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孫中山看來，辛亥、癸丑兩次革命之所以失敗，在於「當時之黨未嘗以統一號令、服從黨魁為條件」(《致南洋各埠洪門同志函》)。辛亥、癸丑兩次革命失敗，雖然與同盟會、國民黨的組織渙散、意見紛歧、步驟凌亂有著密切關係，但主要原因卻在於敵強我弱和革命黨戰略失誤。黨員不「服從黨魁」固然不利於「統一號令」，但強制黨員「服從黨魁」就能夠「統一號令」麼?
何況作為黨魁的孫中山，在某些歷史轉折關頭，也並非總是站在正確方面。比如，1912年同盟會停止武裝鬥爭、將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的這種「巨大的政治錯誤」(《復甦聯外交委員齊契林書》)，最後決策者正是「黨魁」孫中山。他對袁氏及其政府「深信不疑」，甚至舉杯高呼「袁大總統萬歲」。
在孫中山看來，同盟會、國民黨之所以不能「統一號令，服從黨魁」，是因為「當時立黨徒眩於自由平等之說」(《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歷史喜歡捉弄人，昔日「自由平等之說」的倡導者，如今卻一變而為黨員「自由平等」權利的剝奪者。
早在1912年孫中山的自由觀就發生了微妙變化，強調「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官吏、軍人不能享有自由平等。官吏「為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軍人的天職是「犧牲個人之自由，個人之平等」，以為「四萬萬同胞謀自由平等，使四萬萬同胞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
及至1914年，孫中山把剝奪自由平等權利的對象，又從官吏、軍人擴大到黨員。黨員既「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則當先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為國民謀自由平等」(《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誠然，遵守國法、軍紀、黨紀，為全國人民爭取自由平等，無疑是官吏、軍人、黨員的天職，但絕不應以此為藉口，剝奪他們在國法、軍紀、黨紀允許的範圍內所應享有的自由平等權利。官吏、軍人和黨員倘若喪失這些自由平等權利，就必將淪為任人指使的馴服工具，泯滅個性和首創精神，還怎麼能夠為全體人民爭取自由平等呢!
在孫中山心目中，他是革命的「唯一(崇高偉大)之領袖」、「革命之導師」、「共和」和「民主」的象徵，黨員若想「再舉革命」，就必須「絕對服從」甚至「盲從」他，「如眾星之拱北辰」，「如江漢之宗東海」(《陳其美致黃興書》)，按照他的指揮棒跳舞。孫中山既把自己神聖化，錯估了自己在革命進程中的歷史定位，又低估了黨員群眾創造歷史的自覺性，企圖把個人權威建立在強制黨員絕對服從甚至盲從之上。殊不知革命固然需要傑出的領袖人物，但領袖人物倘若不信任和依靠黨員群眾，而以貴族態度對待他們，就必將一事無成。
對於孫中山的這種態度和做法，黃興等一批革命元勳進行了堅決抵制。
黃興認為孫中山要求黨員宣誓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並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是不合時宜的，「前者不夠平等，後者跡近侮辱。」(《陳其美致黃興書》)黃興在寫給孫中山和劉承烈的信中，闡明了自己的立場：
弟自抵日以來，外察國勢，內顧黨情，鑒失敗之主因，思方來之艱巨，以為此次乃正義為金錢、權力一時所摧毀，非真正之失敗。試翻中外之歷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義不伸者，是最後之勝利，終歸之吾黨，今吾黨既握有此勝算，若從根本上做去，本吾黨素來所抱之主義發揮而光大之，不為小暴動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駭流俗，披心剖腹，將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盡披露於國民之前，庶吾黨之信用漸次可以恢復。又宜寬宏其量，受壤納流，使異黨之有愛國心者有所歸向。夫然後合吾黨堅毅不拔之士，學識優秀之才，歷百變而不渝者，組織幹部，計畫久遠，分道進行，事有不統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為治，慕袁氏之所為，竊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後，況更以權利相號召者乎?數月來，弟之不能贊成先生者以此。……弟自聞先生組織會時，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願先生反對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義。(《復孫中山書》)
惟興素性迂拙，主義所在，不敢變換手段以苟同。雖以人之如何毀傷，亦不稍為之動。誠如來示所謂「人生以精神貫注而立，大事一線到底而成」，此堪自慰者。至於欲反對自己十餘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義，不惜以權利相號召，效袁氏之所為，雖愛我如兄，興亦不敢從兄之後。(《復劉承烈書》)
黃興斷言二次革命「乃正義為金錢、權力一時所摧毀，非真正之失敗」，國民黨只要總結經驗教訓，發揚光大「素來所抱之主義」，依靠本黨骨幹，團結「異黨之有愛國心者」，「計畫久遠，分道進行」，必將取得最後的勝利。黃興還表示，「主義所在，不敢變換手段以苟同」，堅持「平等自由主義」，反對袁世凱式的專制獨裁。
黃興信奉盧梭的《民約論》，讚賞其關於權威和自由民主的關係的論述。盧梭認為強力並不構成權利，而人們只是對合法的權力才有服從的義務。真正合法的權威只有一種，即建立在人們自由之上的權威。自由意味著民主。民主的制度是惟一可以既建立權威又不喪失自由的制度。黃興所堅持的正是這樣的民主制度，而孫中山卻拋棄了民主原則，企圖在剝奪黨員自由平等權利、實行專制獨裁的基礎之上樹立個人權威，結果不僅侵害了黨員的平等自由權利，導致黨的分裂，而且損害了個人聲譽和革命事業。正如黃興所說：由於「此不妥之章程」，使「吾黨中分裂，於孫先生名譽有礙，黨務亦因而不能統一，於國家前途亦有莫大關係」(《與梅培的談話》)。
由此可見，孫黃關於中華革命黨組黨原則之爭，實質上是修正和堅持他們曾經共同倡導的「平等自由主義」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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