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台詩案變化原因：首先，生活環境的改變是蘇軾作品發生變化的客觀原因。烏台詩案之後，蘇東坡謫居黃州，遠離官場。在黃州，他在給好友章淳的信中寫道：「現寓僧捨，布衣蔬飲，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廩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擾。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余杜門不出，閒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我們可以看到在表層意義上蘇軾是謫居黃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謫居與其他人又不一樣。他「寓僧捨」、「隨僧餐」、「惟佛經以遣日」。這說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漸趨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烏台詩案使蘇軾對儒家的仕宦思想產生深深的懷疑，在仕途失意之時，自然傾向於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國寺記》裡寫道：「余二月至黃捨。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現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面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謝。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污自落；表裡核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歸誠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這說明，他的內心已經開始疏遠儒家思想，而日漸趨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蘇軾棄儒從道，但是實際上，儒學的觀念已經深深地扎根其內心之中了，而蘇軾又將佛道的出世與儒家傳統思想中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和於宋代「修己治人」統一起來，故其作品談禪說理、懷古感今，無所不包。在黃州時，蘇軾逍遙遊世：「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唸唸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時，他超然淡泊：「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復爾耳」在儋州，寵辱不驚、履險如夷、臨危若素：「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捲起楊花似雪花。」

　　蘇軾一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宦海沉浮，兩遭流放。烏台詩案對於蘇軾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個低潮，但卻是其文學創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這種仕途的不得意和現實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將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於佛法禪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義上成就了東坡式「自在灑脫、空靈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