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韋太后是宋高宗趙構的生母，靖康年間當了金兵的俘虜，作為戰利品押到北方，充當了金人的慰安婦，還給趙構生了兩個同母異父的兄弟。後來趙構在南方建立南宋，金人為了羞辱他，還特地編寫了韋太后的「穢書」就是黃色小說在中原流布。

　　為迎回了自己的生母韋氏，高宗快速完成「紹興和議」全部手續：重劃宋、金兩國的邊界，宋奉表稱臣於金，金冊宋主為皇帝。每逢金主生日及元旦，宋均須遣使稱賀，宋每年向金國繳納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韋氏返回南宋後，被宋高宗封為太后。

　　靖康之役作為金朝的俘虜，被押解至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洗衣院充作奴婢，被迫嫁給了蓋天大王為妾，並且生了二個孩子。蓋天大王賽裡本名叫完顏宗賢，與海陵王同為丞相。

　　辛棄疾《竊憤續錄》記載：紹興年間，宋欽宗被拘押在上京一寺中，一天，他偶然「在牆壁的縫隙中，看見遠去的韋妃和一個金國的官長一起走，身旁還有一個奴婢抱著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大人、小孩都穿著胡服，孩子喊韋妃為阿母，於是宋欽宗知道韋妃已成為蓋天大王的老婆了」。這則記載並非空穴來風，胡亂編造虛構，只因趙構當了皇帝，堂堂天子之母曾經失身再嫁，未免貽笑天下，因此官史、私史都諱莫如深。

韋太后曾在金國生子

　　金人可恭的《宋俘記》就記載韋氏曾入「洗衣院」。所謂「洗衣院」其實就是變相的妓院，北宋的帝姬、王妃、皇妃都曾受到金人的凌辱。而且據《靖康稗史》記載：金朝官方出了一個告示，說：「允許宮奴趙構的母親韋氏、妻子邢氏和姜氏從良。並且金人還說，韋氏已經再嫁給金國的首領。

　　徽宗之女柔福帝姬亦嫁蓋天大王，與韋太后同事一夫，後乘隙逃回南宋，韋太后返朝後，馬上指證這柔福帝姬是假冒。母命難違，經過主審官嚴刑逼供和捏造，把「真情」上稟：此柔福帝姬乃開封女尼李靜善，因相貌酷似，便假冒帝姬。

　　很快，從北方逃回的一個名叫李楑的宦者又稱自己在五國城見過柔福，說她嫁給一名叫徐還的金軍將領後不久就死掉。人證物證如此，可憐的柔福帝姬便被高宗趙構下令處決。

　　高宗趙構的母親韋氏與柔福帝姬在「洗衣院」難免會赤身裸體在多種場合經受非人的蹂躪。由於柔福帝姬不是重要的男性帝室人員，很容易逃出，後被南宋的蘄州地區將官送回行在(杭州)。

　　韋氏又過數年，方才為其子宋高宗花大價錢贖回，當上了太后，韋氏自然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在五國城難以啟齒的娼妓生涯，殺人滅口是理所當然的事。

　　靖康之恥：宋高宗生母遭金人擄掠生子

　　嫁給完顏宗賢期間，韋氏生有一子(一說二子)。韋氏在金國生活了十六年，其遭遇不可能不外傳。為了掩飾宮廷醜聞，宋高宗便在韋氏的年齡上做文章，將其虛增十歲。

　　靖康二年(1127)春，金人攻破汴京，俘虜徽欽二帝，北宋滅亡。破巢之下，焉有完卵？接下來，便是一場對漢人、漢文化的摧殘和洗劫。除了瘋狂搶掠金銀，野蠻的金人還大肆搜捕帝后、帝妃、王后、王妃、帝姬、郡主以及大臣妻妾子女，並「依照去目，逐名補送，目詳封號，以免混淆」(《開封府狀》)，將所有被俘人員的姓名、年齡、戶口、職官、封號詳細登記，分類造冊，然後分批押赴北地，宋高宗趙構的生母韋氏也在其中。

　　關於韋氏被俘時的年齡，《開封府狀》稱當時「喬貴妃四十二歲。……韋賢妃三十八歲。」也就是說，韋氏生於元祐五年(1090)，靖康二年(1127)時只有三十八歲。然而，《宋史·韋賢妃傳》卻稱「紹興……十九年，太后年七十，……二十九年，太后壽登八十，……九月，得疾，……俄崩於慈寧宮，謚曰顯仁。」照此推算，韋氏生於元豐三年(1080)，靖康二年(1127)時已經四十八歲。兩份史料中，韋氏的年齡竟相差了十歲之多。

