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政府實行強制剪辮法令。圖為革命軍在街頭強行剪辮
清廷以強迫男人留辮，彰顯其專制淫威；辛亥革命則反其道而用之，以“辮子”激發民眾的反清意識，將反清革命推向高潮，清王朝在轟轟烈烈的剪辮子運動中壽終正寢。辮子是清朝的象徵；剪掉辮子則是辛亥革命勝利的一個重要標誌。一條辮子，注入了複雜的政治變數和特定的文化內涵，頗有考究的韻味。
剪辮與革命
20世紀初年，伴隨著反清革命的高漲，出現了批判辮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厭惡地把辮子稱作“煩惱絲”。許多報刊都以辮子為題，揭露清政府的殘暴和喪失人性。鄒容在《革命軍》中把辮子列為反清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斥責清廷強迫男人留辮子是“固我皇漢人種，為牛為馬，為奴為隸”。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將辮子納入反清革命，辮子的去留成了是否革命的標誌。激進的革命黨人為表示獻身革命的決心，首先剪掉辮子，同時以剪辮相號召，呼籲投入革命。
1879年孫中山在檀香山讀書時就有不少人以辮子戲弄和欺負他，他異常苦悶和憤怒。後來有人勸他剪掉辮子，他卻理智地解釋道：“我們為剪辮的最後目的，應該大家聯合起來，等到全體的中國人都可剪辮子時，才把辮剪掉。若是一個一個地把髮辮剪下，是不相宜的。”這是孫中山第一次以辮子相號召，鼓吹團結大多數民眾奮起反清。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由於“興中會”已經建立，反清的大旗已高高舉起，所以孫中山在11月20日由日本橫濱前往檀香山時，就在華僑馮鏡如的文經書院剪掉了辮子，以示決心把反清革命進行到底。
1902年，17歲的鄒容從四川來到了上海，為表示反清的決心，痛快剪掉辮子，乘船赴日留學。一到日本，鄒容就投入方興未艾的革命洪流，誓與一切邪惡勢力作鬥爭。陸軍學生監督姚文甫行為不軌，發生姦情，他聯合張繼、王孝鎮、陳獨秀等人在晚上掌燈時分，闖入姚的住處，乘姚不備由張繼抱腰，鄒容按頭，陳獨秀揮剪，剪其辮子。一來抒發“割發代首之恨”，二則揭示剪辮的正義性，號召留學生革命反清。在鄒容眼裡，“區區一辮發”事小，關係“種族存亡”事大。在鄒容等人的大力推進下，1903年拒俄運動的高潮中，黃興、陳天華、蔡元培、吳玉章、張繼、陳獨秀、秦毓鎏、許壽裳、韓強士等人都剪掉了辮子，發誓與清朝一刀兩斷，革命到底。
1902年魯迅赴日留學後，深深為鄒容等革命黨人的反清活動所感染，對辮子“深惡痛絕”，1903年他毅然決然剪掉了辮子。但一旦回國探親，還得做一條假辮子矇混過關。所以，清末做假辮子生意興旺，頗能賺錢。魯迅後來回憶道：“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留給客店裡的一位使女作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做假辮子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留學生都知道。他也做得真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人知道你原來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子，也不行；人堆裡要防擠掉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來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索性不裝了。”
這段回憶清晰地透露出三點信息：1.假辮生意興隆，反證了剪辮的人很多；2.在人們心目當中，留學生幾乎都剪了辮子；3.魯迅戴了一個月的假辮居然敢於去掉，說明基層社會對剪辮的控制很弱，剪辮有成風之可能。
新軍與新式學堂中的剪辮風
新軍雖然是清政府控制最嚴的部分，但由於受革命思想的感染，到1910年前後，也時有剪辮事件發生，尤其在新式軍事學堂，屢見不鮮。
1910年，山西陸軍學堂的學生集體剪辮，頗具氣勢。劉精三記云：“九月間，我們聯繫進步同學24人剪了辮子，一時風起雲湧，剪辮運動形成高潮。到了冬季，200名同學，除少數旗人外，剪辮子的達到170餘人之多。省城大專學生說：”陸軍學堂變成了寺院，學生當了和尚，但也有帶髮修行的‘。“
