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任江西巡撫劉坤一洩密事件
同治九年(1870)「庚申，劉坤一以漏洩密諭，褫職留任」。劉坤一時任江西巡撫，作為封疆大吏，竟然洩露了皇帝的秘密諭旨，問題很嚴重，處理結果是「褫職留任」，此事被白紙黑字地記錄在《清史稿》中。
《大清穆宗實錄》也記錄了這起事件：同治九年，「吏部奏，江西巡撫劉坤一漏洩密寄，遵旨嚴議。劉坤一應比照例案，於降一級留任例上從嚴加等。議以革職留任。從之」。
上述兩文獻所載劉坤一洩密事件，都是「同治九年」。然而，另一部清朝史料《清史列傳》卷五十九中記載的是同治四年(1865)五月，劉坤一「擢江西巡撫。旋因洩露寄諭，部議革職留任」。對劉坤一的處分，同樣是「革職留任」，但時間相差了五年。
此三史料均非雜史，或許有兩種可能：其一，劉坤一在1865年和1870年各違紀洩密一次，都受到了公開處分;其二，以上三史料所記均為同一事件。但可以肯定的是，劉坤一在擔任江西一把手期間，確實因洩密事件被處分過。
有意思的是，劉坤一在洩密受到處分後，仕途不僅沒有受到影響，反而官運亨通。1875年，劉坤一署任兩江總督，翌年晉為兩廣總督。1880年起，任兩年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與張之洞一起成為後期洋務運動的主導者，並在晚清諸多歷史事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香港和上海報紙洩露軍事機密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日本政府派兵三千進攻台灣。三月二十三日，日軍在琅喬強行登陸，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反擊。
三月二十九日，清廷發出密旨：「日本使臣上年在京換約時並未議及派員前赴台灣生番地方之事，今忽興兵到閩，聲稱借地操兵，心懷叵測……生番地方本系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伺!該處情形如何?必須詳細查看，妥籌佈置，以期有備無患……著派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台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應如何調撥兵弁之處?著會商文煜、李鶴年及提督羅大春等酌量調撥……並著李鴻章、李宗羲隨時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辦。」
這份密諭顯然屬於國家軍事機密。但不到半月，五月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即將全文刊載。此後，「林華書院新報、上海匯報，一系五月二十三日刊發，一系五月二十八日刊發」。而且還刊發了沈葆楨四月十九日的奏折。對此，清政府大為惱火。
上海屬於兩江總督管轄地。六月二十日和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連發兩道諭旨，令兩江總督李宗羲嚴查，並嚴格規定了文件管理辦法：「嗣後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務當益加慎重，不得稍涉疏虞，致干咎戾。並著照該大臣所請，嗣後奉到諭旨及陳奏折片，除抄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應行函寄各處外，其餘均不必抄咨，以昭嚴密。」
九月二十日，兩江總督匯報朝廷：「檢核上海林華書院新報，載有三月二十九日廷寄一道，及閩省擬購鐵甲輪船等事，據刊系由香港華字日報中鈔來。飭據蘇松太道沈秉成查覆，香港華字日報內有台灣消息一條，已載明由福州寄來字樣……此次漏洩並非由於上海，已無疑義。嗣後辦理交涉事宜，自當遵旨格外嚴密，以昭慎重。」
兩江總督李宗羲把「皮球」踢到了福州，洩密事件並非起源於上海，兩江衙門沒有責任。
時任江西巡撫劉坤一洩密事件
同治九年(1870)「庚申，劉坤一以漏洩密諭，褫職留任」。劉坤一時任江西巡撫，作為封疆大吏，竟然洩露了皇帝的秘密諭旨，問題很嚴重，處理結果是「褫職留任」，此事被白紙黑字地記錄在《清史稿》中。
《大清穆宗實錄》也記錄了這起事件：同治九年，「吏部奏，江西巡撫劉坤一漏洩密寄，遵旨嚴議。劉坤一應比照例案，於降一級留任例上從嚴加等。議以革職留任。從之」。
上述兩文獻所載劉坤一洩密事件，都是「同治九年」。然而，另一部清朝史料《清史列傳》卷五十九中記載的是同治四年(1865)五月，劉坤一「擢江西巡撫。旋因洩露寄諭，部議革職留任」。對劉坤一的處分，同樣是「革職留任」，但時間相差了五年。
此三史料均非雜史，或許有兩種可能：其一，劉坤一在1865年和1870年各違紀洩密一次，都受到了公開處分;其二，以上三史料所記均為同一事件。但可以肯定的是，劉坤一在擔任江西一把手期間，確實因洩密事件被處分過。
有意思的是，劉坤一在洩密受到處分後，仕途不僅沒有受到影響，反而官運亨通。1875年，劉坤一署任兩江總督，翌年晉為兩廣總督。1880年起，任兩年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與張之洞一起成為後期洋務運動的主導者，並在晚清諸多歷史事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香港和上海報紙洩露軍事機密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日本政府派兵三千進攻台灣。三月二十三日，日軍在琅喬強行登陸，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反擊。
三月二十九日，清廷發出密旨：「日本使臣上年在京換約時並未議及派員前赴台灣生番地方之事，今忽興兵到閩，聲稱借地操兵，心懷叵測……生番地方本系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伺!該處情形如何?必須詳細查看，妥籌佈置，以期有備無患……著派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台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應如何調撥兵弁之處?著會商文煜、李鶴年及提督羅大春等酌量調撥……並著李鴻章、李宗羲隨時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辦。」
這份密諭顯然屬於國家軍事機密。但不到半月，五月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即將全文刊載。此後，「林華書院新報、上海匯報，一系五月二十三日刊發，一系五月二十八日刊發」。而且還刊發了沈葆楨四月十九日的奏折。對此，清政府大為惱火。
上海屬於兩江總督管轄地。六月二十日和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連發兩道諭旨，令兩江總督李宗羲嚴查，並嚴格規定了文件管理辦法：「嗣後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務當益加慎重，不得稍涉疏虞，致干咎戾。並著照該大臣所請，嗣後奉到諭旨及陳奏折片，除抄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應行函寄各處外，其餘均不必抄咨，以昭嚴密。」
九月二十日，兩江總督匯報朝廷：「檢核上海林華書院新報，載有三月二十九日廷寄一道，及閩省擬購鐵甲輪船等事，據刊系由香港華字日報中鈔來。飭據蘇松太道沈秉成查覆，香港華字日報內有台灣消息一條，已載明由福州寄來字樣……此次漏洩並非由於上海，已無疑義。嗣後辦理交涉事宜，自當遵旨格外嚴密，以昭慎重。」
兩江總督李宗羲把「皮球」踢到了福州，洩密事件並非起源於上海，兩江衙門沒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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