　　作為北宋亡國的見證，《開封府狀》是當時金元帥府與開封府之間的往來公文，具有政府案牘性質，它所記載的內容也可以在其他史料中得到驗證，其史料價值可與國史等相侔，具有很強的真實性。而作為正史之一，《宋史》是記載兩宋大人物、大事件的官方硬性文獻，在史學界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在韋氏年齡問題上，《開封府狀》和《宋史》孰對孰錯？帶著這份疑惑，筆者查閱了與韋氏有關的兩位后妃的史料，發現了一些蛛絲馬跡。

　　《宋史·喬貴妃傳》載，「喬貴妃，初與高宗母韋妃俱侍鄭皇后，結為姊妹。」史料中提到的鄭皇后，初為向太后的押班侍女(按：領班侍女)，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及即位，遂……賜之。……政和元年，立為皇后」(《宋史·鄭皇后傳》)。從以上史料中，筆者發現兩處疑點：其一，鄭氏擔任押班侍女期間，不應該有自己的侍女；其二，鄭氏嫁給宋徽宗時，韋氏已經二十一歲，這麼大的年齡沒有嫁人卻被選入宮當侍女，於理不通。

　　此外，《宋史·韋賢妃傳》還稱，「紹興……十二年，……太后年已六十」，這與同一傳記中「十九年，太后年七十，……二十九年，太后壽登八十」的記載前後明顯矛盾。可見，在韋氏的年齡問題上，《宋史》有所藏掖；或者乾脆說，宋高宗故意把生母年齡虛增了十歲。《宋史》欲蓋彌彰，恰恰反襯《開封府狀》記載韋氏被俘時三十八歲並非杜撰。那麼，宋高宗為何要刻意掩蓋生母的真實年齡呢？個中緣由，還應該從「靖康之難」說起。

　　韋氏被俘後，與成千上萬的北宋男女受盡了折磨和蹂躪。對於男人來說，被毆打，被殺戮，咬咬牙，閉閉眼，也就過去了；而對於女人來說，面臨的卻是禽獸般的姦淫和侮辱。《燕人麈》載，「天會時掠致宋國男、婦不下二十萬，……婦女分入大家，不顧名節，猶有生理；分給謀克以下，十人九娼，名節既喪，身命亦亡。鄰居鐵工，以八金買倡婦，實為親王女孫、相國侄婦、進士夫人。」一般女俘如此境遇，皇帝後妃的屈辱遭遇可想而知。

　　三十八歲的女人只要保養得當，韻味依然十足；而對於在後宮養尊處優的韋氏來說，這個年齡必定風情萬種，何況她能成為宋徽宗的女人，貌美指數自然不低。韋氏被俘後，「二起北行，入洗衣院」(《宋俘記》)。洗衣院字面上像是洗衣機構，但從與韋氏一同被遣送到洗衣院的朱、趙二女子次日「並蒙幸御」(《青宮譯語》)來看，洗衣院實際上是金國貴族淫樂的場所，類似妓院。韋氏在洗衣院，不可能冰操獨守。

　　天會八年(1130)六月，金太宗下令將「宮奴趙(構)母韋氏、妻邢氏、姜氏凡十九人，並抬為良家子(按：妓女從良)」(《呻吟語》)。從洗衣院出來後，韋氏嫁給金國蓋天大王完顏宗賢為妾。關於韋氏改嫁一事，辛棄疾《竊憤錄》記載，「良久，屏後呼一人出，帝(按：宋欽宗)視之，乃韋妃也。太上(按：宋徽宗)俯首，韋妃亦俯首，不敢視。良久，蓋天大王命左右賜酒二帝及太后，曰：『吾看此個婦面。』蓋韋妃為彼妻也。」

　　《宋代十八朝艷史演義》也講述了韋氏改嫁：「一日，……郎主遂大怒，就將後賜死於外羅院，累及趙後族屬為燕京官妻的十餘人，一併賜死，……韋夫人險乎也被株連賜死，虧得蓋天大王愛護，向郎主力爭說：『廢後趙氏，吾妻韋氏，並非族屬，何得連坐？……緣何概不追究，偏偏罪及韋氏？……臣弟不敢聞命，務請收回成命。』郎主不得已，就把牌使召回。」演義這東西，七實三虛，完顏宗賢稱韋氏為「吾妻」，決非空穴來風。

　　嫁給完顏宗賢期間，韋氏生有一子(一說二子)。為此，金太宗還曾兩次「獎勵」宋徽宗和宋高宗。天會八年(1130)七月，金太宗詔曰：「(韋氏邢氏)用邀寵注，比並有身(按：懷孕)，叛奴趙(佶)，曲加蔭庇，免為庶人」；天會九年(1131)四月，金太宗詔曰：「(韋氏邢氏)本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各舉男子(按：生子)一人。眷念產孕之勞，宜酬衽席之費，可各賜白金十錠。趙(佶)趙(構)讓美不居，推恩錫類，可並賜時衣各兩襲。」