1911年春天，武昌軍事學堂新軍學生也紛紛剪辮。陸軍第三中學開始有200多人集體剪掉了辮子，遭到校方嚴厲斥責。但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反抗，短短十幾天，又有200多人剪辮。總共500多人的學校，400多人剪掉了辮子，校方長官也奈何不得，因為法不責眾。在新軍學生剪辮風的影響下，一些較開明的新軍軍官也開始支持。“湖北陸軍四十一標二營學兵李佐清，以髮辮一物於操作上大有妨礙，日前毅然剪辮。”黎元洪知道後，不但不予指責，反而讚揚李佐清說：“我國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激刺，於剪髮一事幾乎風靡一時。余本欲先行雉去，以為軍界同人倡，因明詔未頒，故爾中止。今爾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訕笑，導文化之先機，匪惟社會所歡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和新軍軍事學堂相比，地方新式學堂的剪辮風則更強勁。1905年，為了抗議日本歧視中國人的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許多留日生憤而歸國。從培養新型人才的願望出發，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公學。蔡元培西裝革履，不留辮子，學生也大都剪辮，儼然一個沒有髮辮的“獨立王國”。很多人對他們投以驚異的目光，官吏和警察怒目而視，也毫無辦法。
1910年，浙江的師範學堂和紹興中學的學生突然都將辮子剪了。當道下令“蓄髮”，但無人理睬，為息事寧人，只好不了了之。1911年暑假，浙江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又出現了一場剪辮風波。馬敘倫回憶說：“那時求是書院有一位教員叫孫江東，也有革命思想，他偶然在暑假裡出了一個題目，叫《罪辮文》，教學生做。學生裡有史久光、李斐然，都大發議論，斥責清朝。孫江東還嫌他們文章裡‘本朝’兩個字不行，給他們改成‘賊清’。”由此可見，辮子和反清緊密相聯。總之，由於革命思想的傳播，剪辮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民初的剪辮風潮
武昌起義一經發動，順理成章地引發了一場剪辮風潮。但民初的剪辮風潮遠非清朝入關時強迫留辮那樣血腥。而且隨著風潮的過去，留辮與否基本與政治無涉，漸漸還原為民眾自由選擇的風俗習慣。這不能不說是辛亥革命的某種功績和歷史的微弱進步。
1911年10月10日，凡是參加武昌起義的所有將士和民眾，都剪掉了辮子。為了推進剪辮運動，湖北軍政府和各地宣佈反清的新政府還將新軍士兵和學堂學生，組成宣講團，到大街小巷宣講，熱鬧而壯觀。一些城門口和重要的街道口，都有士兵或執勤人員把守，沒有剪辮者，不得通行。並且配有剪辮隊，遇留辮者，即時剪掉。剪辮隊還深入千家萬戶，義務剪辮，有的還到醫院幫病人剪。新政府同時甚至規定，機關工作人員不剪辮，沒收工作證；軍人不剪，不發軍餉；學生不剪辮，不許進學堂。這些規定似乎很嚴，但實際並沒有完全執行。至於學生、官員剪辮，多為自覺，甚至一些清朝的官僚政客，借剪辮矇混過關，欺騙革命黨，撈取權位。
清軍頭目黎元洪被革命黨捉拿後，對剪辮憂心忡忡，反覆鬥爭了3天，權衡利害得失，終覺剪辮有利，才同意剪辮，革命黨人卻誤認為他已投身革命，後來居然做了民國的副總統。善於投機的袁世凱，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佈退位的那天晚上，才剪掉了辮子，孫中山等人即誤判其為革命同志，選他做了民國大總統。
事實上，民初的剪辮運動比較混亂，各類人等剪辮的目的十分複雜。但有一點是清晰的，在絕大多數民眾的心裡，剪辮是一種解放，是一種時髦，常常為之欣喜若狂，彈冠相慶。梁若塵在回憶家鄉廣東豐順縣小山村河姑潭的狀況時寫道：“記得有一天上午，家中供奉的‘財帛皂君’、‘觀世音’、‘天神爺’座前都點燭燒香，那是爸爸剪辮子的日子。辮子剛落下，就有人燃放長串鞭炮，是祝福還是驅邪呢？大概兩者兼而有之。午餐還有肉吃，理髮師還受到爸爸的敬酒”。
但是，辮子畢竟已經留了二百多年，成為一種習以為常的積習，一些人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留戀之情，甚至覺得那是一種美，反對剪辮。有成立“保辮會”、“復古會”相對抗者；有將辮子盤在頭上，蒙上頭巾，假裝已剪辮者；有被剪掉辮子後跳河尋死者。梁啟超的家庭很現代，他的一個廚子在外出買菜時，不小心被剪辮隊剪了辮子，回來後卻痛哭了好幾天。對於這種不識時務的懷舊者，雖然不少地方曾發生過一些強制和偏激的行為，但總體上是說服、教育，較為寬容。
所以，辛亥革命後，留辮者仍揚長過市，見怪不怪。辜鴻銘五四時期在北大當教授時還拖著一根花白的長辮子，出沒校園，自覺美不勝收，吟詩云：“殘雪猶有傲霜枝”。以翻譯西方小說名噪一時的林琴南，不但總是留著一根長辮子，而且揚言他的雙腿不能給皇帝磕頭了，還有何用！常往東陵痛哭。末代皇帝溥儀的辮子一直留到了1921年，也沒有人強迫他剪掉，後來是自己覺得留辮實在不美，主動請人剪了。
種種跡象表明，民國後留辮與否是自由的，開放的，基本沒有再將其“政治化”，強制打壓。包容、自由、平等、博愛，在辮子這個問題上已經有所體現。但是，“辮子政治”中所反映出的中國泛政治的文化傳統及其一元化的你死我活的專制的思維方式，仍然在後來的歷史事變中頑強而曲折地表現出來。（李喜所，南開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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