眉之急。

　　300萬河南災民湧入陝西，豫劇也隨之傳入。1942年前後，「豫劇皇后」常香玉曾在西安生活、演出。除了設立「難民營」幫助災民，常香玉還經常義演，為災民募捐。寶雞市志也記載了常香玉對河南災民的救助：設立「難民營」供河南災民居住，購糧捨粥，讓災民孩子免費讀書。寶雞的演出生涯，奠定了常香玉「豫劇皇后」的基礎，被稱為「河南梆子」的豫劇，從此在八百里秦川傳播開來。

　　石耘說，300萬河南人「闖西關」進入陝西，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自發移民過程。至今，很多河南人的親戚都在陝西，河南、陝西人的關係還比較親密。雖然當時西部有大量土地，但人口卻很少，當時整個陝西人口也不過1000萬人。這次大移民促進了西部土地開發，把東部成熟的農業技術帶到了西部。「河南、陝西人一家親的關係，是融入在血液中的，這背後，是一段沉重的民族災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