　　此外，托名辛棄疾所著《竊憤續錄》記載，「或日，有單馬若貴家人，寺僧令監者與阿計替入室，反鎖其門而去。且曰：『蓋天大王並韋夫人來此作齋。』移時，帝(按：宋欽宗)於壁隙中遙見韋妃同一官長潛行，從傍有一人抱三四歲小兒，皆胡服，每呼韋妃為阿母，於是帝知韋妃已為蓋天大王妻也。」觀此情形，這個「三四歲小兒」應為韋氏所生。這個兒子是不是韋氏所生另一子，筆者不敢斷言，但韋氏曾為完顏宗賢生子，是毋庸置疑的。

　　韋氏在金國生活了十六年，其遭遇不可能不外傳。為了掩飾宮廷醜聞，宋高宗便在韋氏的年齡上做文章，將其虛增十歲，從紹興十年(1140)開始，每逢韋氏「生辰、至、朔，皆遙行賀禮」(《宋史·韋賢妃傳》)，並將典禮載入史冊，依此表明「韋後北狩，年近五十，再嫁虜酋，寧有此理？虜酋捨少年帝姬，取五旬老婦，亦寧出此」，強調韋氏早已失去了生育能力，改嫁、生子的有關傳聞不過是金人「編造穢書，以辱宋康」(《呻吟語》)而已，不足為信。

　　為了讓韋氏被俘時已經「四十八歲」既成事實，宋高宗還把韋氏與喬貴妃的「姊妹」關係換了個，讓韋氏當了比自己年長四歲的喬貴妃的姐姐，「二帝北遷，貴妃與韋氏俱。至是，韋妃將還，貴妃以金五十兩贈高居安，曰：『薄物不足為禮，願好護送姊還江南。』復舉酒酌韋氏曰：『姊善重保護，歸即為皇太后；妹無還期，終死於朔漠矣！』遂大慟以別」(《宋史·喬貴妃傳》)。同時，虛構了韋氏曾為鄭皇后的侍女，以進一步掩蓋韋氏的真實年齡。

　　隨著宋高宗議和路線的確定，紹興十二年(1142)八月，韋氏帶著宋徽宗的梓宮回到江南。歸國後，韋氏非但沒有提及自己在金國的遭遇，反而叮囑宋高宗「兩宮給使，宜令通用；不然，則有彼我之分，而佞人間言易以入也」(《宋史·韋賢妃傳》)，意思是說，我們母子之間要多聯繫，多通氣，不然，小人會惡語中傷，從中離間。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韋氏這番話很奇怪，如同「此地無銀三百兩」，這也恰恰印證了她心裡有鬼。

　　為了掩蓋真相，宋高宗還害死了同父異母的妹妹柔福帝姬。北宋滅亡後，柔福與韋氏一起入洗衣院，後「歸蓋天大王賽裡，名完顏宗賢」(《呻吟語》)，說明柔福與韋氏一起當過妓女，還曾一度同侍一夫。後來，柔福伺機逃回南宋，經宋高宗及宮內老人辨認，確認無疑。然而，韋氏歸國後卻稱「柔福死沙漠久矣」(《鶴林玉露》)，將其活活打死。對此，《隨園隨筆》也稱「柔福實為公主，韋太后惡其言在虜事，故誅之」，以殺人滅口，死無對證。

　　同時，凡是瞭解韋氏底細的人，大都沒有好果子吃。如，身陷金國十五載的洪浩歸國後，被宋高宗稱讚為「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的忠烈之臣，後來卻成了一個「造為不根之言，簧鼓眾聽，幾以動搖國是」(《系年要錄》)的罪臣，被流放嶺南，兩個助手張邵、朱弁也遭殃。再如，跟隨韋氏歸來的官員白諤，也因「有燮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廿二史劄記》)；作為「報謝使」赴金與完顏宗賢有過接觸的王次翁，也被鉗制口舌。

　　此外，宋高宗還下詔「禁私作野史，許人告」(《宋史·秦檜傳》)，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大規模的野史之禁，嚴禁士大夫私自修史，提倡官員相互舉報，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防止韋氏在金國的醜聞被洩露和傳播，用高壓措施保全韋氏的名聲，保住自己的顏面。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面對辱母之仇，喪國之恨，宋高宗不致力於收復失地、直搗黃龍，而是關起門來耍威風、飾太平，無不反映了他的昏庸和軟弱。有仇不報，有苦說不出，而是煞有其事地為受辱的生母改年齡，混淆視聽，掩耳盜鈴，正是宋高宗缺少民族氣節、一貫屈膝投降的真實寫照。